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农民运动与手工艺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以太平天国为例

吴丽婷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福建 龙岩 364021)

引言

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凸显出更为严重的破败景象，统治者的权威在战争中受到重创，从农业社会中溢出数量更多的无业游民和破产的手工艺者，这些为一次社会动乱提供了足够的条件，经济衰败和社会不公为一次大规模反叛酝酿着适合其需要的社会土壤。[1](P76)作为农民阶级，其阶级属性注定与农业、手工业、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农民阶级的立场决定了太平天国政权十分重视和发展手工艺生产。

互动关系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以及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效能。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时代，传统手工艺也因应农民战争需要得到了积极地政策支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由于农民运动与清朝政府、西方侵略势力之间战乱所造成的对城市与行会的破坏，对手工艺的发展与传承造成严重不利的一面。目前，农民运动与民间工艺美术的互动关系一直是艺术史研究的弱点。本研究基于艺术学、历史学的视角分析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传统手工艺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发展特点。

一、太平天国时期手工艺发展的政策概述

太平天国存在的十几年过程当中对所辖区域的经济、文化、手工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1853年，当《天朝田亩制度》制定并颁布之时，其预想构建的理想社会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这与中国长久以来以自然经济为依托的经济模式相吻合，没有跳脱出自然经济的框架。手工艺自然是与自然经济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太平天国早期重农的思想为手工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绝对平均主义，但却反映出农民阶级对改变现状的渴求和对未来的愿景，但在实施上，《天朝田亩制度》很多方面有着操作的不可行性。

1854年之后，太平天国开始恢复商业机制，从重农转向重商，1859年的《资政新篇》是标志性的文件。经济上，强调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引用，并倡导工矿水利、金融、交通、邮政等社会事业，允许私人工厂的存在，并且奖励技术发明，实质上是“农业资本主义”。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进入后期，《资政新篇》并未得到实施，洪仁轩所提及的发展资本主义，对新的生产方式的接纳是值得研究的：第一，“兴利”是《资政新篇》中经济政策的着眼点，主张“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兴器皿技艺”。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利用机器制造产品，改变传统手工造物的落后局面；第二，主张制定专利保护制度，以保证工艺技术的发明和机械设计能持久健康发展；第三，奖励发明。对于那些有突出贡献的创造发明太平天国会给予一定程度的奖励，“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

纵观太平天国颁布的政策，手工艺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但是太平天国的诸多政策一方面难以推行，另一方面反而又破坏了市场机制。在《待百姓条例》中规定：“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诸多不利于工商业发展的举措一步步导致商业体系的崩盘。由于农民阶级长期生活在简单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和有限的社会关系的环境之中，思维方式和对问题的处理能力往往走向简单化。正是因为如此，即便有好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上往往会缺乏成效和执行力，无法落到实处。因此，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不足，经济建制上的无所作为，残酷而严峻的战争环境，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手工艺发展政策对行业本身产生的实际经济绩效非常低。

二、手工艺者的“理想天国”

第一，太平天国打击地主阶级，调整了自然经济基调下的生产关系。这些举措使农民摆脱了残酷的封建地主剥削，废除了财产私有，使手工艺人成为独立的行业个体。太平天国将生产资料收归政府所有，广泛招募手工艺人才，并将这些工匠系统化地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和劳动分工。历史学家罗尔纲称这种组织方式为有组织的集体生产，“这个制度已近于手工工厂性质，比手工业提高一步，并得到了优良的生产效果”[2](P186-187)。太平天国运动也冲击了固化已久的手工艺和商业行规，给手工业者和私人作坊、工场松了绑。在这种背景下，在国内其他地区比如湖南省，农民运动对传统的经济秩序产生很大的冲击，当地手工艺和商贸的发展得到有效的促进[3]。太平天国运动也在工商业条规方面产生冲击，促进手工艺人、私人工场打破过去由清政府管控的行会条规的束缚，能够不断扩大手工艺生产的规模和销售市场，如常德锡器行也是“原有章程”，“因咸丰四年遭乱以来未能规复，买卖紊乱”[4](P460)。

第二，太平天国除了鼓励手工艺生产之外，手工艺人在此时期也得到应有的尊重。在太平军管辖的江南广大产丝地区，蚕丝业得到较快的发展。生丝的输出量，1853年以前只有2万多包，1860年间猛增到8万多包，大大超过了过去的生产数量。失去清朝政府在当地的产业束缚，各种类型的手工艺产品不断涌现，市场活跃。太平天国除了鼓励手工艺生产之外，手工艺人在此时期也得到应有的尊重，大部分的手工艺人都是由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太平天国注重对手工艺人才的招揽，太平军所到之处便招贤纳士，在张榜的时候刻意说明“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瓦匠，或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5](P40)的话。招募那些有一技之长的手工艺人参与生产劳动，便于为民生经济和战时服务，并按军制进行编组，设立“诸匠营”、“百工衙”，进行生产劳动分工并细化。

第三，在手工艺创造理念方面，太平天国务实强调手工艺生产不仅要有益于人民，还要坚固实用、轻巧便利，并且要求“凡军所需，咄嗟立办”，不但手工艺生产满足社会需要而且也非常有针对性。这种手工艺生产理念，服务于供需关系，很好地因应了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地区局势。手工艺生产也回归到以“实用”为要义的传统价值当中，这与繁冗堆饰的宫廷工艺形成显著的对比，可以说是手工艺在发展上的一股清流。

第四，保护手工艺创新的“知识”产权。在政策方面，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仁轩在他的《资政新篇》当中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蓝图，他提倡发展工商业，主张“兴车马之利”，利用机器制造产品，改变手工造物的落后局面；他还主张制定专利保护制度，以保证工艺技术发明和创新设计能长久地发展下去，例如：“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收为己有，或招为徒焉”；并且对于那些有突出贡献的创造发明太平天国会给予一定程度的奖励，“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虽然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对手工艺的促进措施和政策对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三、组织形式：工匠、技术与生产方式的整合

太平天国设立的生产组织单位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对手工艺生产的组织形式，其本质上是建立在军队内部的生产组织与供给制度，服务于战争需要和统治需要，太平天国管辖区的手工艺生产及其产品流通更多是将民众的生活“军事化”[6]。值得肯定的是，太平天国将手工艺人按其技能分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是政府组织下的手工艺生产，在当时也是创举，促进了农民作为手工艺生产主体的劳动积极性，对手工艺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的一面。

1.手工艺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

19世纪中期中国的手工艺生产是在绝大部分设于城市、但也出现于农村的工场中进行，或在城乡的个体户中进行。[7](P30-35)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国农村地区手工艺的生产组织以家庭手工业为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传统手工艺依托于长久以来所形成的自然经济的发展基础，生产主要以作为副业的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为生产单位。《天朝田亩制度》颁布的时期仍处于该历史阶段，并且仍旧循着往例进行生产安排。《天朝田亩制度》按照农民阶级男耕女织的生活实践，规定农民的手工艺生产活动，事实上对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以及农村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情况和社会结构影响不大。因此，反映在《天朝田亩制度》的具体条文中，社会生产仍然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的。各户除耕种外，还要从事家庭副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8](P128)

2.以地方组织为单位的手工艺生产组织

地方组织为单位的手工艺生产是基于社会分工的考量，对于大型的生产项目进行协作与分工，譬如大型的木作、石作，工艺流程复杂的城建、防御工事建设。陶冶木石等手工艺因为是专门技术，事实上不是每户都能独立完成的，便规定以二十五家(“两”)[注]太平天国组织居民的制度仿自周礼，五家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依次设立伍长、两司马、卒长、师帅和军帅。为范围，“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9]，通力合作共同解决。这种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的设想是基于个体劳动和分散经营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这是一项带有古代农户通工用事的互助性质的规定。

3.以政府部门为单位的手工艺生产组织

以政府部门为单位的组织方式是太平天国手工艺生产体系当中层次最高的，这种编排方式让劳动分工更为精准，手工艺生产更为系统和产业化。太平天国改变了原有的手工艺生产关系，将工匠按照技能类别分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进行不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诸匠营是按各工种的性质，依军制而组织起来的，计有土营、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锦绣营、镌刻营等七种。其中，土营当初本是爆破敌人城池的作战部队，至天京后始任建筑宫殿房屋的工作，木营从事一般的木工活，金匠营打造金银器皿，织营织制绸缎布匹，锦绣营绘制壁画轿衣，刺绣服饰等，金靴营制作靴鞋，镌刻营雕刻书籍，公文，印玺等等。在管理人员方面，每个工匠营设置最高总指挥，其下依照级别逐次为总制、监军、军帅和两司马。

至于百工衙则比较复杂，有名可考的就达三十七种。其性质约可分为下列几大类：军事方面有典炮、典铅码、典旗帜等九种；食品方面则有加工粮食的舂人街，有屠宰猪样的宰夫衙等七个部门；服用方面计有缝制衣服的缝衣衙，制作化妆品的典妆衙，织刻丝妆缎的典织衙等六个部门；建筑方面计有油漆、典木、典石等三个部门；日用品方面计有制造金铜器皿的典金衙、典铜衙，修理钟表的钟表衙等七个部门；印铸方面计有铸钱、印书、镌刻等三个部门，其他尚有结彩衙(主挂彩灯)、金龙船衙(主造船只)等等部门。

百工衙之所以如此复杂，是由于它包括了日常生活需要的各个方面，由此可以想见事实上绝不止三十七种(一说有五十九种)。在组织上这些“衙”不同于诸匠营，一般没有按军制逐级管理的体系，而是视其重要的程度，分别由职同指挥，职同监军领导，其下只设卒长和两司马。这种组织编制上的差异是由于诸匠营人数众多，其中如织营曾多到二万余人，而百工衙的规模则小很多。此外这两种组织在职责上也有一定差别，诸匠营只从事生产，而百工衙则于生产之外，还兼理收纳转发工作[10]。到了太平天国后期，百工衙的社会服务职能转向为特权服务，成为圣库制度的配套措施。尽管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依然沿用下来，但是其服务对象已经发生改变，并且规模和经济绩效无法与前期相比较，原先供应军需的职能大为弱化[11]。

四、群体意志主导下的手工艺发展

当统治群体的意志和理念作用于手工艺的生产与创作当中，手工艺就会走向变革的死角。通常，只有在稳定、轻松的社会环境中，手工艺才会有创造和发展的土壤，传统的能量通过长久以来的技术变革和经验累积才能触发其潜在的动能；相反，封闭、动乱的社会环境，让手工艺逐渐趋于衰竭甚至是死亡，走向一条脱离现实的发展道路。在对待传统手工艺方面，太平天国的统治群体对手工艺的发展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宗教色彩浓厚的农民政权缺乏客观的文化认知，束缚手工艺的创新。太平天国本身宗教色彩浓厚，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排外的特点，反映在手工艺创作上也会以宣扬“拜上帝教”“捣毁偶像”“杀尽妖魔”为主要创作指向。在具体实践上，太平天国的统治者反对与佛、道等宗教相关的典故和以这些典故为基础的艺术创作。太平天国官方也专门设立部门用来统筹和管理艺术的发展，引领创作的方向，强调以上帝教为特点的手工艺创作，因而对于传统的佛、道宗教和封建故事的人物画有着鲜明的分野和创作特色。

其次，太平天国在手工艺的传承上建树不多，在生产上予取予求，伤害手工艺创造的积极性。手工艺生产在军需供给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发展方面无法实现技术上的创新，其生产组织方式和对市场的禁闭，使从事相关手工艺的工匠缺乏创造的积极性。太平天国时期在大兴土木的过程中，衍生出主导性的艺术门类，尤其是作为其艺术主要形式的壁画，吸收了诸多民间美术的因素[12]，其主要的艺术特征是“龙凤艺术”，不难发现，太平天国现存的王府均装饰龙凤壁画、龙风雕刻、龙风瓦滴水，印玺、文告、证书也都是龙风纹饰。[13]尽管如此，群体意志主导下平均主义的做法，无法建立完整的工商业制度，也打破了手工艺制品的市场化，割裂了产销关系。

第三，在群体意志的主导下，手工艺沦为为统治阶级个人服务的工具。太平天国后期，工匠成为满足统治阶级的劳工，从破产农民转别为工奴，为统治阶级大兴土木建造王府宫殿，精雕细琢迎合个人趣味。洪秀全以人民喜爱的壁画、彩画、年画作为主要的艺术加以提倡，尤其是壁画，在太平天国城市的宫室住宅内，无处不画[14]，这也促进了花鸟画、山水画、翎毛走兽画和壁画的不断发展。太平天国大力提倡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设立了专门的管理艺术创作的部门，“在天京设有绣锦营、绣锦衙担任绘壁画和刺绣等工作，设织营、典织卫担任织刻丝、织缎工作，设镌刻营、镌刻卫担任雕刻工作”[15](P127-128)。由于绣锦衙的设立，太平天国艺术中的壁画、年画、卷轴画、彩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6](P1461)

五、战争对传统手工艺发展的破坏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战争对传统手工艺的破坏以江南地区尤为突出，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与中外反动武装交汇之处往往是城毁人亡，太平天国对封建行会、手工业工场和作坊的破坏对手工艺的发展也都是致命性的。战争改变了区域城市中经济兴衰的格局，尤其是位于长江下游的城市受到战争的波及很大，传统商业市镇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走向没落，劳动力的转移也使得上海、无锡、常州开始崛起[17]。战争对传统手工艺发展的破坏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中外反动军队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联合镇压，在这个过程中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863年初，李鸿章指挥下的中外反动武装向苏褔省太平军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血腥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这些中外联合的军队以绞杀太平军之名，行烧杀掳掠之实。曾经贸易繁荣、商贾云集的江南地区，其主要市镇变成废墟。战争也使得人口急剧下降，社会生产力受到破坏，手工艺生产失去赖以生存的活动主体；土地荒芜，与自然经济相关联的生产关系受到摧残。曾国藩领导的湘军采用“焦土政策”打击太平军，使其“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18](P487)。但是当劳动力、生产资料被有意识地破坏掉之后，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短时期内无法得到有效的恢复，在江南地区，一度出现“耕者废夜，烟火断绝，寇行无人之境”[19]的情景。两方之间的战争也使得扬州失去了沿运河开展商贸活动的交通优势，长江上的沿江航运系统中断，太平军自咸丰三年(1853年)4月初占领扬州，中旬便退出扬州。随后差大臣琦善、提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保率军占领扬州。在这个拉锯战的过程中扬州城经历了极大的破坏：人口大量死亡，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建筑毁坏殆尽。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手工艺的发展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这场农民运动像风暴一样在贸易市镇肆虐，将市镇当中存在的行会制度破坏，一定程度上给手工艺的发展松了绑，但随后对手工工场和作坊的破坏彻底断送了发展的可能性。例如太平军攻克苏州之后，苏州的行会制度完全被摧毁，行会董事大多逃散或死于战乱，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中同治十三年记载：在丝织业中行会丝业公所其董事遭兵四散；水木作行会“自遭兵燹，前董均多物故”[20]。行会组织是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按理行会被毁，行规废弛，应当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但是，太平天国政权并未采取措施对手工艺生产进行整顿和恢复，反而为了战争的需要，征调了大批手工业者为军队服役，特别是许多文武官员竞相修造府第，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致使大批手工艺者难以复业，许多行业陷于停顿，苏州城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手工业被进一步摧毁殆尽。许多手工工场和作坊无形中归于泯灭，据记载仅南京的丝织业就“破坏了该城经常织绸的织机五万架”，正是由于南京、苏州等地丝织业生产的停顿，所以“介乎苏州与杭州之间的大片产丝区的产品，这样就不得不硬挤进对外市场”，出现了太平天国统治时期生丝出口逐年增加的现象[21](P315-317)。

结语

1864年，清军攻进南京，为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农民革命运动画上句点。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传统手工艺因应战时需要一度得到了政策的支持，促进了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战乱不断也对手工艺的发展与传承造成严重的破坏。太平天国作为农民政权，本身具有阶级上的局限性，作为与土地、农民紧密相关的手工艺，本应该寻找到合适的土壤继续成长，不利的时局和误导性的发展政策最终让手工艺在战争的时代成为各方角力的牺牲品。清末农民运动与手工艺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影响要素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本质是农民政权与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手工艺的发展折射出该互动关系在现实社会层面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