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维先生学术成果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汪 瑶 蔡际洲

序 言

有关刘正维先生学术成果的研究，前人已经做过一些工作。其中，有涉及其某一领域论文的学术评价者，①如蔡际洲的《腔式板块理论与音乐地理学》（《音乐探索》1991年第1期，第38—40页）；孙晓辉的《多层重叠的活态音乐文化的整合研究——刘正维教授的音乐形态学研究评述》（《黄钟》2011 年第3 期，第168—177 页）；蒲亨建的《另辟蹊径 独出机杼——刘正维教授〈从宋词传承看元杂剧音乐〉读后》（《黄钟》2011年第3期，第178—180页）、《刘正维“我国民族音乐发展‘三起三伏’”论述评》（《中国音乐》2012年第1期，第140—141、152页）；袁环的《论刘正维对中国戏曲音乐研究的贡献》（《中国音乐》2015年第2期，第59—63页）。也有涉及其某种专著的学术评价者，②如徐烨的《容纳百川 开拓立新——评刘正维著〈民族音乐新论〉一书》（《黄钟》2002年第3期，第116—118页）、《中国民间音乐研究的新视角——评刘正维著〈民族民间音乐概论〉》（《黄钟》2007年第2期，第140—142页）；张维刚的《寻本溯理 传续基因——评刘正维先生著〈中国民族音乐形态学〉》（《人民音乐》2010年第2期，第92—94页）；蔡际洲的《戏曲作曲、民族作曲及其他——刘正维先生〈戏曲作曲新理念〉读后》（《人民音乐》2018年第5期，第93—95页）。还有从总体上对其学科理论体系及治学特点进行归纳、总结者③如代翠翠的《刘正维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8 年硕士学位论文）；蔡际洲的《我记忆中的刘正维先生》（《人民音乐》2021年第3期，第65—71页）。等等。纵观以上文献的研究特点，大多属于运用自然语言进行的定性分析。至少在目前，尚无运用人工语言进行的定量分析。因此，我们拟参考文献计量学④“文献计量学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等的计量方法，研究文献情报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和定量管理，并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某些结构、特征和规律的一门学科。”详参邱均平：《文献计量学》，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的研究方法，对刘先生的学术成果进行定量分析。试图回答刘先生学术成果的总体影响如何，刘先生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影响又是如何等问题。

我们的研究材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在中国知网“学者库”可检索到全国音乐学者（排序前300）的发文数量、被引频次、H 指数⑤H 指数（H-index）是一个混合量化指标，可用于评估研究人员的学术产出数量与学术产出水平。乔治·赫希（Jorge Hirsch）的原始定义是，一名科学家的h 指数是指其发表的Np 篇论文中有h 篇每篇至少被引h 次，而其余Np-h 篇论文每篇被引均小于或等于h次。详参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H指数/9951340?fr=aladdin、G 指数⑥G 指数的定义是：论文按被引次数排序后相对排前的累积被引至少g2次的最大论文序次g，亦即第(g+1)序次论文对应的累积引文数将小于(g+1)2。从定义可以看出，g≥h，而按被引量排序靠前的文章的被引次数越大，g指数越大。和h值一样，g 值越大说明该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越大、学术成就越高，通常作为h 指数的补充或提高。详参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g指数/3122201?fr=aladdin等数据及其排序情况。这些，均可作为观察刘先生在全国音乐学界所处“位置”的重要参考。

以下，我们将检索得来的各种数据，进行如下的统计分析。

一、总体学术影响

所谓“总体学术影响”，是指刘先生所有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

关于刘先生的学术影响在全国的排序情况，在中国知网的学者库中有着较为详尽的数据可供参考。在该学者库中，有在全国排序前300 名的学者名单。评价指标我们选择了“被引频次、H 指数、G 指数”三种，现将检索的数据分类列表如下（见表1、表2、表3）⑦表1、表2、表3数据的检索日期：2021年4月18日。。

通过表1、表2、表3我们可以看出，刘先生论文的被引频次在全国排序第19；H 指数排序第11；G 指数排序第16。因此可以说，刘先生论文的学术影响，在全国位居前列。

表1 中国知网学者库论文“被引频次”排序一览表

表2 中国知网学者库论文“H指数”排序一览表

表3 中国知网学者库论文“G指数”排序一览表

二、不同领域的学术影响

所谓“不同领域”，是指刘先生在中国传统音乐这一研究方向之内，依据不同论文的选题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研究范畴。在中国知网上检索的学术论文及其各种数据，可满足我们这方面研究的要求。

根据我们的检索，⑧检索日期：2021年2月8日。得知刘先生发表各种音乐文论总计88 篇，其中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83篇。将这88 篇的单篇被引频次相加，得出其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890次，其中，他引794次。

我们的工作拟分两步走：其一，进行文献分类；其二，进行引文分析⑨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研究方法。详参邱均平：《文献计量学》，第289页。。文献分类是为了便于对刘先生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评价，引文分析是指对刘先生论文被引情况，以及引用其论文的不同作者的相关信息的分析。从中，可以观察刘先生在不同研究领域学术影响的关系及其差异。纵观刘先生的学术论文，并按研究对象所及范畴进行粗略分类，其领域大致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综合研究，二是戏曲音乐研究，三是其他研究。

（一）“综合研究”引文分析

所谓综合研究，是指其研究范畴涉及中国传统音乐整体的一种选题类型。这类选题一般不涉及某具体的音乐体裁或音乐品种。从篇名上看，大多有“传统音乐”“民间音乐”等字样，但不同论文的切入点有所不同。这类论文计有24篇，总被引359次，他引309次。

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⑩蔡际洲：《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角度》，《黄钟》2007年第1期，第78—83页。我们将其再分为“音乐本体研究”“地理分布研究”两类。⑪为什么要选择研究角度作为不同研究领域的下一级分类的依据？我们的考虑是：第一，对刘先生论文的分类，我们首先选择的依据是“研究对象”，其本身就具有“研究领域”的含义。如果作为第二级分类仍旧采用按研究对象分类，就容易使得分类变得较为琐碎。第二，以研究角度作为第二级分类的依据，可将不同对象而运用同一角度的论文进行整合，更方便本文其后对相关数据的综合分析。第三，研究角度本身具有广义的“方法”的含义，作为对著名音乐学家学术成果的文献学研究，可为具有“自我”文化特征的“中国范式”之建构提供一种再研究的基础。详参蔡际洲：《探索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中国范式”》，《音乐研究》2019年第2期，第93—103页。前者系旨在解决音乐本身的形态特征问题，诸如《四度三音列——传统音乐的“染色体”》《传统音乐的两大终止群体》《民族调式的“灵魂”效应》《论汉族调式的平衡原则》《中西音乐结构的审美异同散论》等等。后者则重在解决不同音乐形态的地理空间分布状况，诸如《我国民间音乐的调式型号与板块分布》《民间音乐特征的交融规律》等等。⑫刘正维相关文章出处：《四度三音列——传统音乐的“染色体”》，《中国音乐》2009年第1期，第93—99页；《传统音乐的两大终止群体》，《音乐探索》1991年第1期，第14—23页；《民族调式的“灵魂”效应》，《黄钟》2007年第1期，第52—61、77；《论汉族调式的平衡原则》，《黄钟》1990年第4期，第1—8页；《中西音乐结构的审美异同散论》，《音乐研究》2003年第3期，第3—16页；《我国民间音乐的调式型号与板块分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26—33页；《民间音乐特征的交融规律》，《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9—16页。

关于综合研究的引文分析，我们的研究步骤是：首先，统计出两种研究角度的篇数、占比（研究角度之篇数/学术论文总篇数83）；其次，统计两类论文的被引频次、占比（被引频次/总被引频次890）；再次，统计两类论文的他引频次、占比（他引频次/他引总频次794）；最后，统计两类论文的篇均他引频次（他引频次/该类论文之篇数）。结果详见表4。

表4 “综合研究”引文分析情况一览表

在上表中，我们可见刘先生音乐本体研究论文的篇数、被引频次、他引频次，要高于地理分布研究。不过我们还应看到，地理分布研究虽然只有6 篇，但其篇均他引（17.17），高于音乐本体研究的篇均他引（11.44）。由此可见，从研究类型上看，音乐本体研究的总体学术影响大，但地理分布研究的单篇论文学术质量更高。

此外，我们还可从刘先生论文引证文献作者的地理分布情况，进一步观察其学术影响。下面，我们拟借用地理学界的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表4“他引频次”中显示的309 位引用该领域论文作者的空间信息（以作者供职单位的所在城市为准，下同）进行描述（见图1）。

图1 “综合研究”引证文献作者单位地理分布图

图1 显示，“综合研究”的引证文献作者，主要分布在我国除西藏、青海、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之外的29 个省、市、自治区的74 个城市，且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其中，11—50 人的城市是武汉、北京两地。此外，7—10人的城市有长春、呼和浩特、太原、西安、成都、重庆、长沙、南京、上海、广州；4—6 人的有哈尔滨、天津、济南、兰州、荆州、南昌、金华、福州、厦门、东莞、南宁、贵阳、昆明等。其余的均为1—3人的城市。

以下，我们再看看引证文献作者在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数排序情况（见图2）。

图2 “综合研究”引证文献作者人数分布图（降序）

在以上29个省市自治区的人数分布图中，湖北地区的学者人数位居第一，且遥遥领先。其次是北京，然后是广东、浙江、山西、江西、河南等。

（二）“戏曲音乐研究”引文分析

戏曲音乐是刘先生的重要研究领域。无论其研究角度如何，凡研究对象为戏曲音乐，即归为此种类型。其中，既有涉及戏曲音乐一般问题的综合性研究，也有涉及不同声腔、剧种的个案研究。这类论文共计49 篇，总被引435 次，他引393次。

为了与以上综合研究的分类保持同一性，且便于其后的综合比较，我们还是以研究角度为准，将其研究类型分为音乐本体研究（如《戏曲音乐三绝》《中国戏曲音乐形态的民族性》《皮黄腔的个性》）、地理分布研究（如《戏曲腔式及其板块分布论》《戏曲的板式结构和板块分布》）、历史渊源研究（如《梁山调腔系论证》《二黄腔论源》）、音乐创作研究⑬所谓“音乐创作研究”，即以讨论戏曲音乐及其他创作问题为主旨的研究类型。这种研究角度与“音乐本体研究”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要涉及音乐形态。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偏重于研究对象的创作技巧、情感表达、审美效应，以及与剧中人物的性格、剧情的矛盾冲突等要素的关系；而后者更偏重于音乐本身的形态特征。（《泛剧种作曲技法五摘》《现代京剧作曲技法鸟瞰》）等四类。⑭刘正维相关文章出处：《戏曲音乐三绝》，《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30—38页；《中国戏曲音乐形态的民族性》，《中国音乐学》1996 年第3 期，第54—59 页；《皮黄腔的个性》，《黄钟》2004 年第4 期，第45—53 页；《戏曲腔式及其板块分布论》，《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4期，第33—42页；《戏曲的板式结构和板块分布》，《中国音乐》2006年第3期，第44—47 页；《梁山调腔系论证》，《音乐研究》1983 年第1 期，第49—74 页；《二黄腔论源》，《音乐研究》1986 年第1 期，第73—89页；《泛剧种作曲技法五摘》，《黄钟》1992年第3期，第13—16页；《现代京剧作曲技法》，《黄钟》1989年第4期，第25—31页。

有关戏曲音乐研究各种数据的统计方法同表4，结果详见表5。

表5显示，在戏曲音乐研究这一领域中，音乐本体研究和历史渊源研究的发文量位均居第一（16篇）；音乐创作研究次之，地理分布研究最少；被引频次、他引频次由高及低的顺序是历史渊源研究、音乐本体研究、地理分布研究、音乐创作研究；但是在篇均他引中，最高者是地理分布研究（26.67），大大高于其他研究类型。总之，在戏曲音乐研究的四种不同类型中，历史渊源研究的总体影响最大，地理分布研究的单篇论文质量最高。

表5 “戏曲音乐研究”引文分析情况一览表

我们再将表5“他引频次”中，引用刘先生该领域论文的393 人的空间信息，运用GIS 技术描述如下（见图3）。

从图3 可以看出，“戏曲音乐研究”引证文献的作者，主要分布在我国除宁夏、西藏、海南、云南、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之外的27 个省、市、自治区的63 个城市。也是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其中40—84人的城市为武汉；15—39的是北京、上海、福州；5—14的是长春、沈阳、天津、济南、聊城、新乡、开封、临汾、西安、乌鲁木齐、成都、重庆、襄阳、黄冈、南京、徐州、金华、杭州、南昌、广州等；其余的都是1—4人的城市。

以下，再看看引证文献作者在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数排序情况（见图4）。

图4 说明，引证“戏曲音乐研究”文献的作者，湖北地区的人数依旧位居第一；其次是北京、上海、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

（三）“其他研究”引文分析

其他研究，是指除了以上综合研究、戏曲音乐研究之外的研究类型。领域涉及民间歌曲、民族器乐和民族歌剧等。这类论文数量较少，共计10篇，总被引96次，他引92次。

以下，我们还是以研究角度分类，将其分为音乐本体研究和音乐创作研究两种类型。前者如《湖北民间器乐曲的乐种界定》《令人惊叹的共同音乐特征——鸟瞰民歌“绣荷包”》；后者如《〈夕阳箫鼓〉的特殊曲式与发展手法》《歌剧〈江姐〉的音乐“三色”与形态剖析》等。⑮刘正维相关文章出处：《湖北民间器乐曲的乐种界定》,《黄钟》1998 年第1 期，第43—36 页；《〈夕阳箫鼓〉的特殊曲式与发展手法》，《黄钟》1994 年第3 期，第20—25 页；《歌剧〈江姐〉的音乐“三色”与形态剖析》，《黄钟》2015 年第3期，第60—68 页。同时，我们还是运用与以上相同的方法进行数据统计，得出如下的表6。

表6 “其他研究”引文分析情况一览表

通过表6，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领域中，音乐本体研究的篇数虽少，但影响较大。同时，在篇均被引这一指标上，音乐本体研究也高于音乐创作研究。

以下，我们再将表6“他引频次”中，引用刘先生“其他研究”论文的92人的空间信息，运用GIS技术描述（见图5）。

图5 显示，“其他研究”引证文献的作者分布，主要涉及我国除天津、新疆、宁夏、西藏、海南、青海、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之外的25 个省、市、自治区的36 个城市。此外，另有一位作者在英国伦敦，地图上未标出。引证文献作者人数最多的城市，还是武汉，为21 人；5—7 人的，是济南、南京；2—4 人的，是哈尔滨、长春、北京、石家庄、青岛、开封、兰州、成都、重庆、南昌、昆明、南宁、广州、福州；其余的是1人的城市。

图5 “其他研究”引证文献作者单位地理分布图

以下，我们再来看看引证文献作者在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数排序情况（见图6）。

如图6 所示，“其他研究”引证文献作者的人数，湖北还是第一位。其次为山东、江苏、北京、四川等地。

图6 “其他研究”引证文献作者人数分布图（降序）

（四）“三领域”引文分析之结构整合

以下，我们拟将刘先生三个研究领域的所有论文的引文分析之数据，进行结构整合⑯结构整合，是定性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对音乐事项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考察，即所谓结构整合。如果把以上“三领域”的数据分析看作是“刘先生学术成果的各要素”的话，那么，这里的结构整合则是对各要素关系进行的综合考察。详参蔡际洲：《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定性分析》，《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4期，第63—73页。，以观察不同研究领域、不同研究角度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看看不同研究领域的引文分析及相互关系。

根据以上的表4、表5、表6，我们逐一统计出三领域不同的发文篇数与占比、被引频次与占比、他引频次与占比、篇均他引。方法同上，结果详见表7。

从表7 中的三领域看，戏曲音乐研究的学术影响最大（他引393，占比49.50%），运用的研究角度最多（4 种）；综合研究次之（他引309，占比38.92%，研究角度两种）；其他研究位居第三（他引92，占比11.59%，研究角度两种）。但是，从三领域的篇均他引看，综合研究则位居第一，其他研究第二，戏曲音乐研究第三。因此从总体上看，刘先生在戏曲音乐研究这一领域的影响最大，研究角度多样且最为深入。该领域的篇均他引最低，可能与该领域发文量最大有关。此外，综合研究的篇均被引最高，说明这类论文的读者更多，其关注度更高。

表7 不同研究领域引文分析情况比较表

其次，我们再看看不同研究角度的引文分析及相互关系。

从研究角度看，刘先生在三领域中运用的研究角度计有音乐本体研究、地理分布研究、历史渊源研究、音乐创作研究等四种。我们还是运用与以上相同的方法和步骤，列出如下的表8，然后观察不同研究角度之间的关系。

表8 不同研究角度引文分析情况比较表

表8 的数据说明，在刘先生的四种研究角度中，影响最大的是音乐本体研究（他引373，占比46.98%）。其次为地理分布研究，再次是历史渊源研究和音乐创作研究。因为无论从发文篇数看，还是从被引频次、他引频次看，音乐本体研究的占比均接近其总数的半壁江山。但是，从单篇论文的学术影响看，地理分布研究的篇均他引则遥遥领先，远远高出其所有论文（83篇）的篇均他引数（9.57），因而学术质量更高。由此可说明，刘正维先生不仅最重视音乐本体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视角的学术影响力也最大。同时说明，始于杨匡民先生民歌色彩区的学术传统，不仅在刘正维先生这里得到了发展与延伸，而且依旧在音乐学界发生着较大学术影响。音乐创作研究的篇均被引最低，估计与关注戏曲音乐创作的学者较少不无关系。目前学院派作曲家一般不大关注戏曲音乐创作，戏曲剧团的作曲家也较少有人关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⑰蔡际洲：《戏曲作曲、民族作曲及其他——刘正维先生〈戏曲作曲新理念〉读后》，第93—95页。

结 语

综上所述，各种分析数据表明，刘正维先生作为我国著名民族音乐理论家，其学术研究在全国具有重要学术影响。无论是从被引频次上看，还是从H 指数和G 指数上看，均在全国位居前列。从研究领域看，刘先生在戏曲音乐研究方面影响最大，综合研究单篇论文的学术质量最高。从研究角度看，刘先生在音乐本体研究方面影响最大，地理分布研究单篇论文的学术质量最高。

2021年4月草拟 2021年5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