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 邵 彦
董其昌对蓝瑛的影响
□ 邵 彦
董其昌与蓝瑛,一位是明末书画宗师,书法冠绝一时,山水画为文人画旗手,“松江派”的核心人物,并以“南北宗论”引领风气,影响身后三百余年;一位是勤奋而多能的职业画家,在山水、花鸟画领域都极为丰产,身前也享有较高声誉,从学者众多,有“武林派”之称,但去世后声誉日隳,一百多年后被归入“野狐禅”般的“浙派”一路,至今艺术史地位暧昧不明。他们两人有什么关系呢?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思白,松江华亭人,万历十七年进士(二甲一名)。在45年的仕宦生涯中,曾任翰林院编修、皇子讲官,他对政治极为敏感,一有异动,就坚决辞官归乡,几次反复起用,在明末宦海风波中竟也穿行自如,经历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最终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致仕。
蓝瑛(1585-1664/1666),字田叔,号西湖外史、蝶叟、石头陀等,晚年家居杭州城东,斋号“城曲茅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蓝瑛家族历史上从未出过官宦,父子两代都与文人士大夫有交往,但未见有重修祖茔、撰碑书志之类行为,这证明其家世相当寒微。他可能出身于职业画工家庭,或自幼做工艺学徒谋生,显露出过人的绘画天赋。八九岁时,身为童仆的蓝瑛就在执役的厅堂上“蘸灰画地,作山川云物,林峦峰麓,咫尺万里”①。蓝瑛虽然迫于生计很早就走上职业画家道路,但通过自学,拥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能诗善书,甚至还会刻印②。他早年用过“郭民”“外民”之类的署款,“郭”指城墙,似乎透露出他的家族迁入杭州的历史并不很久,没有什么根基和依靠,心理上认为自己仍然是“外来人口”而非本地土著。他青年时期就离开浙江省城杭州,前往外省州郡之城松江寻求发展,看来他早年时代在杭州的境遇不会太好。
[元]黄公望 丹崖玉树图 101.3×43.8cm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明]蓝瑛 仿一峰山水 163×74.4cm纸本设色 天津博物馆藏
改变蓝瑛生活的外部契机可能就是董其昌。董氏一生曾经18次经过或特意前往杭州。万历三十二年(1604),董其昌在五月、六月、八月三次游杭州西湖③,大概就是在其中的某次,20岁的蓝瑛遇到了50岁的董其昌。年轻的蓝瑛只是董氏在杭州见过的许多人中的一个,这次见面在董其昌的生活中自然只是过眼云烟。但董其昌客套的鼓励,却在蓝瑛心中埋下了去往松江、追随大师名流的愿望④。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董其昌从湖广提学副使任上辞官回到松江。次年春夏之间,23岁的蓝瑛便来到松江,迈出了他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很可能正是通过董其昌介绍,蓝瑛投入有孟尝养士之风的孙克弘门下。
孙克弘(1533-1611)字允执,号雪居,华亭人。父孙承恩(1485-1565),嘉靖中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善画美人,卒谥文简。孙克弘以荫入官,曾官汉阳太守(知府),隆庆五年(1571),在首辅高拱(1513-1578)与其前任、华亭人徐阶(1503-1583)的政治斗争中受波及,免官归里,从此无意仕进,以治园、收藏、宴客、作画的风雅生活自娱。他为人慷慨好客,稍有长技者都可以得到接纳和金钱报酬。人们把他视为战国时期的魏公子安陵君,把他的东郊精舍视为唐代王维的辋川别业⑤。蓝瑛就是这众多门客当中的一员。他在孙克弘家居住,还认识了陈继儒等名流乡绅,观赏他们收藏的法书名画,并为他们作画,一直持续到四年后孙克弘去世。
[明]蓝瑛 山林坐话图 16.3×49cm 纸本设色 南京博物院藏款识:己亥秋杪,画祝成翁老祖台千春华诞。西湖外民蓝瑛。钤印:蓝瑛(朱)
在这段时间,蓝瑛结识了许多来往孙府的文人名士和书画藏家,如姜绍书就在蓝瑛到松江那年,到孙克弘的敦复堂观看高克恭山水卷。姜绍书字二酉,号晏如居士,江苏丹阳人,崇祯末曾为南京工部郎,著有纪传体明代绘画史《无声诗史》及艺林笔记《韵斋石笔谈》。这次见面多年后还被蓝瑛提起,但姜绍书好像已经不记得了⑥。这个时期蓝瑛还曾到吴江(今属江苏,地处苏州、湖州之间)收藏家周敏仲家中观画⑦。
孙克弘能画花鸟与竹石,取法周之冕的“勾花点叶派”,并上追沈周、陆治,有工笔和写意两种画风。他充当了蓝瑛与吴门画风之间的津梁,他和周之冕的许多风格元素在蓝瑛的花鸟画中都有所体现。但在蓝瑛师法古人的过程中,对他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却是董其昌,他是蓝瑛试图通向文人画核心的宝筏。
万历三十四年回乡以前,董其昌的艺术史观、鉴藏品评观已经基本形成,此后便是他一生中最长的一段乡居赋闲岁月,除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冬曾短暂出任福建副使,直到天启二年(1622)春应召北上赴京以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以书画自娱,他的足迹也遍及杭州、嘉兴、无锡、苏州、镇江、吴兴等地。在这段乡居时光,他的艺术声誉达到顶峰,虽然万历四十四年(1616)春发生“民抄董宦”事件,董宅被焚,藏品散失,董其昌如丧家之犬,避走他乡,但并没有影响他艺术鉴赏力和影响的上升⑧。
孙克弘去世后,蓝瑛长期追随董其昌,大大提高了艺术眼界和交往层次。董其昌为人热情好客,交游广泛,他在江南各地友人间游览观画时很可能也会带上年轻的蓝瑛,如天启元年(1621)蓝瑛曾在董其昌老友、镇江收藏家张修羽家观赏倪瓒《狮子林卷》⑨,而那年秋张修羽接待的主宾正是董其昌,蓝瑛应是随侍董其昌一同前往的⑩。蓝瑛还临过董其昌的藏画,如赵令穰《荷乡清夏图》。
从蓝瑛画跋中记录的地点看,在董其昌去世前,他曾数次去嘉兴,还去过镇江;而他居住最久的地方还是松江与杭州。董其昌去世后的几年,他的行迹更广一些,包括嘉兴、绍兴、镇江、扬州、吴兴等地。他奔走各地,大抵都是给富有赀财和地位的主顾当门客,为他们作画,同时也扩大眼界和交游,主要的介绍人应当就是孙克弘、董其昌、陈继儒这些松江大佬。
明清时期,浙江北部(包括杭州嘉湖和宁绍两个地区)虽然是文人画创作的重镇,也有相当数量的图书和书画收藏,但并不是古代法书名画集中之地,这个地域的收藏,尚不足以支撑产生划时代的文人画家。笔者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家世比蓝瑛优越得多的陈洪绶,在吸收传统方面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他的艺术先是从较为民间化的“公共图像”(包括石刻线画、宗教绘画、职业画家作品、印刷作品等)入手,后又从表演艺术直接吸取灵感,直到中年末期入宫服务后,才得纵观法书名画,画风为之一变,回归到师法传统的“主流”中来。而蓝瑛身处更依赖传统的山水画领域,却能“一超直入如来地”,直接进入了董其昌所谓的“南宗正脉”之中,董其昌本人对他的影响和帮助是最主要的因素。董其昌既富于收藏,又与画商和收藏家们来往密切,是蓝瑛追寻传统的重要渠道。当然,董其昌对于他心目中“南宗正脉”大师们的特殊偏好,也限定了蓝瑛的所见与所学。以下试举几例说明。
蓝瑛《仿董源山水》(上海博物馆藏)卷末自题:“董北苑画……余师法四十年”此卷作于丙戌(1646,62岁),上推40年当是他来到松江的1607年前后。那时蓝瑛接触并“师法”董源作品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董其昌。不过从这个画卷本身来看,它采用明末流行的“千岩万壑”式山水长卷的构图,皴法上以具有蓝瑛自身特色的荷叶皴和豆瓣皴为主,还糅和了一点折带皴,唯独没有董源的披麻皴。在蓝瑛笔下提到的仿古对象中,董源的出现机会也很少。所以,董源对蓝瑛的影响是象征大于实际。由此不免令人怀疑蓝瑛在董其昌处观赏董源画作的机会极其有限,很多作品甚至是只闻令名不见芳踪。他偶尔提到董源,恐怕只是为了表示自己与文人画“南宗正脉”的联系。
米氏云山:米芾的《楚山清晓图》(有时董其昌把它归属于米芾之子米友仁)是董其昌学习米氏云山画法的重要原典。蓝瑛对这一原典的学习也持续终身。现存他最早的山水画作品—27岁所作《楚山清晓图》扇页就自题“仿米老楚山清晓图”,在44年后的乙未《仿古山水》册(故宫博物院藏)中,第一页还是仿“米南宫楚山清晓”。蓝瑛当是在董其昌处见过此图(虽然不太可能是米芾真迹)或董的临本并临仿之。
[明]蓝瑛 山水图(12开之五) 31.5×24.7cm 纸本设色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款识:从二酉社翁于孙汉阳敦复堂观高尚书卷三十年矣,复拟一通请质,年华真蘧蘧耳。瑛。钤印:蓝瑛(白) 田叔氏(白)
[明]蓝瑛 山水图(12开之六) 31.5×24.7cm 纸本设色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款识:赵令穰意,似二酉社翁正之。蓝瑛。钤印:瑛(白) 田叔(朱)
赵孟頫样式:蓝瑛笔法中最具个人特色的是荷叶皴。荷叶皴是披麻皴的变体,系以中锋画成的一套皴线组合,中间先画一条主线,两侧分出层层支线,线条弧形中略带弯曲,如同荷叶的筋脉,故名。这种皴法大量应用于蓝瑛的扇页小品和拳石图,从早年的细密到晚年的粗放,始终保持着荷叶皴的鲜明特征,应当是直接学自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此图虽然煊赫有名,但几乎未有传摹本,有的学者甚至怀疑其出于明代中后期苏州、嘉兴一带画家、收藏家的伪托。万历十年(1582)董其昌在项家首次见到《鹊华秋色图》,万历三十年项元汴后人项晦伯将此图转让给董其昌,董其昌于10年后又将它转让给“吴光禄”,也就是宜兴吴之矩。董其昌对此图珍视非常,曾手绘绢本临本,在易手前共题跋原作两次,易手后又题跋三次,为其藏品中题跋最多的一件,甚至超过了董源的作品。蓝瑛结识董其昌后,将近9年时间内都有机会在董家观赏甚至临摹《鹊华秋色图》。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鹊华秋色图》中的荷叶皴在蓝瑛画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持续终生。
表1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与蓝瑛五本册页中的画家称呼对比表
王蒙样式:蓝瑛另一种常用笔法是牛毛皴,皴线卷曲颇为夸张,因使用干笔画成而时时显得尖利甚至刚硬。这是王蒙的个人样式,蓝瑛的直接取法来源却可能是周臣,42岁时所作《为仲言作山水图》扇页(上海博物馆藏)中的牛毛皴就很接近周臣的画法。但是追随董其昌期间,蓝瑛有更多机会面对王蒙原作,使他的牛毛皴变得更为丰富。王蒙《太白山图》(曾经项元汴收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青卞隐居图》(董其昌题诗塘“天下第一王叔明画”,上海博物馆藏)都与董其昌有密切关系,蓝瑛可能通过董其昌而获观。《太白山图》笔法尖细,牛毛皴结构松动,用笔灵活,设色浓重,《青卞隐居图》的笔法则较为粗劲,这些特征都对蓝瑛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黄公望样式:元四家中对蓝瑛影响最大的是黄公望,这也是到松江后受董其昌(可能还有董其昌的绘画老师顾正谊)影响所致。黄氏重要作品大都流传在苏州和松江。崇祯十二年(1639)蓝瑛《仿黄公望山水》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自题:“一峰老人法从晋唐……余仰师三十年,少得于皮矣。”上溯30年为万历三十七年左右,那几年董其昌大部分时间在江南,而蓝瑛基本上在松江居住,他们的来往机会很多。蓝瑛58岁所作的《仿一峰山水图》轴画面基本从黄公望《丹崖玉树图》化出。《丹崖玉树图》是流传在江南的黄公望名作之一,曾经董其昌收藏。蓝瑛进入老年之际仿作此图,说明他年轻时曾在董其昌处临摹学习过原作。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在丙申(万历二十四年)归董其昌,董在前隔水绫上书跋,发出“吾师乎、吾师乎”的感叹。后来董其昌将其转让给宜兴收藏家吴之矩(字正志),转让时间不详,最大的可能是在天启四年赴京之前。蓝瑛在董其昌处有充足的机会看到此画。正是在天启四年,蓝瑛作有《仿黄公望富春山图》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起首一段略似“火后本子明卷”开头一段,其后与原作相去较远,但尽力表现黄公望的长披麻皴和山顶平台造型。这是凭以前在董家观画的印象,以意为之。这种印象后来日渐模糊,但直到晚年也未完全磨灭,一再显现画中,如壬午(1642)《仿古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中有仿“大痴富春山卷中一段溪山”页,丙申(1656)《仿古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中也有“用一峰老人富春小卷中之法”页,《仿富春山图》轴(山西省博物馆藏)亦自题“法一峰老人富春山之意”。
其他:董其昌友人的收藏也是蓝瑛重要的艺术资源。蓝瑛壬午《仿古山水》册中有仿方从义一页,题“方上清有奇峰白云,陈眉公藏是,法其意”,同年所作《赠方咸亨仿古山水》册(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有一页也自题“法方上清奇峰白云”,这是学自陈继儒的藏品。
“仿古”是蓝瑛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他几乎无画不称仿古。他画的立轴和手卷绝大多数都题有仿古对象,至于册页,或者径自名为“仿古册”,或者逐页题为仿某古人(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澄观图》册和《澄怀观道图》册)。以其五本《仿古山水》册(故宫博物院所藏癸酉和乙未两本、上海博物馆所藏壬午、丙申及自署画于“落石舟中”而年款不详的三本)为例可以看出,他的仿古对象主要集中于以下20馀位画家:王维、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郭熙、王诜、范宽、李公麟(山水画)、米芾、李唐、赵孟頫、高克恭、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方从义、赵雍。其中最核心的十位画家则是:五代北宋北方画派的荆浩、关仝、李成、范宽,南方画派的董源、元代的赵孟頫和元季四家。
上述20人名单和10人名单,基本上就是董其昌所谓“南宗”的广义和狭义名单,只有李唐例外,他虽然被列入“北宗”却得到董其昌赞赏,而蓝瑛所仿似乎仅限于李唐在北宋末年的北方画派风格,进一步分析,他的“仿李唐”画作中更多地体现出吴门派画家唐寅的笔意,这与他通过周臣上追王蒙异曲同工,是蓝瑛导源于吴门-松江画风的又一例证。
明代画家、鉴赏家(包括董其昌和蓝瑛)关于五代到元代画家的知识主要来自《图绘宝鉴》,董其昌因过目名作甚多,所用的画家名称和《图绘宝鉴》存在细微区别。而蓝瑛笔下画家名称正好体现出《图绘宝鉴》中提供的别称(本名以外的称呼)与董其昌的混合影响,大部分画家名号都与《图绘宝鉴》相同,而董源、米芾、赵孟頫、王蒙、吴镇五人的名号则不然,以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与蓝瑛五本册页中的画家称呼进行对比(表1),划线部分为关联度较高者。
表1中蓝瑛对董源、米芾、吴镇的称呼受董其昌影响最为明显。比如吴镇,其自署为“梅花道人”,《图绘宝鉴》亦记为“梅花道人”,明代中期画家詹僖仿作吴镇竹石则自署“梅道人”。在董其昌笔下,“梅花道人”和“梅道人”两称互见,说明受到伪作的干扰;蓝瑛册页中习用“梅沙弥”,卷轴中则见有“梅道人”,另外也有称“梅花道人”的,从董其昌延续下来的痕迹自明。
仿古是晚明时风,海内翕然从之。蓝瑛之特殊,并不在于他仿古,而在于他非仿古不画,无画不称仿古,而且全以董其昌所论为旨归,这与其说是受到了董其昌等人的影响,不如说是为了表示自己与文人属同一法脉,带有自我标榜的意图。他要给自己的全部创作贴上“南宗”的鲜明标签。犀利的文人可能由此发现他内心的不安—惟恐被视为旁门左道。多疑的职业画家可能又会觉得他拉大旗作虎皮,甚至隐然以董其昌的传人自居。也许,蓝瑛心中真的并存着强烈的自卑与自负。也许是董其昌言必称“吾家北苑”连蓝瑛都觉得有点滑稽,也许是自觉与董其昌的关系还不够亲密—根本原因是蓝瑛与董其昌完全不属于一个阶层,也许是出于一个能力特别强的人应有的傲骨,总之蓝瑛笔下几乎没有提到过董其昌,但这不意味着他心中不会时时想到董其昌。
《图绘宝鉴续纂》说蓝瑛“性耽山水,游闽粤荆襄,历燕秦晋洛,涉猎既多,眼界弘远”,不太可信。早有学者指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进行这样的远游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精力的,但从目前所见到作品的题材和题跋上看,却没有任何关于远游的反映与线索,所以说这种记载也许是为了附会董其昌倡导文人画时所提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的宗旨,而蓝瑛一生只活动于江浙一带,根本没有到过江浙以外的地区”,从当时的历史形势来看,这种远游也几乎不可能实现。董其昌在世时,蓝瑛追随董氏在江南活动,未曾远离;崇祯九年董其昌去世前后,“流寇”的袭掠和满洲的侵扰已使“燕秦晋洛”成为畏途。
但是,在对自己虚幻的“行万里路”经历描述中,蓝瑛对董其昌理论的附和,与对自己形象的构建交织在一起。晚明的“行万里路”,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走遍天下”—今天所谓“天下”已经不是指全中国,而是指全世界,一个能游历世界的人,眼界开阔,话题广泛,因而更容易成为“时尚中人”,甚至时尚的领导者。在山水画早已跳脱写实之外的晚明,董其昌倡导的“行万里路”,与其说是为了“师法自然”,不如说是为了构建文人画家超越芸芸众生之上的形象。蓝瑛“被‘行万里路’”,意义也在于此吧。
[明]董其昌 山水册(6开之一) 23.4×15cm纸本水墨 天津博物馆藏
[明]蓝瑛 仿古山水图册(10开之一) 24.9×10cm绢本水墨 上海博物馆藏
蓝瑛在创作上也直接受董其昌影响,青年时期尤为明显。他27岁所作《楚山清晓图》扇页,画在金笺扇面上,用湿笔重墨,因纸质不吸水而显得格外浓重湿润;书法间架端正,转折处圆而不滑,用笔提按微妙,并不一味追求使转,字距疏朗停匀。书画风格都明显带有董其昌的痕迹。
万历四十一年(1613),蓝瑛曾与董其昌、陈廉、吴振合作,在一幅纸上连画山水《芦乡杂画》卷,这对年方29岁的蓝瑛是很大的鼓励。他在这一年画的《溪山秋色图》在构图和技法上都受到董其昌的名作《昼锦堂图》影响。《溪山秋色图》采用了蓝瑛作品中较为少见的手卷形式,其淡雅的青绿设色,乃至一些具体的丘壑与树石造型都接近《昼锦堂图》。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以白云、红树、青山为特征的重青绿山水,仅见于董其昌和蓝瑛两人笔下。已有学者指出:“蓝瑛还有一类青绿没骨山水,如《山川白云图》,题云‘法张僧繇之笔’,其实并无根据表明他仿自张僧繇,而在董其昌的绘画作品中,倒经常有以仿张僧繇或唐杨为题的青绿没骨山水,可见这种画风是由董其昌等文人画家布扬并流行的,蓝瑛无疑是受了这一风气的影响。”这种画风确是董其昌的创造,蓝瑛则将它推向成熟。
对色彩的关注是来自吴门的传统,并被松江画家继承。明末清初沈士充、恽向的《仿古山水》册页(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和苏州博物馆)中都运用了浓重的石青、石绿或白粉,董其昌的山水画则一直都在尝试使用浓重色彩,其早期代表作《燕吴八景》册(上海博物馆藏)中“西山雪霁仿张僧繇”一页就描绘了白粉积雪下的红树青山(上海博物馆藏),另外“西湖莲社”、“舫斋候月”两幅也应用了石青重色。这种设色画法一直延续到晚年,传世作品不少,如《仿张僧繇白云红树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秋山积翠图》扇页(上海博物馆藏)、《昼锦堂图》卷以及《青山白云红树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既有绢本,也有纸本,画法或以没骨涂染,或以水墨为骨干,先勾皴后着色,色不碍墨。总体上看,董其昌的重青绿技法还没有完全脱离水墨画“有笔有墨”的规范,没骨画法并未成熟。
董其昌探索重青绿技法的过程中,蓝瑛常追随左右,自然会受到董其昌的启发。他早年曾经在水墨画中加入很淡的青绿设色,如《江皋暮雪图》轴(浙江省博物馆藏),后来也会加入不透明的石青色,如《桃源春霭图》轴(青岛市博物馆藏)。60岁以后技法完全成熟,水墨画与红、白、蓝、绿等多种不透明色并用,色墨互不相碍,形成白云、红树、青山的鲜艳效果,与董其昌的没骨画法有明显区别,色彩更为明艳,装饰性更为强烈。这种新技法,在他六十七八岁所作《丹峰红树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已经运用自如,到了74岁的《白云红树图》轴(故宫博物院藏)进一步圆融成熟,代表作还有《摹张僧繇青绿山水图》(天津博物馆藏)、《仿张僧繇山水图轴》(无锡市博物馆藏)等。
在有清一代传习董、蓝这一路的重青绿山水画法的人很少,蓝瑛的传人中仅刘度善画这类重青绿没骨山水,作品有《仿张僧繇白云红树图》、《仿张僧繇山水图》轴(皆为山东省博物馆藏)等。现代山水画家张大千、吴湖帆等人却受到它的影响,重新发掘了色彩的表现力。
董其昌拥有一大批书画代笔人,启功考证出的名单就多达八人,其中并无蓝瑛。不过蓝瑛作为围绕在董其昌身边的职业画家之一,不但风格受其影响,而且在多方面受其恩惠,以代笔作为回报的可能性很大,存世的一些董其昌款作品有可能出于蓝瑛之手。
有一套董其昌款《山水》六开册,画在金笺上,用笔显得繁密、快速而尖利,与董其昌简括、蕴藉的风格明显有别,特别是其中第四页,董其昌“自题”为“仿关仝笔”,实为仿倪瓒风格,一水两岸,近景空亭无人,但在并不像倪瓒风格的、颇具团块分量感的山形轮廓内,两头露锋的尖利皴笔层层搭接,构成了锋芒毕露甚至剑拔弩张的紧张感,正符合蓝瑛“健拔劲锐”的笔性,而与董其昌裹毫收锋的皴线大相径庭。另一套董其昌款《仿古山水》八开册(上海博物馆藏),同样画在金笺上,大部分符合董其昌自己的特征,但其中第八页“仿倪高士笔意”呈现出与上述仿倪画页同样的笔法特点,只是程度稍逊。这两幅画页最有可能出自蓝瑛的代笔。董其昌的立轴作品如《仿倪黄合作》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亦出现较多尖利的勾提用笔,以及熟练的擦染,作于天启三年(1623),亦有可能是蓝瑛代笔。
总之,董其昌对蓝瑛的影响全面、深入而持久,究其原因,松江一带的职业画家大多社会地位不高、艺术资源有限,身边有董其昌这样一位在收藏、创作上具有巨大辐射力量的艺术导师,自不免翕然而从;而且董其昌总结的文人画家标准反映了晚明社会中上层的普遍观念,蓝瑛按照这一标准塑造自我形象,有利于开拓和维护自己的市场。清中期以来,不少学者将蓝瑛归为“浙派”,称为“浙派后劲”、“浙派殿军”,以戴进、吴伟、蓝瑛为浙派三大家,但从蓝瑛的艺术渊源与风格发展上看,他与吴门和松江画坛的关系至为密切,毋宁称之为松江外围。武林派与松江派的关系,正如吴伟的江夏派与浙派的关系,是支系与主干的关系。
[明]董其昌 昼锦堂图 41×180cm 绢本设色 吉林博物院藏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郑寒白
注释:
①见康熙《钱塘县志》(康熙五十七年刊本)卷二六,十二页下。“厅事”指官署视事问案的厅堂,也可泛指富贵人家宅中的厅堂,蓝瑛在此“厅事”当是为仆役,而非画壁画。②见《蓝瑛、王思任、(陶)奭龄信札八通》,蓝瑛信札之三,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06年春季拍卖图录,编号0788。
③参阅任道斌《董其昌与杭州》,《新美术》2006年第1期,第68页。
④蓝瑛29岁所作《溪山秋色图》卷(天津博物馆藏)后有董其昌跋,提到与蓝瑛已相识十年,上推他们的相识时间应在蓝瑛20岁时,见《董其昌与蓝瑛》,劳继雄著《鉴画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29页。
⑤[清]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三,孙克弘小传,五四页,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三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⑥见蓝瑛《仿宋元山水》册(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自题。
⑦蓝瑛壬戌(1622)《仿古山水》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自题。周敏仲,张岱《家传·附传》记为周铭仲,书画收藏与项元汴等齐名。见张岱《琅嬛文集》,云告点校本,岳麓书社,1985年,第169页。
⑧参阅任道斌《董其昌系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4-191页。
⑨王小梅《从书画鉴定角度看蓝瑛绘画风格之流变》附录《蓝瑛年表》,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第2页。
⑩《董其昌系年》,第186页。
[明]蓝瑛 溪山秋色图 23.8×172cm 绢本设色 天津博物馆藏款识:癸丑新秋日,仿松雪《溪山秋色图》兼大痴笔法。蓝瑛。钤印:蓝瑛之印(白) 蓝田叔(朱) 蓝瑛之印(朱) 蓝氏田叔(白)
[明]蓝瑛 山水图册(10开之一) 36.6×25.8cm 绢本设色 天津博物馆藏款识:乙未春日,蓝瑛。钤印:蓝瑛(白) 田叔(朱)
[明]蓝瑛 山水图册(10开之一) 36.6×25.8cm 绢本水墨 天津博物馆藏款识:研农蓝瑛。钤印:蓝瑛(白) 田叔(朱)
[明]蓝瑛 红叶秋禽图 95.3×35.6cm 纸本设色 天津博物馆藏款识:清霜夜来白,古桕叶翻红。束羽双啼鸟,寒枝逆晚风。并题。蝶叟瑛。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白)
[明]蓝瑛 山水图册(12开之一) 51.9×29.2cm 纸本设色 浙江省博物馆藏款识:甲戌夏日,蓝瑛画。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朱) 蝶圃(朱)
[明]蓝瑛 山水图册(12开之三) 51.9×29.2cm 纸本设色 浙江省博物馆藏钤印:田叔(朱)
[明]蓝瑛 山水图册(12开之二) 51.9×29.2cm 纸本设色 浙江省博物馆藏钤印:田叔(朱)
[明]蓝瑛 山水图册(12开之四) 51.9×29.2cm 纸本设色 浙江省博物馆藏款识:蓝瑛。钤印:田叔父(朱白相间)
[明]蓝瑛 山水图册(12开之五) 51.9×29.2cm 纸本设色 浙江省博物馆藏款识:蓝瑛。钤印:田叔父(朱白相间)
[明]蓝瑛 山水图册(12开之七) 51.9×29.2cm 纸本设色 浙江省博物馆藏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朱)
[明]蓝瑛 山水图册(12开之六) 51.9×29.2cm 纸本设色 浙江省博物馆藏款识:蓝瑛。钤印:田叔(朱)
[明]蓝瑛 山水图册(12开之八) 51.9×29.2cm 纸本设色 浙江省博物馆藏款识:蓝瑛。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父(朱白相间)
[明]蓝瑛 山水图册(12开之九) 51.9×29.2cm 纸本设色 浙江省博物馆藏钤印:田叔(朱)
[明]蓝瑛 山水图册(12开之十一) 51.9×29.2cm 纸本水墨 浙江省博物馆藏款识:蓝瑛法黄子久。钤印:田叔父(朱白相间)
[明]蓝瑛 山水图册(12开之十) 51.9×29.2cm 纸本设色 浙江省博物馆藏款识:甲戌中元,蓝瑛。钤印:田叔(朱) 蓝瑛(朱)
[明]蓝瑛 山水图册(12开之十二) 51.9×29.2cm 纸本设色 浙江省博物馆藏款识:崇祯七年七月朔,西湖外史蓝瑛。钤印:田叔(朱)
[明]蓝瑛 仿黄鹤山樵山水图 215×75.5cm 纸本设色 天津博物馆藏款识:黄鹤山樵画法,庚辰冬杪,于山阴道上拟之。蓝瑛。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父(白)
[明]蓝瑛 风雨腾蛟图 168.6×50.6cm 绢本设色 旅顺博物馆藏款识:风雨腾蛟。观南宋萧照画,蓝瑛摹。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朱)
[明]蓝瑛 溪山雪霁图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款识:天启三年秋八月,仿王右丞画法。蓝瑛。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朱)
[明]蓝瑛 苍松瑞石图 164×64cm 纸本设色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款识:苍松瑞石。癸巳新秋,为平怀长丈辞兄,蓝瑛。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氏(白)
[明]蓝瑛 灵芝泉石图 155.8×54.8cm 纸本设色 嘉兴博物馆藏款识:西湖外史蓝瑛画于南山之石林。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父(朱)
[明]蓝瑛 秋山图 172.5×89.5cm 绢本设色 旅顺博物馆藏款识:蝶叟蓝瑛。钤印:蓝瑛之印(白)
[明]蓝瑛 山水图 35×65cm 纸本设色款识:丁酉新秋,法王叔明画,祝启贞辞兄寿。蝶叟蓝瑛。钤印:蓝瑛(白) 田叔(朱)
[明]蓝瑛 岩壑秋深图 35×65cm 纸本设色款识:岩壑秋已深,老树酣霜赤。村径无人来,书声泉声急。蓝瑛并题。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朱)
[明]蓝瑛 万壑清声图 184.2×71.3cm 绢本设色 浙江省博物馆藏款识:万壑清声。戊戌春仲画于城曲茅堂,蓝瑛。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父(白)
[明]蓝瑛 仿张僧繇红树青山图 188×46.1cm 绢本设色 浙江省博物馆藏款识:法张僧繇画于邗上草堂。西湖外史蓝瑛。钤印:蓝瑛私印(白) 田叔(朱)
[明]蓝瑛 白云红树图 189.4×48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款识:白云红树。张僧繇没骨画法,时顺治戊戌清和画于听鹤轩。西湖外史蓝瑛。钤印:蓝瑛之印(白)
[明]蓝瑛 万山飞雪图 154.6×63.2cm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款识:李咸熙有《万山飞雪图》,余观北宋名手摹之何只十馀帧,皆具一种奇妙。夏日炎甚,漫拟其意,以释挥羽也。己巳蝶圃蓝瑛。钤印:蓝瑛之印(朱) 田叔父(白)
[明]蓝瑛 松下听琴图 194×94cm 绢本设色 旅顺博物馆藏款识:法赵松雪。画于东城草堂,西湖外史蓝瑛。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父(朱)
[明]蓝瑛 仿大痴山水图 78.3×50.7cm 绫本水墨 旅顺博物馆藏款识:壬辰春仲,法大痴道人画。蓝瑛。钤印:蓝瑛之印(朱) 田叔(朱)
[明]蓝瑛 秋山幽居图 26.3×246.5cm 纸本水墨 旅顺博物馆藏款识:辛未中秋,法梅花道人意于城曲茅堂。西湖外史蓝瑛。钤印:蓝瑛之印(朱)
[明]蓝瑛 法梅道人山水图 84×52cm 绢本水墨 昆仑堂美术馆藏款识:丁丑秋日,法梅道人笔法。蝶叟蓝瑛。钤印:田叔(朱)
[明]蓝瑛 法黄鹤山樵山水图 168.5×94cm 绢本设色 泰州市博物馆藏款识:法黄鹤山樵画于城曲茅堂,蓝瑛。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父(朱)
[明]蓝瑛 溪阁清言图 167.5×48.3cm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款识:溪阁清言。赵仲穆画法,拟于龙泓精蓝,蓝瑛。钤印:蓝瑛之印(朱) 田叔父(朱)
[明]蓝瑛 江皋飞雪图 150×47cm 绢本设色 天津博物馆藏款识:江皋飞雪。东郭老农蓝瑛画于西湖舟中。钤印:田叔父(朱) 蓝瑛之印(白)
[明]蓝瑛 山水图 179×94cm 绢本设色 济南市博物馆藏款识:法赵仲穆,画于西溪之凝紫山堂。石头陀蓝瑛。钤印:蓝瑛之印(白) 田叔(白)
[明]蓝瑛 仿一峰山水图(之一) 25.4×349.3㎝ 纸本设色 无锡博物院藏
[明]蓝瑛 仿一峰山水图(之二) 25.4×349.3㎝ 纸本设色 无锡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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