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彩文人花鸟瓷画的象征意蕴解读

/陈绍飞

粉彩瓷是我国传统瓷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粉彩瓷的繁盛与它的历史发展经历也密不可分。粉彩瓷是清代宫廷瓷中最为受欢迎的，尤以慈禧太后为最。其实粉彩的初见端倪是在康熙时期，而且当时的粉彩瓷只是以点缀五彩的花蕊和枝叶出现。到了雍正朝，无论在造型、胎釉和彩绘方面，粉彩瓷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彩料比康熙朝的要精细，色彩柔和，皴染层次多。雍正早期有康熙五彩风格，粉彩纹饰多绘团花、团蝶、八桃蝙蝠、过枝花卉、水仙灵芝、仕女、麻姑献寿、婴戏等。乾隆时期才是粉彩瓷的真正全盛时期，乾隆粉彩中的一部分继承了雍正时期在肥润的白釉上绘疏朗艳丽纹饰的特点，如常见的折枝花卉盘、碗、小瓶、面盆、人物笔筒和大件器物鹿头尊等。这时也出现了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粉彩瓷器，比如“绿里绿底”的出现，这种瓷器颜色极浅淡，迎光侧看釉面有极细小的皱纹，像微风吹过平静的湖面而形成的细波，足以见得此时的粉彩瓷制作技艺之高超。清朝之后的粉彩瓷开始走下坡路，不过在民国时期，一些仿古粉彩还是可圈可点。民国时期粉彩瓷器主要是以郭世五仿制的雍、乾粉彩和带有斋堂款识的粉彩最精美，其次是民间收藏的无款或书写清朝各代伪款的粉彩瓷，以及所谓洪宪瓷等。

粉彩瓷对题材选择的包容性很强，在山水、花鸟以及人物题材中都有以粉彩瓷形式呈现的佳作，今天我们主要探讨的是文人花鸟题材。花鸟画自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么文人花鸟画是什么呢？它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吗？粉彩文人花鸟瓷画的兴盛与其象征意义有何关系呢？接下来我们一一探析其究竟。

我国绘画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花鸟画是我国民族绘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一个画种，早在唐代，花鸟画已独立成科。当时边鸾画的花鸟画已有“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研”的称誉。到了五代、两宋花鸟画已是发达繁荣到了高点，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花鸟画家。其中以西蜀的黄筌和南唐的徐熙最为有名。所谓的“黄家富贵，徐家野逸”之说，正是概括了两家画风的基本格调，树为我国花鸟画的两大典型，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传说黄筌画的雉使呈贡的白鹰为之展翅，可见作品之真实感和传神之力。黄筌作画妙在赋色，用笔纤细，以轻色晕染，几乎不见墨迹，旨趣是极其艳丽的，难怪被称为“黄家富贵”了。黄筌还以写生闻名，谓之“写生派”，也是我们常说的写实派。这种作法成了宋朝画院的标准格式，它被作为绘画“正统”而影响后世。徐熙作画则不取色彩晕淡法，而是以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号称“落墨派”。

后人知晓的“文人画”最早源于宋代苏轼提出的“士人画”。宋代文人画家都不是专业画家，是文人士大夫的业余创作。北宋中后期文人士大夫绘画形成了独特体系，他们的绘画抒情寄兴、状物言志，不完全拘泥于形式格法，多好水墨写意，爱画梅竹，以表现高洁品格，爱写兰菊，以示自我之胸襟，其与精工的院体和职业画家不同。元代花鸟画的主流是向文人画情趣发展，绝少有画院之工笔重彩富丽细腻者，文人水墨写意及水墨梅竹勃然兴起，显示了花鸟画领域的巨大变化。而文人画作者虽前师宫廷，也入室重彩大师，却后在文人绘画里发展。明清之后，文人画几乎占据了画坛的大半江山，而工笔花鸟画也已渐渐消逝，代之以文人式的写意花鸟。有明一代，虽然宫廷花鸟画一度有复兴之势，但终究拗不过历史的潮流，在五代“二黄”、宋代崔白、赵佶的巅峰之后后继乏力。而文人花鸟则在明中叶开始大放异彩。这时期出现的大写意花鸟画家徐渭和陈淳，应运而生，多有突破，被后世合称为“青藤（徐渭自号青藤居士）白阳（陈淳自号白阳山人）”。文人绘画兴起，是与当时社会发展分不开的，绘画在士大夫层领域一直是玩偶，旧时画风束缚着众多画家，要用画表心境已远不及当时文人之心境，故众多画家，也包括宫廷画师，把作品转向文人画，把绘画心态调到文人画上来，以满足民众。从五代开始元代后期文人画风创作已渐成熟，从而对以后的中国绘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文人花鸟画中，“四君子”——梅兰竹菊，以及荷花牡丹等具有传统吉祥寓意的题材是为主流。文同、苏轼画竹，执笔熟视、胸有成竹；王冕画梅，万蕊千花，自成一格；雪窗所著《画兰》笔法传世；柯九思的墨竹以书入画笔墨苍秀。明清后的“四君子”画更是盛行不衰，青藤、白阳、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以至恽南田、虚谷、吴昌硕、齐白石都擅此题材，其造型之美、笔墨之精、手法之妙、写意之神都达到各臻极至，成为“四君子”画的大师，为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四君子”为例，其在绘画背后的寓意也是十分深刻的。梅花，作为“四君子”之首，以其香韵俱佳，钢枝铁骨，斗雪傲寒，坚贞不屈的美好品性，自古以来即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因而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笔下的爱物。人们喜爱梅花，正是因为它既集刚劲、寒香、坚贞、俏丽、希望于一身的特殊风骨，且能够与人们普遍追求的创新、向上、顽强奋进的精神一致。兰花，生于幽谷之中，妍然绽放，淡雅而凝重，幽静中似乎带有些许的张扬。人们赞赏兰花，因为它有长青、幽香、独秀、高雅的品性，它独秀而又合群，幽香而不计酬谢，长青而善于汲取，高雅又敢于争先，无论何时何地不改节、不虚夸，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向人们奉献清芳与芳姿。竹，虚心劲节，直标凌云，江南大地，竹树成林，万竿碧玉尽显其高风亮节的博大胸怀，成为古今众多丹青高手笔下的最钟爱题材。自古至今文人学士及广大人民对竹都情有独钟，为之讴歌赞颂。菊花，金英夺目，凌霜而荣，贞操坚洁，傲骨晚香，不与众花为伴，不同群芳争艳，赢得了历代诗人画家的珍视和人民大众的欣赏、厚爱。它无梅的老成却有梅的傲骨，它无兰的素雅却是晚秋独秀，它有不屈不挠的性格，也有淡泊明志的荣耀，它以自己经验启迪人们，只有经风雨度春秋才能厚积薄发，只有艰辛付出才有收获的成功。花有韵，人有情，以“四君子”相称，就给予梅兰竹菊以人格化，以物寄情，将人类崇高的美德寄情于梅兰竹菊之中。

草木本无情，按其自然属性和生长成形的特点，人们倾注情感，以艺术的手法将梅兰竹菊雕琢成“四君子”的形象，是朴素的又是浪漫的，表达了对于人情世态的感叹和对生活理想的追求，形成我国民族的一种美学思想和精神象征。这种美学思想从图腾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其实是一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和向往，所以传统绘画文化中充斥着大量的吉祥寓意，这是自古就有的。殷商至西周前期，吉祥纹饰的内容基本沿袭了原始时代彩陶取材丰富、结构谨严、装饰手法概括写实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创造在秉承两汉以来流行的忠臣、烈女、神话传说和祥瑞题材的基础上，融入了大量佛、道、玄学祥瑞内容。隋唐时期的吉祥纹饰得到全面的推广使用，并改变了此前以动物纹为主的倾向，开始面向自然、贴近生活。宋代的门神画、年画、花鸟画空前发展，梅兰竹菊被赋予高雅脱俗的道德品格，成为至宋代以后绘画及各种装饰品中常出现的祥瑞题材。时至今日，吉祥寓意的绘画作品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中国几千年的儒道遗风，造就了以德育民、崇德尚理的传统文化观念，并多方面地渗透到吉祥装饰的创作思维中，成为创作的重要规范。这使得我国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注重人与物的情感沟通的思想，显示了浓厚的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