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江南士、商阶层造物设计互动研究

高云澄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上海 200444)

一、观念转变

嘉靖以后，士绅及其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发生变化，对此，时人也多有论述，如张居正指出商业兴盛对经济发展的益处：“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1](P99)曾历嘉﹑隆﹑万三朝的海瑞从地方管理者的角度，认为士﹑农﹑工﹑商唯有各司其职，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运行：“今之为民者五，曰士、农、工、商、军。士以明道，军以卫国，农以生九谷，工以利器用，商贾通焉而资于天下。身不居一于此，谓之游惰之民。游惰之民，君子之所不齿也。世咸以异端游手目之，而不知儒生贵族特甚。”[2](P488)商人投机取巧的负面形象转为勤劳勤恳，而游手好闲的懒惰之辈，即使名门贵族之后也让人不齿。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王阳明，他明确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3](P940-941)基于作者广泛的影响，其论既出，可谓石破天惊，并迅速蔓延和扩散至社会诸阶层。彼时对工﹑商等阶层认识和评骘较前期显得更客观，更包容，对其功用也予以了合乎情理的论述，比如钱塘(今杭州)张瀚的认知。①(明)张瀚.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77-78 卷 4《百工纪》“百工之事，固不可废也。国有沃野之饶，而不足于食，器械不备已；国有山海之货，而不足于财，工作不备已……非百工为之呈能而献技，则虽养生奉终之具，亦无所资……致远穷深，所以来百工而足财用也。故曰四方之货，待虞而出，待商而通，待工而成，岂能废哉！然圣王御世，不珍异物，不贵难得之货，恐百工炫奇而贾智，以趋于淫，作无益而害有益，弃本业而趋末务，非所以风也……是以善为国者，令有无相济，农末适均，则百工之事，皆足为农资，而不为农病。顾低昂轻重之权，在人主操之尔。”

在激荡的思潮中，不同理想﹑治身﹑观念在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中相摩相荡，在弘毅和怡性的调和中，从事商业的士人日益增多，闻风而动者首推江南地区，所谓“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4](P791)云云，不啻为现实的实录剪影。商贾群体也有意在文化生活方式与行为举止上向士夫靠拢……如此，士、商的身份趋于混沌，阶层也不再泾渭分明。鉴于商贾的“变异”和“儒贾一体”，在具体行动上，部分士夫也在试图改变﹑提升商贾的形象和认知，比如指点讲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三二中记述，“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5](P354)是为一；二是褒扬﹑强调商即交易﹑流通的重要性。万历时人李光缙以司马迁之论为例，“天下无清士，则世风坏。天下无贾人，则世业衰。两者并存于天地间，如日之有月，如风之有雨，或振民行，或治民生，缺一不可。今假令举世之人皆熙熙穰穰，尽为利来往，……贤人君子枵腹而待毙，被服不自通，则世道亦何幸之有？……此太史公通世务之谈，拘儒之所非，而通士之所不弃也。”[6](P840)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万历时乌程(今湖州)人姚舜牧，虽然姚氏将工﹑商仍列于读书﹑务农之后，但是也肯定了工﹑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甚至“终身可免于祸患”，此说不啻从反向上对两者的界定和诠释定志﹑治生与儒生﹑业农已无本质差异。类似上述观点者不在少数，发行量大而广的通俗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也有所反映。以上种种成就了商贾阶层的不断壮大。

二、参与动因

有明一代士夫俸禄低微，收入来源除去常俸，还依仗田产﹑房产等，以及效仿历代名士收徒﹑题铭﹑序跋﹑墓表等等，籍助其影响力获得润笔费。[注]参见(明)叶盛.水东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3。翰林文字润笔“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士夫对“物”有一种嗜好，董其昌以为：“立身以德，养身以艺。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在此也，助我进德成艺，垂之永久，动后人欣慕在此也。”[7](P191)又因时代﹑观念﹑审美不同，中晚明时多有专项典藏的大家，例如上海顾氏，“嘉靖间，外大父石云孙君好古博雅，藏秦汉玉印三十余方﹑铜印七十余方，其钮各异，有龟钮﹑駞钮﹑鼻钮，又有阴阳﹑字母印等。石云于秦汉魏晋六朝篆文，类能辨之。后为上海顾氏购得，复次第购印三千有奇，盖由孙氏始也……俞容字先生有印癖，收藏古印颇多，参考最详……”[8](P192)三是好为人师，这其中包括指点﹑撰文。董氏在《骨董十三说》中指出：“所收藏家，未必有识见。所识见家，未必有斧资。”[9](P175)如此，士绅从良匠﹑材质﹑精工等方面论述器物优劣：“古今好尚不同……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腻，光滑若玉。铜炉称胡四，苏松人有效铸者，皆不能及；扇面称何得之，锡器称赵良壁，一瓶可值千钱，敲之作金石声。……然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千百年后安知不与王吉诸人并传哉！”[10](P731)四是类别，士绅对蕴含古代典仪﹑制度﹑秩序等内隐的器物鼎彝青睐有加。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还就器物等地次序一一排序，以显其不凡识见：“晋唐墨迹第一，五代唐前宋图画第二，隋唐宋古贴第三，苏黄蔡米手迹第四，元人画第五，鲜于、虞、赵手迹第六，南宋马夏绘事第七，国朝沈文诸妙绘第八，祝京兆行草书第九，他名公杂札第十……若仅如俗贾以宣成窑脆薄之品，骤登上价，终是董贤作三公耳。”[11](P512)上述自然是精于书画及藻鉴的李氏之一家言，但也反映了士夫昔时审美习尚和宝重之序。

不过，当时流通﹑交易﹑互换等的古董古物数量有限，因此仿制古代形制﹑制作精良者也颇受士绅的喜爱，高濂就高仿品这样说道：“近日吴中伪造细腰小觚、敞口大觚……金观音弥勒，种种色样，规式可观，自多雅致。若出自徐守素者，精致无让，价与古值相半。其质料之精，摩弄之密，功夫所到，继以岁月，亦非常品忽忽成者。置之高斋，可足清赏。”[12](P246)

商人阶层参与造物设计亦有几方面动因。运作商业资产成功者，可巧妙避税。明初重农抑商，宣德四年(1429年)，松江等县府的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又增加五倍。为此，嘉兴项氏一族并未如吴兴董氏大量购置田亩房产，而是购入古董﹑时玩等可交易﹑升值保值的资产用以避税。[注](明)陈懿典.(崇祯]嘉兴县志(卷22)[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1991：933。“艺文嘉兴县蒋侯新定均田役法碑记”“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乂以田农为拙业，每以质库居积自润，户无多田，用是往时编审不能画一，其田以均三百八十里之数，或以数十亩而充者，困累莫诉，识者忧之，乃援外邑之。”二是效仿士夫。部分商贾旨在极力摆脱商人阶层的“形象”，以雅驯为重，“吴郎生长新安里，羞作新安贾人子。但将十指走乾坤，不拥千金老廛市。少好篆书还好真，三叹古意今沉沦……摹写穷其神，双螭小印润黄玉，雕镂精绝天工均……”[13](P704)即使缺乏鉴赏能力，也先将目所能及的地方以金石图书装点，“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竞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14](P461)。三是好事者。沈春泽在《长物志》序中就说道，好事自命的富贵家与庸奴钝汉，在鉴赏与收藏时的矫揉造作之举，而真文人雅士“相戒不谈风雅”[注]参见(明)文震亨.长物志[M]陈剑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21.。商贾凭借雄厚资本，不计成本购入各类造物，“凡金石古文、名家法帖、手摹指画，务得其真，无所不习。绘事则自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则自宗器以迄玩物，无论百金之价，什袭之珍，无所不购”[15](P1236)。四是巨大商机。商贾转运货物，获取巨大利润，《阅世编》便记载了明末江南交易盛况，“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16](P179)还有时玩的价格攀升，也是商贾购藏﹑牟利的契机之一，正如《万历野获编》所载：“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于古敌。”[17](P653)中晚明江南士、商群体参与造物设计活动的动因既有重叠包括牟利﹑雅好等，也有差异如避税﹑附庸风雅等，但在参与过程中两者权益交融，两者间互动交流频繁，且互动形式多样不一。

三、互动形式

士、商由于其身份﹑职业的特点，合作的形式大约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是转输与买卖。中晚明时各大商帮的行商范围广﹑经营内容包罗万象，如万历时《歙志》记录徽商，“其货无所不在，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注]参见(明)谢陛.歙志[O].万历三十七年(1609)刊本。商人携带奇珍异宝、南北货物直接运输至士夫的宅邸，士夫免去了舟车劳顿之苦，在家中即可鉴赏交易。士绅乐于对商贾携带而来的器物品评，也可凭信用将货品保留在宅中一段时间进行观摩赏玩而无需购买，[注](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校注[M] ．屠友祥，校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393。《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二年一月十四日条：“此画壬子年(四十年)余于武林寓楼借观者累月。……”李日华记载了与古董商的频繁交往。[注](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校注[M] ．屠友祥，校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309。《味水轩日记》闰十一月十六日“余生持赵子昂《秋林听琴图》横卷来鉴定……又沈石田小景……用子久法。又古铜辟邪水滴一，绣花白定香盒一，南唐贡砚一。余生，方樵逸之内侄，以炼墨闻于吴中。作书画估，乃新参尔。”如此，士、商两者在中晚明时期的收藏﹑交易﹑互换﹑流通中起了双向的作用。

第二是交游与雅集。据谢肇淛见闻所记，晚明时士绅喜爱治宅邸以明得志，“余乡一先达，起家乡荐，官至太守，赀累巨万，家居缮治第宅，甲于一郡，材具工匠皆越数百里外致之。”[18](P54)松江何良俊在《何翰林集》卷十二《西园雅会集序》也有相似的表述：“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19](P109)然而，碍于资本与礼制，部分士绅所治宅邸园林远不如巨贾豪华奢靡。在松江，“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穀，其屋庐器用金银文画，其富与王侯埒也。”[20](P69)僭越之风下，时玩古玩都可以在席间见到如“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宦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而荅应官府反称便矣”。[21](P4)苏州商人则将大多数资本用到了奢侈性消费，服饰屋宇，极尽奢华，倍求工巧。[22](P319)东山翁彦升与其子翁庄升两代合力构筑的集贤园有“亭柑水石之胜甲吴下”之美誉，以至成为董其昌、陈继儒等名士流连忘返的佳地。商人购置建造园林，提供了交流雅集的场所。据范金明研究：“明末清初的达士名流如归有光、何良俊、王世贞、陈子龙、夏允彝、顾炎武、归庄、汪朗、徐干学、朱彝尊、钱大听、工鸣盛，以及曾于万历年间任过吴县令的著名文学家、湖北公安人袁宏道等，都曾与洞庭商人诗酒唱和，密切交往”。[23](P160)又有以船为家的商人，这类行商与游览两用的舟船，往往也倾注心血资本建造，也是古玩买卖与交易的文雅场所。

第三是收藏与鉴赏。内廷与巨儒的藏品一旦进入市面流通，时人往往争相购置，“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于是成国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上有‘宝善堂’印记者是也，后朱病亟，渐以饷江陵相，因得进封定襄王，未几张败，又遭籍没入官，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绝，其时值尚廉，迨至今日，不啻十百之矣……”[24](P211)再看项元汴收藏时书写的条目，特意表明藏品的路径﹑渊源，是强调其与鉴藏大家同等的眼光和提升自己的收藏地位，并在藏品背后的明示购得金额，量化其价值。可见经士夫之手流转或是其藏品本身已经代表造物设计的最高水平。

第四是流通与牟利。晚明江南地区设有大量的流动摊位﹑香市等，士夫凭其法眼购选物超所值或中意的物品。一些商贾针对士绅的喜好﹑行迹等专设摊位。据李日华记载：“内臣孙隆于昭庆寺两廊置店肆百余，容僧作市，鬻僧帽、鞋履、蒲团、琉璃数珠之属。而四方异贾亦集，以珍奇玩物悬列待价，谓之摆摊。”[25](P283)其时的士夫多有“阅市”的雅好和兴致，据冯梦桢记，他曾在邵氏古董铺中购得“古玩数事”[注]参见(明)冯梦桢.快雪堂日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190.。李日华的日记中多次提及“阅市”的经历：“(三月)十六日，与虚缘步至试院前阅市，甚少珍异。止见扇三柄，一为侯夷门画，极得子久苍秀法；一为王仲山草书，夭矫雄健林藻、孙虔礼之流；一为项墨林写殷红宝珠茶花一枝……”[26](P225)李氏曾于杭州岳坟旁古董铺中一次性购买“暹罗钟磬”“文螺”“黑髤酒鸱”等多件艺术品。可见，集市的临时性的摊位成为士夫商贾的陈设﹑胪列﹑观赏﹑藻鉴和交易的重要场所，也是士商互动的契机和机遇。

四、影响与作用

商贾的巨额资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造物设计的风向。其资金流动逐渐活跃﹑刺激了商品市场，炫耀性消费随之日炽，衣食住行奢侈之风滥觞，宴请必是“器用鼎彝”﹑“味兼山海”，可供选择的样式让人目不暇接，“几案之变初止用官桌有并春节小副桌也盛席则漆设之，今家有宴几有天然几﹑书桌以及花梨﹑瘿柏﹑铁力﹑榆木为之椅初有太师及栲栳圈折叠之制今制竹木各异其式至有用离奇蟠根为座及榻者。”[27](P167)苏州、金陵引领的衣饰风尚更新换代的传布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四方纷纷效仿而不知其原由。但商贾并非一味建造奢靡器用，更向往并模仿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商人通过主动与士绅交往，得到理论支持。这类行为模式延续至今，在特定的领域仍然存在，例如现今各种形式的“知识付费”。士绅在与商贾的互动过程中一方面保持身份地位，另一方面礼制﹑尊卑等观念也通过资本贯彻实现在“时玩”制器中。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晚明时期江南士、商诸阶层纷纷投身﹑介入﹑参与了造物设计活动中，对造物设计的形式﹑风格演变产生了影响。从表面上来看，由士、商阶层主导，社会各阶层通力合作下的江南造物设计达到了一个新高潮，古物时玩的流通交易﹑消费市场空前繁荣。商贾势力的介入，首先加快了国内外事物﹑时尚器物的流通与交流﹑交易和消费；其次，推动﹑促使器物大量模式化﹑批量化﹑程式化的生产；再次，刺激了士绅阶层对古玩﹑时玩和“物”的再思考与审视，使其“道器观”﹑尊卑观﹑位序观付诸于器物上，如此，造物的个性化持续得以强化。中晚明时江南地区的造物设计的市场需求，以士绅的审美趣味为导向，判定次第和定义价格等的话语权，也仍由士绅阶层掌握着。

图1 杜堇《玩古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2 仇英《清明上河图》 辽宁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