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消解的自我主体

李增杰

(滨州学院艺术学院，山东 滨州 256600)

一、“后现代主义”视阈之中的“主体”命运

多迈尔早已明言：“对主体性的衰落进行反思性沉思，眼下可能不大合适，在一个科学的时代里尤其如此。”[1]“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理论大潮席卷全球的当今时代，现在重提“主体”问题似是一件极不恰切的失策之举。

放眼综览当代中西的各个学科，“主体”已为声名狼藉的“过时”概念，往昔之日荣宠无限的“主体”范畴如今沦为狼狈不堪的落水之狗，时时刻刻被人痛打，以致我们随手翻阅任何一本人文社科专业领域的书刊杂志，其内总会随处充斥对此概念的大加鞭挞。尤其是在“主体间性”(胡塞尔)、“共在”存在(海德格尔)、“交往行为”(哈贝马斯)大力倡导主体之间平等共处的哲学思想流行之后，“主体”自身的现实处境更是日趋岌岌可危。

“后现代主义”的一众学者早已迈出消解“主体”的坚定步伐，严厉清算其中潜藏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理论旨蕴。他们以为，坚固建于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主体”话语作为一个最能代表西方传统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是虚假空洞的“宏大叙事”，早即属于应被解构的范畴之列。至少，福柯已经坚决宣判“主体”之死。在他看来，中古时代的宗教神学使人丧失独立思考的自我心智，令人沦作匍匐在于上帝脚下的卑懦奴婢，与之相反，近代以来高度倡扬主体地位的“主体”革命让人失去清醒冷静的理智判断、虔诚敬畏的谦逊心胸、博爱温情的悲悯情怀，一再助长人类主体摧天坼地的嚣张气焰，使之变成自我私欲不断膨胀的物欲奴隶，从而走向另一极端。换而言之，“‘实体化’的‘主体’所遵循的是一种充满征服与暴力倾向的逻辑，尤其是它对理性主义的迷恋，将把人与世界多样化和异质性的一切都还原和蒸馏为单向度的‘理性’，这使得人和人的世界成为一个失去具体性和丰富性的‘理性的囚笼’。”[2]于是，“反对主体”俨然成为中外学界势不可挡的一股“清流”，一夜之间人人好像全都变为绞杀“主体”的英勇斗士，他们均把果决与其划清界限视作荣耀、又把将其毅然抛却看作潮流、终把将之彻底消灭当作事业。这样，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自古以来奠基其上的“主体”范畴被判“死刑”，似乎永无翻身之日。一时之间，人类社会全面陷入缺失“主体”的集体恐慌。

福柯抛出“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3](P392)的悲观论调，无独有偶，阿尔都塞倔强坚守“无主体的过程”的悲壮观点，自始至终对于“主体”深感不满，拒斥“主体”的理论态度果决强硬。阿氏以为，“主体”本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尤其更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法产物：“如果不借助于主体，也不为了主体，那就没有意识形态。”[4](P24)正是由于阿氏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敌视态度，故此，他才得出“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科学知识中，无主体的过程是绝对的”[5](P25)的偏激结论。尽管如此，但是，我们透过以上这些激进前卫的思想观念仍可发现以下事实：其实，“后现代主义”的各位学者仍在沉思康德提出的“人是什么”的哲学命题，只是他们的致思姿态更为偏执、更为吊轨、更为极端。即使算是力欲灭除人类“主体”的“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诸派，实际亦在极力突显自我思域重新建构的全新“主体”。只要人类依然置身此岸世界生存栖居，那么，神秘莫测的“主体”之谜必将吸引每个时代的“爱智”之人深加探思。

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本质主要在于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接续出现的异化观念、异化现象、异化行为的反思质疑，据此得出的理论观点未必全都有理有据。不过，作为一种“他者”话语，“后现代主义”建立在于激进批判的立场之上提出追问的诸多带有现代色彩的现实问题确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必须重新思索，“后形而上学”的当下社会，“主体”是否应该继续存在？若是，“主体”存在的意义价值究竟为何？若否，原因何在？

应当看到，“主体”概念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也是引发西方社会全面进入近代转型的关键因素，它们发挥的有力推动西方国家积极稳健的近代转向的历史巨力不容忽视。西方世界的近代社会的确立过程同时即是“主体”萌动的崛起过程。“主体”意识不但只是严格意义的“现代”社会的规范来源，而且亦是近代以降“反思哲学”得以确立的基本保障，“主体”地位的牢固筑立对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若对思想的演进历史稍加审视，即可看到，西方学者对于“主体”的“杀伐”行为直观反映欧美学界与西方传统哲学理论的主客分立的思维方法的彻底决裂，整体契合全球范围讨伐“主体”、泯除“同一”、提倡“多元”的学术潮流。与此相较，国内学界反思“主体”的理论思潮所以兴起，大致存在两个方面的深层原因：一个方面，总体响应国外学界批驳否定“人类中心论”“自我中心论”“形而上学主体论”的时代大势；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即已肇始的“主体”之思可被视为业已进入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扶正祛邪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的国内学人深刻反思十年浩劫、主动省察历史发展、真诚呼唤人性观念、热切渴盼人本情怀、诚挚期待人道关怀、由衷向往本真自由的思想努力，并且恰与正在展开的社会变革的历史实践相互呼应。个体自我重被发现、文学创作渐臻高潮、诗学理念倍受尊崇的那个时代的“主体”观念随之变为逐步觉醒的社会民众的思想意识的理论基础。

不管愿意承认与否，一旦论及“主体”范畴，很多学者首先想到西方哲学的认知维度的“认知主体”，并且总是将之作为一切形式的理论思辨的逻辑基点，把它看作主体之人根本区别其他物种的可以运用概念界说、判断推定、命题演绎的抽象思维把握世界的先天能力。盲目推崇主体理性的这种做法一直存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最后终在黑格尔的体系之中获得定型，其论即把现实世界从事实践的具体个体仅仅视为只会借助理性思维从事思辨的“自我意识”。对此问题，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6](P102-103)然而，“认知”之维的“认知主体”不过只是意涵丰富的“主体”范畴的一个维面。除此之外，我们若从不同视角、不同学科、不同向度逐一检视，那么，即可得到“主体”概念的多元义态，比如，实践视阈的“实践主体”、审美视阈的“审美主体”、道德视阈的“道德主体”、历史视阈的“历史主体”、语言视阈的“语言主体”、存在视阈的“存在主体”、理解视阈的“理解主体”、解释视阈的“解释主体”、心理视阈的“心理主体”、经济视阈的“经济主体”，如此等等。如果再从历史生成的理论视角加以审视，那么，即能发现，“主体”本是不断嬗变的哲学范畴，它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内在旨蕴完全不同，人们不应总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思维眼光考辨其意，相反，应当根据特定历史的现实语境具体分析，不要妄图给予它们永恒绝对的不变定义，易而言之，“它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固定不变的本质，它不只是现实的，更是逻辑的、可能的，它永远处于生成变化的过程之中。对于这样的存在，就不能再用非时间、非历史的抽象概括的方法，固执于知识论的思维方式去单纯地追问它是‘什么’，而只能将它置入特定的情境之中予以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把握。”[7](P5)

二、认识主体与存在主体

当代哲学所以消泯“主体”范畴的误区之一是完全混淆“认知”维向的“主体”概念与“存在”维向的“主体”概念。要之，前者确需加以批驳，后者仍应予以保留。

“认知主体”所以产生，主要建于主客对峙的思维架构的前提之下，这种类型的进思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人为主体，物为客体，严格区分作为主体的人类自身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万物，着重强调主体自我对于自然改造利用的优越地位，外在对象客观存在的终极意义是竭力满足人类社会的无穷欲求。一个方面，人类世界为了实现种族更续、社会发展、财富积累，疯狂争夺本来有限的自然资源以为己用；另一方面，日渐枯竭的自然世界无法满足人类主体永无止息的贪婪欲望，故而即以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警告报复人类族群过度开采的征伐之举，这样，最终导致主体之人与客体之物长久处于矛盾冲突的对立之中。“认识主体”的最大失误更多在于过分依赖主客对立的致思模态，总将人类的需求福祉作为衡量宇宙万物有无价值的根本标准，过分强调“功利主义”的生存法则，总是预设建基在于人类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先入为主的思想观念，而且常把丰饶富足的自然资源视为人类的私有财产，对之进行急功近利的价值估价，以期填满口腹之欲的一己之私。凡是超出抽象思维的诠释效力的客观事物，专断自大的理性知解总予排拒。同时，过于显扬理性思辨的逻辑思维同样使得饱满鲜活的社会个体长期身处封闭狭隘的观念系统，彻底丧失朝气蓬勃的生命质感，退化成为远离生活、逃避人生、否性世界的“零余”之人。

与之对应，“存在主体”诗意居于“心”“物”一体、“己”“物”一体、“人”“物”一体的境域之中，从而能与天地万物共为“主体”，是协和共存的完满“主体”、相约相通的具足“主体”、互构融含的圆融“主体”。应该看出，“‘思维主体’乃是更为本源的人的生存方式的派生物，因此，必须把思维主体奠基于本源性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地以“思维主体”遮蔽和抹杀后者。”[8]显而易见，与“认知主体”相比之下，“存在主体”更为具有本体意义、优先价值、本源地位。毕竟，任何个体必须首先“存在”于世(being-in-the-world)，然后才能从事“认知”的思维实践。对于此题，海德格尔深刻指称：“认识在在世这种存在建构中有其存在者层次上的根苗。……认识是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9](P71)

突显强调同为“主体”的和谐关系的这些观点极易使人一再想起胡塞尔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相关思想。“主体间性”首次超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根深蒂固的“主体VS客体”的进思理路，致力倡扬“主体VS主体”的关系模式，极大影响当今世界的哲学思维，同时亦是中西学界深入反思西方古典哲学思想的理论弊端、努力消除理性思维的一元主体、试图借用沟通交流的“对话”方式逐渐取代逻辑思辨的“主体”理性的全球话题。

即便力倡“主体间性”，亦需首先肯认“主体”，因为这是有效推证“主体间性”的先在前提。“主体”范畴充分说明现实之人并非是与草木瓦石可相比拟的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自然之物，相反，他们总是有情有意、知真知善、辨恶辨丑的万物灵长，可与天地鼎足而立跻身“三才”，确实具有比其他生物更为优越的超越之处。物质世界是客观外在的“自在世界”(萨特语)，同时更是经人创构、经人改造、经人实践的“人化”世界、“属人”世界、“价值”世界，对象世界的全部“意义”由人赋予、被人规设、向人开显。假如没有人类主体命名万物，那么，“世界”本身即是一个无理无据的空洞范畴，它的实存的真切与否甚至都是无关紧要的虚无问题。唯将“主体”确立之后，自我“主体”才有可能推己及物、成己成物、己物贯融，并且方能以此为基，将己身之外的其他事物一并看作“存在”主体，进而才能建立构设“主体”之间共生共在的“意义世界”。

除此之外，亦应看到中西思想的“主体”萌生各自面临的迥然相异的理论背景。希腊以降的西方哲学一贯重视独立进行逻辑思辨的理性主体，绵延流传千年之久的这个观念最早即由普罗泰戈拉明确表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10](P54)此后，西方哲学虽然沦为中古时代经院哲学的卑微婢女，从而使得个体自身的明辨是非、体悟生死、沉思存亡的“主体”意识暂时得到贬抑压制，但是，讴歌人性、赞美人情、肯定人欲的文艺复兴的解放运动重新唤起西方文化对于“主体”的肯信膜拜，久已淡出人们视野的理性“主体”再获新生，而且，愈发趋于变本加厉的膨胀扩张。“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语)的哲学命题提出之后，西方哲学崇信肯扬“主体”伟力的虔敬之情达到顶峰。自此以后，“主体”成为近代哲学的核心范畴，据此发端的“主体哲学”(亦可称作“意识哲学”)日渐登上西方思想的历史舞台，极大影响西方社会的近代发展，一直等到“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大行其道，才对这种延亘千年的“主体主义”哲学形态予以清算。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乃是一种“唯理主义”的理论形式，它们倚仗主客分立的思维模式。这样，“人”“物”之间不仅造成主客分裂的矛盾态势，而且形成人类社会支配控制自然世界的“人类中心主义”，“人”进“物”退，“物”进“人”退，“人”“物”互敌，由此导致人与自然的冲突斗争逐日升级。当前世界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能源枯竭的各种危机即是这类“主客二分”、“人类中心”、“主体霸权”的理论观念联手制造的必然恶果。有鉴于此，深刻揭露人类贪欲的“认知主体”确应否定。

当然，通观历史，人类主体的最初形态实即那些能够借助理性思维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并把探知终极真理作为目的的“认知主体”，这是人类彻底摆脱动物世界、实现自我智能发展、统御掌握自然世界的显著表征、关键步骤、必然趋势。重新发现“主体”自我更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篇章，正是因为再次肯信“主体”内部深深蕴藏的“改变世界”(马克思语)的巨大威力，西方世界方才发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思潮、工人运动等深远影响人类世界发展进程的历史事件。不能因为过分强调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的“认知主体”带给当代的负面效应，抹煞它们曾经作出的历史功绩。

三、大力传扬当代中国的主体精神

无论如何，西方文化讨伐“主体”的行为举措并不适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与中国当代学术体系。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思想精神主要是由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家学说共同构成的融合产物，其中，儒学占有最大最多的理论比重。

儒家思想孕育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主架，塑造培植勤劳勇敢、淳朴热情、善良自强的国民品性，催化推进强烈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中华文明的建构完成。直至今日，孔门儒学矢志播扬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思想价值、精神资源、理论财富目前正为四处充斥生态失衡、种族歧视、民族矛盾的人类世界持续提供有益启示，从而倍受全球学者的关注重视。不管怎样，“儒家的士、君子和大丈夫，都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的。儒家所体现的入世的人文精神，比希腊的哲学家、希伯来的先知、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和佛教的僧侣阶层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更符合今天在政府、学术、媒体、企业、职业团体、非政府组织及社会运动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11](101-102)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即需对于儒学在何种层面制约统摄中国古典文化形态的创建显发的关键问题深加追问。无论人们对此论题能够给出多么丰富的不同答案，其中一点不容否认：儒家学派高度重视将“一体之仁”作为价值、将血缘关系作为纽带、将宗族亲缘作为圭臬的伦理学说，紧紧围绕“克己复礼”“杀身成仁”“礼以养欲”的道德训谕积极构筑牢不可破的伦常防线，避免展露肯定赞扬渺小卑微的个体之人的理论倾向。儒学伦理常常要求现实个体为了维护家族民族的整体利益作出牺牲，“重视个人道德的社会作用，相对忽视权力运作系统的复杂性。一切社会活动都首先从个人的道德品性上加以考察，相对忽视社会活动与事件所具有超道德意义的层面。”[12](P34)儒家文化组构成型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自古即有轻视压制独立个体的鲜明个性、合理欲望、正当诉求的内在基因，总是要求生存个体迁就服从独断专横的家国宗族，使得他们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缺乏属于本己的专属话语，只能沦为大肆鼓吹“由义为荣，背义为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理灭欲”的伦理教条的抽象符码。

与之相反，任何国家转型进入近代社会的前提之一恰是个体的自我意识的自觉觉醒，反而论之，只有一个社会之中的广大民众的本真人性切实得以复苏勃发，进而能够主动运用自身理性自主思考，大胆追求原属自己的合法权益，至此方是真正迈入近代大门的应有表征。正因此故，康德才会大胆断言：“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3](P23)

至少，中国国民的自我“主体”不应泯除。由于受到长达千年的极权主义封建社会的压抑贬黜，所以，“主体”力量不是太强，而是太弱。因此之故，“众生喧哗”(巴赫金语)的当今社会，我们尤应积极倡扬能动进取、热切执着、奋发向上的“主体”精神，自觉投身改革创新的历史进程。即便综观全球学界，“主体”亦未完全进入消亡阶段，仍然发挥不同程度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当下社会的人欲横流、物欲充斥、情欲泛滥的芸芸庸众失却自我的浮华时代，重新宣介自立自强、自尊自爱、自信自重的“主体”价值尤为具有不可小觑的现实意义。不管怎样，“我们得以评判一切人类现实行为的最终理想尺度终究还是人性理性的价值尺度。而且我们最多只能是转换价值主体的立场而不是彻底取消价值评判主体，如果我们移情到自然对象世界，把对象世界当成我自身来理解，才使对象世界获得了自身价值和不能不被任意宰割的价值尊严意义。如果彻底取消价值评判主体，亦无所谓公平、平等、平衡与破坏可言。从理论上说，彻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又是一种悖论。”[14](P215)除此之外，亦应承认“主体”意识在近代以降中西社会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曾经起到的极为切要的理论作用，西方世界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与中国社会的洋务运动、救亡图存、西学东渐的历史事件无一不与“主体”观念紧密联系。人们理应继续高举自我“主体”这面大旗，重新恢复“主体”范畴在世俗生活、繁嚣社会、睿智哲思的思想地位。

四、结语

无论如何，“且不说某种特定的主体性是否在消解，至少作为问题的主体性远没有被消解，因此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真正的主体性是人的本性及其实现的理想状态。人们对于主体性的关注也就是对于人本身的关注，是对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关注，这种深切的自我关注不可能轻易地被消解掉。”[15]有鉴于此，我们拟将消泯解构的不过只是片面建于主客对立的基础之上的“认知主体”(典型表征“人类中心”的霸权思想)，而非消灭能与自然、能与社会、能与“他者”和谐共处的“生存”向度的“共在”(海德格尔语)主体。难以想象，抛离“主体”的自然之在、社会之在、主体之在将会处于何种状态？荒诞不经的这种结局的生存图景是否还有意义价值？即使真有某种“意义”，其义何指？毋庸置疑，假如世界的所有人类全部丧失“主体”本性，那么，他们生命的既有存在只能呈露残缺不全的“断片”形态，最终沦作漂浮无依、行尸走肉、昏聩无智的冢中枯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