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到中国——秦宣夫和他的艺术

□ 胡经纬

从巴黎到中国
——秦宣夫和他的艺术

□ 胡经纬

在李铁夫、徐悲鸿与林风眠等人的影响下，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一批又一批艺术青年怀抱理想走出国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回国后便投身于浩浩荡荡的现代美术教育与实践活动当中，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绘画技术与艺术理念。然而那时的中国，动荡的时局、艰苦的创作环境以及恶劣的作品保存条件都成为阻碍现代艺术发展的难题。

从北平来到巴黎习画，再从法国返回中国。尽管接受的是最为系统、严谨的西方学院派教育，但秦宣夫对于西方艺术并不盲目推崇。相反，远离故国而产生的疏离感，使他能够比在国内时更加客观地思考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的优劣与差异所在，“在中国文化重新估价的时期，我以为最要紧在勇于认识，放大眼光，客观地研究中国画（已）有的成绩，不要为因袭的成见或学说所蒙蔽，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公平的概念”。他不仅多次著文讨论西画对于中国艺术的意义，更在教学工作中将自己的所学、所思之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自己的学生，并最终将自己的理论成果付诸创作实践。可以说，从巴黎到中国，秦宣夫完成了从西方现代艺术的受益者、践行者再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

一、西方艺术的受益者

秦宣夫又名秦善鋆，1906年出生于广西省桂林县城内一个书香门第。秦宣夫的祖父虽是广西镇协副将、武功将军，但颇好书画；其父为晚清举人，教过私塾、建立书院，很早便开始教授年幼的宣夫读四书五经与《新民丛报》。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颇受熏陶。

1919年，秦宣夫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参加过“五四”请愿游行、话剧公演等学生运动。也正是从那时起，秦宣夫对话剧中的化妆以及舞台布景等美术类相关工作产生兴趣。在时任图画教员的俞剑华鼓励下，他开始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画画。1922年，受山东一中图画教室被取消、俞剑华辞职的双重打击，在校长与一位南开教员的宣传下，原本已打算去往上海美专的秦宣夫进入了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在就读南开中的时候，一心热爱美术事业的他与同学创办了“美术研究会”，“美术研究会之设今已二载矣。二年之中，会员自十数人增至百余人；科目由一科而增至六科”。除了举办两次绘画展之外，从现存一份名为《西洋美术史小史》的讲座记录来看，美术研究会在当时还参与甚至组织过国外艺术专家的讲座。文献中，秦宣夫记录了一位来自美国的马利克女士（Mullikin）在南开中学举办讲座时的演讲全文。这些事迹可见秦宣夫对美术事业之执着热爱。这期间在留洋归国画家严智开的指导下，秦宣夫加深了从事艺术行业之理想。“张校长很喜欢我的画，曾在校长客厅内陈列过。此时我想当画家的理想已很浓厚。”

1925年，秦宣夫高二即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在清华期间的学习为秦宣夫日后的艺术创作及理论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众多名师大儒对于秦宣夫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其中美国人温德教授他文艺复兴文学、法国文学与美术史等科目，对他影响很大。“一天到晚忙着看参考书。讲授多用英文，外国教师占多数。二年级的课全部用英文讲授，我在课外又学唱洋歌、拉提琴。”这样的学习经历使得秦宣夫较之同时代的画家在语言方面有了突出的优势，在国外学习绘画时还能广泛地阅读与研究西方艺术。毕业后，秦宣夫曾一度考虑去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国文学专业，后因为学习拉丁文与法语的难度转而决定学习艺术。

1930年，秦宣夫在巴黎留学时留影

1945年，秦宣夫一家在重庆沙坪坝凤凰山

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王临乙、黄显之、秦宣夫于重庆沙坪坝

1929年，秦宣夫离开清华前往法国，1930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跟随院长吕西安·西蒙学习绘画。在法国留学的时光可以说是奠定秦宣夫艺术风格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的作品中，他一直保持着一种法国学院派固有的严谨与扎实的基本功。不过传统的学院式教学在磨练技法的同时并未磨灭其思想中的先锋性。据与秦宣夫同一时期旅法的同学吕斯百回忆：“他从师的西蒙教授，为美校中最开明的老师，在西蒙画室中，研究空气是自由的，他接受了许多新鲜的技巧。”另一方面，20世纪初的巴黎是风起云涌的世界艺术中心，从蒙马特到蒙帕那斯活跃着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艺术家们。他们的艺术风格各异，无论是印象派、立体派还是野兽主义都在巴黎找到了生存的土壤。而在“巴黎画派”蔚然成风的时期，秦宣夫找到了令其心神向往、追随一生的印象派艺术。无论是在其作品中还是研究文章中，我们都可以清晰看到印象主义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朱青生对于秦宣夫的艺术曾这么评价过：“我们看到他在40年代画的裸女像，侧倚在青瓶粉卉之间，完全是‘巴黎画派’的一脉正传。”

在秦宣夫法国生涯的末期，其艺术水平开始得到法国官方学院派的认可。1932年，作品《宫女》入选法国春季沙龙，1933年，《快乐的旋转》（原名《木兽戏》）又入选了法国国家独立沙龙。徐悲鸿曾在为其画展所作前言中有云“彼留学欧洲时已以《木兽戏》一幅显名于法国也”。虽然从艺术史发展的进程上来说，自印象派之后沙龙展的权威性已大为下降，但这仍然是早期中国现代艺术家在西方世界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西画东渐”的践行者

秦宣夫的内心一直是一个满腔热血的青年，这一点无论是在其作品中还是在其人生中都体现得十分明显。“一出门更感祖国国际地位低，‘九一八’之后更甚。我们走路都抬不起头来……当时十分痛苦，又怕一旦打起来流落在外。”一直心系家国的他，自踏上归国之途的那一刻起，便肩负起了“西画东渐”的责任。

法国留学期间，秦宣夫吸收了许多西洋艺术的精华，并曾多次在其文章中忧虑与讨论中国现代绘画的未来。1933年，徐悲鸿受李石曾委托，在巴黎举办中国绘画展览。展览中展出了少量的宋元书画及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中国现代画家作品共200余件。展览过后秦宣夫与李健吾合写了《巴黎中国绘画展览》一文，并对此展览中的作品一一评价。关于西方绘画他大胆地提出“我们可以借鉴欧洲的现实主义”，“我们的结论创作现代性的画家，画抛开传统因袭的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复兴的道路”。之后，他继续撰写了《读〈我们怎样看西洋画〉》《福氏赠华国画选述及感想》《我们需要西洋画吗》《对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希望》等多篇文章，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其对于中国现代绘画发展的关心与探索。

1934年，秦宣夫完成学业后从巴黎回到中国，被时任北平艺专校长的严智开聘任为专任教员，并由此开启了自己前后长达十年的艺专岁月。不久，吴宓又介绍他到母校清华大学兼任讲师。1936年接任司徒乔在《大公报·艺术周刊》的编辑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秦宣夫一生中最为安定快乐的时光，刚刚开始的婚后生活和繁忙的教学工作使他过得十分充实。这时期他的艺术创作并不是很多，尤其专注于描绘温馨快乐的家庭生活：妻子、猫和友人肖像是经常出现的题材。

秦宣夫 宫女 65×100cm 布面油彩 1934年 中国美术馆藏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对华全面战争。“卢沟桥事变”成为国内多所高校统一向南迁徙的起点，也成为了秦宣夫整个人生的转折点。“‘七七事变’来得如此突然，对于我是当头一闷棍，凉水浇背！一切美梦都幻灭了！但在民族灾难面前，我清醒了。我拥护抗日，我决心不在沦陷区做事。有人劝我留到日伪接办的伪艺专教书，我拒绝。”实际上，1936年，由于更换校长，秦宣夫已经不在北平艺专任职，再加上夫人李家珍那时怀着大女儿秦志燕，所以他并未立马同艺专一起南下参加抗日工作，直到1938年6月，滕固再次聘任秦宣夫到艺专任教，他这才踏上了辗转奔波、荡气回肠的迁徙之路：从北平到江西庐山牯岭，经湖南沅陵、云南昆明、四川璧山，最终到达重庆沙坪坝。

由于战火的驱赶，南迁的路上秦宣夫在每个地方所待的时间都不长。这时期特殊的历史情境促成了其有关抗战题材作品的出现，无论是《云南乡女》《母教》，还是描绘战争暴行的《拷打》中，都反映出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关怀。艰苦的环境以及长途跋涉的艰辛，同时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另一种体验。自1937年开始，秦宣夫绘制了大量的速写以及风景写生。一方面，躲避战火而轻装前行的路上，铅笔等简单的材料有着先天的优势。另一方面，南下的路上满眼皆是风景，素材很容易取得。“我感觉到风景很美，乡下女子的服装美，插秧的歌声美，我用‘欣赏’的眼光来画农村，陶醉在这些美里，埋头画画，几乎忘却了抗战。”秦宣夫对于风景艺术的热爱一直延续到了晚年，其一生在很多地方进行风景写生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风景作品。1946年，秦宣夫前往四川地区的成都、青城、峨眉山与都江堰等地写生作品20余幅；1946年12月，在离开重庆前往南京的轮船甲板上又创作速写多幅；1963年，年过半百的他再赴杭州、绍兴、富春江创作三四十幅作品；直到1979年，七十多岁的他依然留下了精彩的桂林写生系列。在这些跨度半个世纪的风景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秦宣夫的绘画从一种偏向写实的现实主义手法向更加写意、充满印象派特点、更有创新精神的风格转变。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体力的限制再加上其他原因，秦宣夫晚年开始放弃使用油画进行创作而更多的采用水粉、水墨、独幅版画甚至是综合拼贴等崭新的媒介。这个阶段，他从西方艺术的背景中跳出，转而进入中国传统的水墨意蕴之中去创作。这种风格变化之大并不亚于齐白石晚年的“衰年变法”。从晚年的《漓江大写》《家中虎》和《大公鸡》等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秦宣夫用其一生所完成的某种意义上的“西画东渐”。

秦宣夫 桂林晨曦 59×49.5cm 纸本水粉 1984年

秦宣夫 进峨嵋山 46×33.5cm 布面油彩 1946年

秦宣夫 家中虎 22×21cm 版画 1980年

三、艺术理论的传播者

徐悲鸿曾在秦宣夫展览的前言中留下这样的评价：“宣夫先生因以画名世，但彼尤为吾国卓绝之西洋美术史家。”（载于《大公报》（重庆），“秦宣夫画展”专刊，1945年12月9日）秦宣夫的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他的学术成果涉及西洋艺术史中的各大主要脉络：从文艺复兴到古典主义，再到印象派、立体主义，无不是其所热心的。提高中国现代艺术水平的迫切心愿驱使他不断地阅读着西方艺术中的各种先进理论，据不完全统计，秦宣夫的藏书涵盖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出版的各类书籍共二百多册，包括中文、英文、法文甚至俄语等多国语言，书籍种类包括历史类、文学类、地理类等人文学科。到了晚年，尽管年纪渐长，但岁月仍无法阻止其追求知识的脚步。一旦得知有什么优秀书籍，秦宣夫便会写信让其在国外的女儿或友人帮忙购置带回。也正由于他的博学广识，1963年至1978年间，秦宣夫4次赴上海参加《辞海》的修订工作，负责外国美术史条目的撰写与修订。

秦宣夫治学严谨，对于每一项资料、教案都有随手做卡片的习惯。在其文章《关于米开兰哲罗的评价问题》发表之前，他先是进行了系统翔实的资料搜集、翻译与整理，对于米开朗基罗有了深刻的了解之后，再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其所留存的手稿中可以清晰地看见书面上无数次涂抹、修改的痕迹，论文几易其稿后，经历数年的反复考证才最终发表。

同时，秦宣夫也将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带给了他的学生们。事实上，从1935年回国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担任专科教员开始一直到最后，秦宣夫在三尺讲堂上不知播撒了多少艺术的种子。他一生勤勉，讲课生动而负责。据1977级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生朱青生教授回忆，秦宣夫有时甚至会因晚上讲课太兴奋而难以入眠，“当他讲完了两次后，突然，似乎很不好意思，对同学说：‘我们是不是把课时改到下午？晚上讲完，我就一夜不能入睡。’”他将这种热爱艺术、执着学问与敬业奉献的精神传递给了他的每一位学生。

从北平到法国，再从巴黎回到中国，秦宣夫与他的同志、老友们完成了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他们将具体、系统而先进的艺术介绍进中国。其勇气在当时相对封闭、战乱不断、困难重重的时代中显得弥足珍贵。李铁夫、徐悲鸿、林风眠、严智开、刘开渠、常书鸿、吕斯百、吴作人、王临乙和秦宣夫……让我们记住这一个个熟悉而陌生的名字，铭记这些为中国艺术事业做出贡献的开拓者们。■

责任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