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败绩下的再回眸——可圈可点的《建军大业》

王桂青，张文珍

(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文社科部，上海 201620；2.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图书馆，山东 济南 250103)

2017年8月的暑假档期，注定是《建军大业》放映史上的尴尬记忆。同样是战争片和动作片，在《战狼2》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56亿票房神话冲击下，《建军大业》还不到其一个零头(4亿)的战绩成为前者的反衬。一时间，观众对《战狼2》的好评如潮和对《建军大业》的诸多不满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据说“黑子们”想去豆瓣开“黑”，却发现“黑”不成了——因为评论平台被关闭了。《建军大业》真的如此不堪并且惧怕网友评论吗？事实也许远非如此。

众所周知，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广播电视台、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上海三次元影业有限公司和寰亚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刘伟强执导、韩三平任总策划兼艺术总监、黄建新任监制的电影《建军大业》，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的献礼和纪念，是“建国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建军大业》确实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一、脉络清晰 枝而不蔓

作为规模宏大的战争片，《建军大业》脉络非常清晰，情节枝而不蔓。本片的编剧之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赵宁宇撰写的《建军大业》创作手记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该片主创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中“反复斟酌，大胆取舍，合理布局，巧妙缝合”，梳理出非常明了的线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情节划分为五大段落，清晰地呈现了建军大业的因果进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风云、南昌起义、两路南下、血战三河坝，外加“尾声”井冈山会师和“彩蛋”古田会议。其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血战三河坝这三大战争段落的呈现，则为“重中之重”。在这三个大的战争段落中，又穿插了很多文戏，与武戏交错排布，相辅相成。“《建军大业》在战争段落的设计与呈现中，依托历史事件设计战争动作、刻画人性形象、呈现战争场面，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产业的工业水平和工匠精神。”[1]比如在第一段“虎头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就安排了两个精彩的桥段：一是杜月笙设宴利诱中国革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汪寿华，未达到目的而将其残忍杀害。这段戏很有张力，杜月笙(张涵予扮演)、汪寿华(宋洋扮演)间的对话和肢体语言蓄势待发，极富紧张感，其中杜月笙用水果刀削梨皮的动作暗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瞬间把观众代入到历史现场；二是周恩来(朱亚文扮演)到26 军军部会见副总指挥斯烈(王挺扮演)，被武装扣押，其间剑拔弩张、紧张对峙的程度达到极致。周恩来单刀赴会，命悬一线，面对齐刷刷瞄准自己的枪口，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有力凸现了周恩来的革命胆识和国民党将领斯烈的执迷不悟。第二段南昌起义是影片中部的“熊腰”部分，不再像电影《南昌起义》《八月一日》有众多的思想交锋和路线斗争，而是增强了动作性。由于南昌起义是夜戏，有利于烟火效果的呈现。同样，第三段三河坝之战的“豹尾”增强了战争场面的视觉效果。正如影片的监制黄建新所说：“因为刘伟强导演肯定比我们更擅长处理动作类型的影片，而且这部影片跟他以前的一些影片形态上比较接近，南昌起义的内部策反等内容跟《无间道》等影片有类似之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有黑帮参与。要做一部非常类型化的既有内容又有现代电影形态的影片，只有把它类型化了才会更好看。”[2]这些主干清晰、旁枝摇曳的安排，最大限度地增强了电影的可观赏度。

二、银幕群像的成功展示

据赵宁宇说，《建军大业》设置了108 个人物形象，其中100个男性形象中，有正派人物、反派人物和转变中的人物。另外还设置了8位女性形象。“尤其是八位女性形象，均来自于不同阶层、不同地域，发挥着不同功能，属于不同阵营，都是非常重要的人设方式”[3]，同时也是对电影的阳刚之气和阴柔之美两者之间的调整和平衡，可见电影在人物设置上的煞费苦心。但众多人物在133 分钟片长的电影中，走马灯似的上场，确实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毕竟对观众的识别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所以人物力图表现出鲜明生动的个性，是增加人物之间区分度的重要保障。本片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突出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贺龙、叶挺等人贯穿全剧的中心作用，围绕这些中心人物，又辐射出众多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以及一些女性人物，如陈独秀、张国焘、蔡晴川、林彪、粟裕、杨开慧等，这些人物的塑造大多都非常鲜明立体。值得肯定的是，影片对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的塑造有所突破且有新意，使得观众过目不忘。比如影片轴心人物周恩来形象的设定，不同于以往影视作品深入人心的和蔼可亲和温文尔雅，而是增加了很多冷峻严肃和敏捷干练的权重；朱德(黄志忠扮演)在过去稳健成熟、足智多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忍辱负重甚至江湖老到的比率；叶挺(欧豪扮演)增加了年轻气盛、桀骜狂放和霸气外露的色彩；贺龙(王景春扮演)则充溢着绿林草莽之气。有些反派人物出场不多，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心狠手辣的杜月笙、死守南昌城“杀身成仁”的国民党警备团团长陈峰、国军32 军军长钱大钧等都各具特色。

三、青春热血 理想情怀

本片虽然采取了类型片的拍法，但仍能较好地展现革命者的真性情和为了理想甘愿赴汤蹈火的情怀。“电影有自己的讲述方法，不是完全复述历史躯干、所有末梢和逻辑关系；是讲大时代背景下错综复杂里的一些人和他们的信仰、情感和奋斗，那些人的生命和所从事事业的价值关系。搁到观众面前一定得感性且富有激情，否则观众就看不下去了。”[4]比如电影开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周恩来久久伫立在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前默默不语，而面对着国民党将领斯烈口口声声执行政府命令的说辞，怒不可遏的感情迸发出来：“武汉国民政府、北平北洋政府、蒋介石想成立的南京军事政府，一个国家三个政府，这难道不是分裂，难道不是对孙先生的背叛吗？！”这一前一后、一静一动的比照，使观众确实体会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混乱时局，具有撼人心魄、振聋发聩的强烈效果。“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最感人至深的桥段是青年毛泽东离开长沙时，与发妻杨开慧及三个幼子的离别场面。当刚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说：“这一走，咱们再相见，不知道要何年了。” 杨开慧一句“我等你，一年不回，我等十年，十年不回，我等一辈子”，然后对着他离去的背影喊道“不要回头”——无需豪言壮语就已经令人潸然泪下。三河坝之战，是建军大业中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段落。这一历史事件在此前的华语电影中几乎没有被表现过，《建军大业》不仅浓笔重墨，并且令这个段落成为整部电影的高潮和“华彩的篇章”。片中，朱德率三千人马抵抗钱大钧三万余强兵，血战三河坝三天三夜，为保存微弱的革命火种，朱德决定留下两百人为主力部队撤退打掩护。当他做出“父子同在军中，父亲留下；兄弟同在军中，兄长留下”的动员令时，既使人领略到朱德力挽狂澜、深谋远虑的军事指挥才能，又可见他情深意厚的德性光芒，这一幕也使得观众非常感动。正是这些表达革命者真性情的段落为电影增色很多。

不可否认，《建军大业》最吸引年轻观众走进电影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小鲜肉”的粉丝经济。由于此前的《建国大业》明星阵容空前强大，187 位明星应邀参演，《建党伟业》也汇集了108 位实力派和偶像派演员，《建军大业》沿袭了前二者在这方面的做法，又以云集众多“小鲜肉”彰显自己的不同。这种做法在电影未上映之前就已经引起了舆论的热议，加之欧豪粉丝与叶挺之孙叶大鹰之间的互撕，更让话题一度达到顶峰。导演特意让一群“小鲜肉”饰演当年在这一历史时期同样年轻甚至青涩的历史人物，并在各角色出场时标注了年龄，可谓费尽心思，别有创意。所有的这些，对青年观众群的吸引无疑是巨大的。在某种程度上，电影带有热血“青春片”的意味；而影片想让观众关注的，也正是剧中人的青春热血和理想信仰。想当年，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曾经激励多少热血青少年为民族的解放和崛起而抛头颅洒热血！“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想一想在那个风雨如磐、血雨腥风的时代，一个诞生不久的年轻政党麾下聚集了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奋力挥洒着自己的热血，最终建立了自己的人民军队和政权，从而诞生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而现今这个国家终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且继续蒸蒸日上，这不正印证了“少年强则国强”吗？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奇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一众“90后”和“00后”的青少年能够通过这群“小鲜肉”的表演而对那个时代发生感怀，影片的意义也就实现了。

将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类型片相结合，并打造出强大的小鲜肉明星阵容，这是《建军大业》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值得肯定。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4个亿的票房也许不能算太少，从理性上说是不能和《战狼2》一比高低的。然而，毕竟《建军大业》“一定程度上颇为‘悲壮’地做了《战狼 2》的热身与铺垫”[5]，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反躬自问，《建军大业》真的完美无瑕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就像任何艺术作品都可能会有遗憾之处，《建军大业》同样仍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讲一个好故事不容易，讲好一个革命故事更不是容易的事情。在这方面，《建军大业》过多地着力于营造战争场面的视觉奇观，从而使其所表现的历史不够鲜活和丰富，甚至也不够深刻，在某些历史人物的语言设计上还带有历史教科书的宣教味道，生活气息不浓，接地气不足。为追求视觉效果，违背历史事件的真实，造成某些细节经不起推敲，并有贻误青年、以讹传讹的嫌疑。比如 “四·一二”政变的信号确实是由军舰发出，但并不是开炮，所以当时商务印书馆没有被炸，而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被日本人炸毁的。还有，事实上是已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亲自出面，给张作霖拍密电，要求处死李大钊。而不是张作霖给蒋介石发电报。“党的五大上陈独秀怒斥毛泽东的情节、卢德铭牺牲之后毛泽东亲自为其主持葬礼的情节等等，都是对原本事件的娱乐化改编。这些处理也都在带给观众足够情感体验的同时，消解着历史的真实。”[6]

性格是人物的生命。而真实而复杂的人性是最能打动观众心灵的。《建军大业》竭力想表现战争中的人性，如贺龙给死守南昌城的敌军将领陈峰庄重地敬礼，进攻我方的国军32 军军长钱大钧厚葬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蔡晴川等细节，确实让人感到某种心动。但电影在表现人性的深度和复杂性上还是欠了一点火候。同为黄埔军校的师生，曾经同是一个联合阵营的同志同室操戈，总是非常残酷、残忍的事情。那些曾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人士，被迫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要与自己昔日的同窗、朋友、师长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种由“同志”变为“敌人”的过程，应该不是那么轻松和简单，这也许是《建军大业》在这个层面应该深入挖掘却最终没有抵达的遗憾。同样，原属于革命军的副营长赵福生因为被金钱收买而叛变的情节处理显得过于简单化、表面化。贺龙手榴弹炸鱼的镜头也许使得他的草莽个性更为突出，但同样会让人引起破坏生态环境等不好的联想。

缺乏人文思考的战争片会告诉你，打仗很好玩，敌人很愚蠢，真正有人文关怀的影片会让人们厌弃战争。即使战争取得了胜利，横尸遍野的战场、山河破碎的景象，更让人珍惜生命，向往太平的生活。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对战争的思考发人深思。被誉为英雄的比利却认为杀死敌人的那天是他感觉最糟糕的一天，他对战争的噩梦般的记忆挥之不去，内心充满了抑郁和挣扎；梅尔·吉布森导演的《血战钢锯岭》中有真人原型的主人公戴斯蒙德·道斯是个不愿意拿起武器的军医，为此宁愿背上拒服兵役的罪名被送上军事法庭，却在枪林弹雨中救死扶伤，甚至会解救一个敌对的重伤日本军人，这也许“政治”不正确，然而却更符合人性特点和人道主义。

主旋律电影类型化、明星效应、视觉奇观都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地方，只是革命历史影片应该具有历史的深度和厚重，演员的表演也应该拿捏到位；定位于年轻观众也有其合理性，然而不同层次观众的诉求也是不可忽略的，《战狼2》仅仅依靠青年观众是不能取得骄人战绩的。2018年伊始的《红海行动》的成功，又一次向人们证明：收起宣教的面孔，向人性的深处开掘，可以使主旋律电影更好看。革命历史影片亦然。

《建军大业》尽管还不够完美，但瑕不掩瑜，仍然可以称得上一部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