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的编辑班子、稿件、作者、专栏

周振锡

《黄钟》的编辑班子、稿件、作者、专栏

周振锡

一

在担任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期间，1995年至2001年，我出任学院学报《黄钟》主编。与我共事的副主编蔡际洲由学院任命，为专职；编辑部主任孙凡，为专职；其他编辑2至数名，均为兼职，由编辑部在我院在职教师、科研人员中聘任，期限或一年、或若干年，1995年至2001年间，在《黄钟》编辑部担任兼职编辑的有（以期刊出版先后排序）胡志平、宋祥瑞、李幼平、徐康荣、齐柏平、孙晓辉、钱仁平、章滨、臧艺兵等，编务先后有齐柏平、江波、刘夜、吴晓林等，编辑部各位同仁共同努力，出版了《黄钟》28期，《黄钟（增刊）》6期。⓪

《黄钟》的稿件，采用“三审制”，由主持《黄钟》日常编务工作的副主编会同编辑部主任，提出“拟用稿件”的“初审目录”；并提出并聘请学院或院外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对某篇或数篇“拟用稿件”进行“二审”；在主编主持下，召开编辑部工作会议，进行“三审”，确定期刊“目录”。

《黄钟》编辑部的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及各位编辑，虽然职位分工不同，但都是干实事的编辑工作人员，没有高低之分，都要担任“责任编辑”，从1996年起，“责任编辑”一律在《黄钟》刊发的每篇文稿的篇末署名。《黄钟》采用“三校制”：“一校”由“责任编辑”各自兼任，“二校”、“三校”由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主编交叉担任。如主编为某篇稿件的“责任编辑”，则该篇稿件的“二校”、“三校”，则由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分别担任；如副主编为某篇稿件的“责任编辑”，则该篇稿件的“二校”、“三校”由编辑部主任、主编分别担任；如编辑部主任为某篇稿件的“责任编辑”，则该篇稿件的“二校”、“三校”由副主编、主编分别担任。这样，编辑部在人事上虽未设“专职校对”，但仍将刊物的“一校”“二校”、“三校”落到了实处。

《黄钟》未设立庞大的编辑委员会，是一个精悍的高效率的工作班子，运作起来，省去了不少不必要的时间和人力消耗。

二

《黄钟》是武汉音乐学院主办的音乐学术季刊，是全方位展示学院科研成果的平台，《黄钟》也是我国不多的音乐学术季刊，也是展示我国音乐领域科研成果的重要平台，《黄钟》刊发的稿件的来源基本上采用“对半开”的办法，校内、校外作者的稿件，大约各占一半。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是我院的重点学科，《黄钟》刊发了大量作曲技术理论学科的学术论文，并且特别重视刊发研究现代作曲技术理论的论文。如：1995年第4期刊发了钱仁平的《肖斯塔科维奇后期创作中的核心集合及其对音高结构的辐射控制》，胡向阳的《神秘和弦的复合、复制及其环形结构》；1997年第1期刊发了郑中的《拉威尔创作的泛印象主义风格》；1998年第2、4期，刊发了罗忠镕的《〈嫦娥自述〉——乔治·珀尔“十二音调式体系”简介与〈嫦娥〉分析》；1999年第3期刊发了姚恒璐的《自由无调性写作与潜在的调性布局——韦伯恩的〈五首歌曲〉之一解析》、倪军的《乔治·克拉姆钢琴独奏作品的音乐特征》、刘涓涓的《韦伯恩〈五首管弦乐作品10之1〉分析》；2000年第3期刊发了张巍、吴雪凌的《从DIARY-1看陈晓勇钢琴曲创作的新思维》、王伟的《丁善德钢琴作品的和声语言》；2001年第2期刊发了王文俐的《江文也早期钢琴音乐创作的现代技法》、张志海的《空间立体化调思维——巴托克〈小宇宙〉调性呈示方式梳理》、唐勇的《贝尔格〈钢琴奏鸣曲〉（op.1）中的半音、全音音列技法》、骆岭的《格里格音乐中的民间自然调式》、趙曦的《序列结构及其潜在的标题性》；2001年第3期在“博士论稿”专栏中，刊发了徐孟东《现代帕萨卡里亚对位与和声形态》等。

计算机音乐是我院新增的“品牌专业”，《黄钟》辟“计算机与音乐”专栏。如：1997年第1期，刊发了我院童忠良的《计算机辅助律学教学导言》、高鸿祥的《管弦乐配器大师简介——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与软件开发》、冷岑松的《电子音乐中民族乐器的音色仿真问题》、冯广映的《计算机声音系统的发展及其对专业音乐的影响》、刘健的《关于电子音乐记谱法的思考》、冯坚的《电子音乐的音响特征与电子音乐音色的结构意义》等6篇论文，还在1999年第4期刊发了方建军的《中国音乐考古计算机管理系统设计的实现》，以及孙新财的《音的性质（于电脑内）数据化的商榷——音高、音调、音程、音长》，周琼的《数字录音硬盘化现状和前景》等论文。

三

音乐学也是我院的重点学科，它的分支学科繁多，《黄钟》根据当时来稿的情况，设立了“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美学”、“音乐编辑学”、“音乐声学”、“楚音乐文化研究”、“编钟音乐研究”、“道教音乐研究”，以及“百家争鸣”等专栏，刊发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这些“专栏”将几篇内容相近的文章编排在一起，是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并未严格考虑其属性，如某篇文章的内容涉及到几个“专栏”，就只有任择一栏刊发，某一“专栏”也不一定每期都设置。

在“民族音乐学”专栏刊发了杨匡民的《缅甸歌乐舞戏及其风格》、史新民的《兼容并蓄，传统深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辑扎记》、冯光钰的《戏曲声腔的传播》及《曲艺音乐的传播》、杜亚雄的《民族音乐学的论文写作》、刘正维的《湖北民间器乐的乐种界定》等。

在“音乐史学”专栏刊发了郭树群的《管窺杨荫浏先生学术思想中的科学精神》、钱仁康的《学堂乐歌的“张冠李戴”现象》、周振锡的《〈淮南子〉中的音乐理论》、田可文的《〈金屋梦〉中的明清佛道音乐》、丁纪元的《相和五调中的清、平、瑟》调新论》、张振涛的《和、巢、苼、芋辨——关于簧管类乐器发展史若干问题的思考》、高兴的《黄翔鹏先生音乐史学思想研究》、廖宝生的《岁月蹉跎一卷书——都司湖畔译著录》等。

在“音乐考古学”专栏，刊发了谭维四、蒋朗蟾的《秦王编钟的复原研究》、方建军的《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的有关问题》、李幼平、王洪军的《’95鄂豫部分地区音乐文物考察简报》等。

在“音乐美学”专栏，刊发了童忠良的《古编钟的和鸣与天地人的交响——析谭盾〈交响曲1997：天、地、人〉的编钟乐》、刘承华的《古琴的文化审美内涵》、李立群的《音乐行为方式中美学现象》等。

在“音乐编辑学”专栏，刊发了黎章民的《音乐图书编辑的共性与个性》、郉素华的《从文献计量统计看〈黄钟〉发表论文之作者及论题》、匡学飞的《初创的十年》等。在“音乐编辑学”专栏，还刊发了孟文涛的《〈夕歌〉、〈祖国歌〉、〈老六板〉填词歌——兼及近现代歌曲的残缺求证及音乐工作者的盲从心态问题》，孟先生为我国当时在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次联欢会上演唱的一首歌的歌名，进行了考证，指出将这首用《老六板》曲调填词的“学堂乐歌”原本称为《夕歌》，但中央电视台、南京电视台、《广州文艺》、《作家文摘》等多家媒体将其称为《祖国歌》，对编辑的这种“题不对文”的盲从心态提出质疑，但是，《黄钟》并未因为这是在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唱过的歌，刻意炒作。

在“音乐声学”专栏，刊发了郑荣达的《音乐实践中的谐音列》、朱海清的《声音录音中的拾音方式》等；在“楚音乐文化研究”专栏，刊发了方妙英的《论楚羽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史新民的《叫嚣以兴衰——鄂西高腔山歌巡礼》；在“编钟音乐研究”专栏，刊发了李幼平的《宋代新乐编钟》、谭军的《关于编钟、编磬系列击锤的研制与研究》；在“道教音乐研究”专栏，刊发了孙晓辉的《〈玉音法事〉谱面结构试析》、胡军的《茅山道教“三茅表”醮仪音乐的程式法则》；在“百家争鸣”专栏，刊发了徐元勇《我对同族民歌的认识——与冯光钰教授商榷》、蒲亨建的《“同均三宫辨”》、义亚的《对电脑翻译工尺谱之商榷的商榷》等。

我院主办了多次全国音乐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学术会议，《黄钟》均辟专栏刊发了会议论文。如，《黄钟》1998年第1期辟“黄海怀二胡艺术研讨会专栏”，刊发了胡志平的《弓弦的探索与思考——黄海怀二胡艺术研讨会综述》、李坚雄的《黄海怀先生二胡演奏风格探究》、冯光钰的《20世纪中国二胡艺术》、王受仁的《黄海怀先生的二胡艺术》等；为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20周年，我院举办学术研讨会，1998年第3期《黄钟》辟“专栏”，刊发了趙德义的《敲响跨世纪的钟声——在’98中国随州曾侯乙编钟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郑荣达的《曾侯乙编钟复制的音律定位研究》、杨匡民的《曾钟音列结构与长江音乐文化区》、冯光生的《曾侯乙编钟文化属性分析》及［智利］何塞.佩雷斯.德阿尔瑟的《安第斯山南脉的先西金属钟》（徐康荣译）、［以色列］约阿西姆.布劳恩的《古以色列/巴勒斯坦音乐史的若干疑点：史料记载还是考古证据》（徐康荣译）等。

《黄钟》1999年第1期辟“’98中青年作曲家新作品暨作曲教学经验交流会论文“专栏”，刊发了王震亚的《当代音乐创作的三个话题》、李思源的《音乐学分析：从文本到话语——西方音乐作品研究方法的哲学背景》、彭志敏的《形式的映射及其他——与〈Bagatelle.八山旋读〉有关的一些问题》、房晓敏的《乙凡旋法》等。

《黄钟》1999年第1期辟“全国首届旋律学学术研讨会”专栏，刊发了高博均的《五声性旋法探微》、赵金虎的《宫系旋移类蒙古族传统民歌浅析——兼论北方草原现代风格泛调性十二音序列设计》、李思春的《花儿旋律的形态特点及运行规律探析》、韩军的《山曲、信天游的旋律框架及比较》以及薛艺兵的《旋律学建设的一些理论思考》、德国人眼中的“旋律学”与“旋律法”等。

《黄钟》每期都辟有“海外音乐期刊巡礼”专栏，刊发徐康荣编译的英、德、法、俄等语种的国外音乐期刊介绍，信息量很大。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周勤如，在美国创办Music in Caina（《音乐中国》），多次来我院与《黄钟》交流编辑经验，并与编辑部保持着多年的通信联系，《黄钟》刊发了数篇周勤如《关于音乐论文写作的通信》；旅居美国的华裔作曲家梁雷，来我院讲学，《黄钟》刊发了他的《谜楼：声音的楼阁》；日本音乐家泷本裕造，上世纪90年代曾来我院做访问学者，研究道教音乐，他做了关于日本音乐的“讲座”，《黄钟》刊发了他的《日本的民族音乐》。

四

各类“表演艺术”和“音乐教育”也是我院设置的重要传统专业，我院在注重表演艺术专业舞台艺术实践、音乐教育专业的教育实习的同时，也注重表演艺术和音乐教育专业的的理论研究，《黄钟》虽然在这28期之中，每期均无一例外地辟有“音乐教育与音乐表演艺术”专栏，但是《黄钟》刊发的音乐教育专业及各个表演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文章的数量却不多，编辑部积压了大量这一领域未刊发的稿件。为弥补这一缺陷，《黄钟》1995年出版一期“高师钢琴教学研究专号”，刊发了周正健、卢冠华两位硕士生导师及这两位导师指导的硕士生的论文。

《黄钟》1996年出版“钢琴考级（业余）指南”专辑，刊发了蒋振瑞的《关于钢琴（业余）考级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以及我院和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谢玫爱、顾子钰、区方华、张昌年、湛薇薇、卢冠华、周正健、张有成、杨青知、张昌年、吴晓娜、蒋立平、王健、苏斌等20多位钢琴教师，分别对四套各1～10级共几百首乐曲，写作的“乐曲诠释”，并刊发了高级调律师陈家鑫写的《钢琴的选购与保养》。

我院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获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除作曲与作曲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外，音乐教育以及各个表演艺术学科也都陆续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不仅作曲、理论学科的硕士生要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其它学科的硕士生也无一例外要写作学位论文参加学位论文答辩。《黄钟》1997、1998、1999、2000连续4年出版了“研究生论文专号”，在刊发硕士生数十篇论文的同时，还刊发了几位导师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彭志敏的《关于研究生学年论文宣讲和选题的思考》和《在题目的要求和限定中写作》，蔡际洲的《音乐学术论文写作的规范问题》和《研究生学年论文中的若干问题》，童忠良的《研究生的学习方式与论文写作》，周振锡的《读书思考、实践创新——硕士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前提条件及写好论文的关键所在》。

五

在世纪之交，《黄钟》还向林路、王震亚、李凌三位老音乐家约稿，2001年第1期刊发了他们的文章。

林路曾任我院院长，《黄钟》刊发了他在病榻上口述并经本人阅改的《抗战初期国统区的救亡歌咏运动》，以作者的亲身经历，记叙了1937至1940年间武汉、长沙、桂林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历史，文中对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及革命音乐家张曙在田汉带领下，创作、演出《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著名作品，以及作者在田汉领导下，编印“歌片”、写作《江汉渔歌》，在夏衍领导下编辑出版《每月新歌选》，后又与李凌合编《新音乐》月刊，以及《黄河大合唱》在武汉首演，作者在演出中担任指挥、并独唱《黄河颂》的情况，都做了纪实记叙，是一篇记叙我国革命音乐运动的珍贵史料。

王震亚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创作》主编，他的《世纪回眸——20世纪西方专业音乐创作及其影响》，对20世纪我国专业音乐创作及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本世纪欧洲专业音乐的“三个创作体系”中的代表人物勋伯格、兴德米特、巴托克的作品以及美国简约派作曲家和本世纪其他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并在回顾了我国专业音乐创作历程后指出：中外音乐由本世纪初的互不沟通到西方音乐的单向输入，又到80年代之后才开始的双向交流，进行梳理，来说明我国音乐20世纪的巨大发展。

李凌曾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是著名的“音乐杂谈”专家，出版《音乐杂谈》多卷，《黄钟》刊发了他的《民族管弦乐发展问题杂谈》，对“广东音乐”是否都是一种“歌舞升平”、“花好月圆”类的音乐，“广东音乐”能否代表中国音乐，以及有关民族管弦乐队的乐器、创作方法、演奏风格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黄钟》编辑部对个别作者的“一稿多投”行为，十分重视，严肃处理，如，2001年第2期指名道姓刊发《通报》，3年内不受理该作者的来稿。

1995年底编辑部获悉，《黄钟》等音乐类共8种期刊，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其中由音乐院校主办的仅4种。对此消息，我们既感到高兴，也感到十分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国家要评“中文核心期刊”的信息，也没有让填写任何评审表格，更不知道评审专家的组成人选，全由评审人根据已出版的刊物进行，是彻底客观的，也是完全公正的。《黄钟》从1996年第1期起，根据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的要求，在刊物封面上注明了这一信息，鞭策着我们继续努力。《黄钟》本着为社会服务为广大读者和作者服务的宗旨，在这7年中，交上了28期正刊、6期增刊600多万字的答卷，继续接受社会监督，请广大读者、作者继续批评指正。

J69

A

10.3969/j.issn1003-7721.2017.01.002

（责任编辑刘夜）

1003-7721（2017）01-0007-04

2016-12-07

周振锡，男，武汉音乐学院教授，原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黄钟》主编（武汉430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