浅谈传播媒介对中国当代艺术史书写语言的影响

段彦彦

“符号化的思维与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①我们发明了文字记载文明历史，谈话交流传递信息，语言符号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巴别塔的修建，还是我们日常的交流，没有共同的可理解的语言符码，一切均将成为空谈。随着媒体的泛化，视觉文化的滥觞，我们的语言符号也在悄然改变。人们在不自觉中深受影响，艺术史的书写也不例外。不论是从择选的内容、书写的语言范式还是交流的平台等，均会受到媒介的影响。正如尼古拉斯·卢曼所言：“文学的存在基础必须是传播媒体，文学文本的存在必须依靠物质手段和技术手段，其传播与接受也只能通过技术手段的中介来实现，因此，文学的历史从一开始便可视为一部媒介史。”②

一、传播媒介变化对语言的影响

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的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每种媒介的使用都会改变人的感觉平衡状态，产生不同的心理作用，改变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反应方式。在印刷文明的纸媒时代，如何在有限的页面中准确明晰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常常是人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这种凿字炼句的锻炼，不仅提高了文字的使用率以及文字的张力，而且在不知不觉间培养了人们的理性思维以及逻辑抽象思维。

因为文字的阅读与理解的过程是一个推论与对话的过程，可在此过程中，读者的反应往往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于是，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受“文”的线性的、分析结构的影响，具有某种内容：一种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这种文明，根据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的谈话模式，又影响着人们说话的方式，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会讨论，而且他说的话往往变成论文。”到1858年，照片和电报的发明结束了理性王国的时代。19世纪90年代，语境遭到了彻底的摧毁，首先是因为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来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③报刊、书籍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版式设计与标题，这决定了读者是否阅读，毕竟我们这个时代可选择的事物还是很多的。如果没有吸引人的图版与抓人眼球的题标，便鲜有问津者。图片较文字更直观，比文字来得更迅速、真实，更有说服力，可以给读者带来感官上的刺激与满足。

随着电视网络以及新媒体的发展，我们走向了视觉图像时代，文字变成了图像的注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不过视觉化的观看虽然可以满足人们的感官需求，却往往使人浅尝辄止，不能做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从而导致具象思维的发达而抽象思维滞后。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人们只需辨识，而文字则需要理解。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照片具有能脱离现实的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发现，在视觉图像时代，人们对于文字的漠视与轻佻，致使其使用文字的能力下降。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谐音标识，经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在人们的脑海当中得到强化，正确的字体反而不认识了。文字的误读错用屡见不鲜，更遑论文章的句式标点的运用。于是，我们开始变成“文盲”，虽然学历在提高，而基础的文化素养却在减退。由于电脑的智能模式与储备交流功能，人们也不再关注那些史实的记忆，大脑不必再去强化记忆，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无视基本功的锻炼与积累，思维上产生惰性，文化开始变得浅显与通俗。文字也变成散乱的象征式的记号符码，开始稚化与无序。

二、中国当代艺术语言的现状及其走向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生产出来的影像开始遍布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大多数形象散布在广告、电视、电影等领域，传统的艺术品被新兴的图像技术大量复制、模仿、篡改和戏仿，文化身份的表达不仅仅交由传统艺术来掌管，艺术史的研究也由“高雅”或者“精英”转向了遍布日常生活中的图像。电视网络造就了娱乐文明，将所有的一切都变成娱乐式的存在，语言也不例外。娱乐文化的盛行文字改变了语言文字原初的意味，被化了妆上了色，开始粉墨登场。随着微时代的到来，我们这个时代终于变成了一个集体卖萌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不管是总统的选举还是运动会上的表情包，娱乐成为人们更加易于接受的方式与内容。

由于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大，人们更加倾向于不费脑子能够莞尔一笑的消遣。专业性、学术性的文章与书籍被束之高阁，成为被人膜拜的圣物。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同时也为了销售量，我们的读物开始“卖萌”。严肃的题材被娱乐式的言语包装得更加有趣易读。艺术史的书写也变得“接地气”，趋向童趣化、简易化与娱乐化。

此外，艺术史书写语言出现逻辑上的混乱与缺失。有学者认为，一个民族逻辑学的进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待语言的态度。现代语言学家认为，逻辑是语言的深层结构，语法是语言的表层结构。④西方人一直追求的语言模式是一种精确的写实主义式的科学，而中国人民则往往力求言外之意，韵外之致。中国的文字具有更多的留白、想象与思考的空间，人们不仅是用智力去认知事物，更重要的是用感官去逼视。但是，随着西方文明的涌入，国人为了汲取其中的营养，大量地翻译国外著作，并从小培养孩子的英语能力，我们常常需要在不同的思维逻辑与语汇间切换，不自觉间开启了西方式的中国语汇模式。

现代语言学家与哲学家认为，一个民族的语言与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是一同发展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必然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反映了这个民族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方式。⑤“言语不是服务于一个外在目的的一种手段，言语本身就有自己的使用规则，自己的精神，自己的世界观，正如一种行为有时带着一个人的全部真实性。”⑥伯克利加州大学巴克桑德尔（Michael Baxandall）教授说过：“我向来钦慕中国，尤其是钦慕她的书法传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明显的原因便是：这个传统赋予了中国文化一种深刻的特质，我愿称之为一种介于人人都具备的言语与视觉文化之间的‘中介语汇’（middleterm）。甚至通过译文，我们西方艺术史家依然能够体会到古典艺术批评缜密细腻、平稳连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中介语汇’的存在。”⑦而“中国当前的危险是通过因特网引进了西方的拼音文化，这是与中国传统的文字完全不同的。它会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变化。媒介的作用比意识形态作用的范围大，中国的文字接近绘画、音乐、雕塑，而拼音文化把这种形象切碎了，成为一块一块的”。⑧“的”式的语言修辞与西式倒装句式，使我们的语句开始不顺起来，逻辑也出现了混乱。简化后的文字也改变了我们的艺术史书写状态。经过简化后的汉字，词汇相对简单易识，却在使用和理解上带来些许问题，如误读、阐释不清等。曾经一句话可以说清的事情，如今写成了一本书，而这一本书或许也未必能将它的意思说明了。加上网络打破了传统纸质媒介的线性思维，理论性思考被印象打破。网络页面的超级链接使人们的注意力被分散，导致阅览的无序化和平面化，以至于我们的知识系统碎片化与无序化，做深入的研究变得困难。

此外，人们审美的日新月异，传播媒介强大的效能，致使艺术史书写语言走向了模棱两可的模糊化状态。拉斯韦尔说过：“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身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我们提供了各种网络平台，可供我们表达“畅所欲言”。但同时，也使我们不敢言说了。因为稍有“不合时宜”，便是各种攻击与辱骂，于是便成为“名人”。就这样，可直接表明自己观点的词汇开始退化，语言逐渐走向了模棱两可的含糊状态。此外，多媒体功能容易分散人们对于书作的品味与解读。在光效媒介之下，作品“灵韵”已然消解，屏幕上的影像代替了人们对于原作的欣赏，人们的审美鉴赏能力减退。加上网络时代的高速运转，促使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赶进度，于是人心浮躁，学问日益敷衍。当下的艺术批评，由于作者对作品缺少细致、具体的陈述，大部分的批评语言都无法切近作品以及现象。艺术史家也无时间与心境对艺术做比较深的体悟，多在以图证史，审美经验的积累以及审美标准的建立均处于无力状态。

结语

视觉文化将语言符号抽象的理性探索变成直接的感性快感，导致具象思维发达而抽象思维滞后。文化通过媒介展现其魅力，而在媒介影响下的语言也可同时深化此种现象，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状态。正如波兹曼所言：“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⑨如今，我们已成为高学历的“文盲”，不识字，不会写，离开电脑网络便不知言说什么，而依赖的电脑网络让我们的学术变成了千篇一面的浩大场面。电脑网络解放了我们的大脑，致使我们自身脑存储成为空白。我们每天都可以接触、接受很多信息，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可是知道与懂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时代太快了，来不及思考，遑论研究。如今，语言文字的衰落就是给我们以警醒。文字学是理解基本语义的最低限度的语言研究，从汉代开始文字学一直被归入小学，其含义，便是把它作为阅读前的准备阶段。视觉时代的我们连字都不识怎么可能说好话，做好研究呢？

注释：

①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②李中华：《传播媒介的演进与雅俗文学的变动》，《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7年9月第7卷第3期，第117页。

③参见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1页。

④邱振中：《书法的形态与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⑤参见Adam Schaff：《语义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6-347页。

⑥梅洛·庞蒂，《符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3—94页。

⑦巴克桑德尔：《意图的模式》，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

⑧郭镇之：《关丁麦克卢汉的思想——与埃里克·麦克卢汉博士的一次访谈》，《现代传播》，1999年第4期，第104页。

⑨同③，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