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与创作——“祝大年艺术作品展”前言

□ 杜大恺

就艺术创作的结果而言，写生与创作有时是同一回事，写生是创作，而借助写生收集素材，重新结构画面，最后完成的作品也是创作。相对具象的艺术创作，大致都是由这两种方式完成的。现代主义之后另有完全不凭借写生的艺术创作，我们姑且不议论。

此次祝大年先生的展览展出了两类作品：一是写生作品，二是借助写生完成的创作作品。将两类作品并置展出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模式：一方面可使观赏者领略写生与创作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使观赏者对祝先生独特的创作路径获得直观的认识。

中国古代绘画鲜少面对景物写生完成，多半是通过目识、心记、神会完成其创作，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写生是由西方传入的，已有百年的历史。西方人有时直接以写生进行创作，有时则借助写生积累素材然后进行创作，这是因为西方的艺术贵在写实，而中国的艺术重在写意，其“写实”与“写意”背后都有深邃的历史蕴藉，不分高低，各呈异彩。西方的写生所以能够传入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国的艺术有渐次趋向表现现实的追求，因为这样的历史选择，写生遂成为中国艺术创作中被广泛接纳的一种方式。

20世纪50年代，张仃、李可染、罗铭一起去安徽写生，已证明中国画是可以表现现实的。他们的安徽写生之行，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中国画险些被历史遗弃的命运。

今天中国画家已不再为写生纠结，但偶或仍有“为写生而写生”的质疑，如若细究，亦只是质疑这些写生或与宏大的中国画创作新历史的时代命题存在疏离。所以要改变的不是写生本身，而是写生的目的与方法。祝先生的这个展览其实一多半回应了这些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写生与创作究竟有多少因果关系，其实是没有定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不同的选择，也有无数的可能，这是艺术的必然。祝先生的选择很独特，不可复制。

进入多媒体时代，写生的一些功能已被多媒体替代，但人与机具之间的差异依然是真实的存在，科学在不断创造新的观看和记录世界的方式时，并未阻断亦不能阻断人的能动性，也许可以预言，写生或有未来。

1978年，我曾陪同祝先生一同去广州西樵写生，时已入冬，祝先生披着棉军大衣，坐在小马扎上一坐一天的写生情景，始终萦绕在我的眼前，对我那是永久的记忆。■

祝大年 荷塘月色 78.5×160cm 纸本设色 20世纪70年代

祝大年 南疆之花 38.5×53.5cm 钢笔画 1978年

祝大年 南疆之花 106×146cm 纸本设色 20世纪80年代

祝大年 苏州塔 43×53.5cm 钢笔画 20世纪70年代

祝大年 苏州塔 85.5×107.5cm 纸本设色 20世纪70年代

祝大年 虎丘 38.5×53.5cm 钢笔画 1973年

祝大年 虎丘 85.5×119cm 纸本设色 1994年

祝大年 李村大枣树 38×53cm 钢笔画 1972年

祝大年 李村大枣树 82.5×118.5cm 纸本设色 20世纪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