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

蒲亨建

2020 年10 月与孙凡通话，她告诉我，武汉音乐学院会在2020 年底举办刘正维先生九十寿辰庆典，未料翘首以盼中，等来的却是吾师于2020年11月26日病逝的消息。

吾师身体一向康健，虽已九十高龄，却尚未达到我的预期。听孙凡说是不慎摔了一跤后便卧榻不起，这与我父亲当年的情况相仿。我的理解：人的身体机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退化。特别是到了老年，即使身体无恙，也不能有半点儿闪失，若有磕碰，伤病一旦触发便很难痊愈。

斯人已去，留下的只有难以忘却的记忆。我于1985年考上吾师的研究生，考试过程很有些戏剧性。当时的音乐学专业只有周畅先生“中国音乐史”方向招研究生。刚考完，听闻临时增加了“戏曲音乐”方向，由刘先生招生。刘先生当时只是讲师，但研究成果已相当突出，除在顶级刊物《音乐研究》发表了《梁山调腔系论证》①刘正维：《梁山调腔系论证》，《音乐研究》1983年第1期，第49—74页。等重要论文外，还有后来获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国一等奖的专著《戏曲新题》②刘正维：《戏曲新题——长江中上游小戏声腔系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问世，故被特许获得破格招生资格。

对我来说，可谓“绝处逢生”的天赐良机。所谓“绝处逢生”，一是因为我并不适应周畅先生的考题，觉得有点儿悬；二是有感我的“特长”只可能在刘先生的方向寻得“出口”。

周畅先生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上颇有建树，但也许是该科目本身特性的缘故，知识性考题较多，我不喜欢背书，记忆力的考试是我最怕的东西。其中有道考题是：周朝王的乐队是什么？在宫悬、特悬、轩悬、判悬中做出选择。我不知道，只能瞎蒙，觉得“宫悬”可能是个陷阱，不能填它。结果正确答案正是“宫悬”，此分必丢。

另一个考题是：用什么方法判定古代某种乐器的年代（好像是编钟）？这是一个“音乐考古”知识题，我也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书，只能使出我当工人的见识：用红外线探测仪③探测工件伤痕的仪器。。也肯定丢分。

刘先生的《戏曲音乐》只有两大考题：一个是论述题，一个是戏曲唱腔创作题，正中我下怀。

接到录取通知前，吾兄告诉我：刘老师对其中一个考生的答卷非常满意：唱腔写得很好听，而且，肯定读过张庚的《中国戏曲通史》。我一听，有把握了：十有八九说的是我。刘先生的这两道考题似乎是为我量身定做，我隐约感觉到我与先生之间的某种“天作之合”的默契。这种“默契”，一直在延续。进校后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想搞戏曲音乐史还是戏曲音乐形态？我稍一思忖，便果断回答：戏曲音乐形态。刘先生颌首微笑。仅此简短问答，便决定了我毕生的研究方向。

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便不由得感叹：人生道路的走向，有时似乎就在一闪念之间；但在这种貌似偶然的“一闪念”的背后，却仿佛有着一种天然的默契——或称“天意”。吾师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总是呈现为平易近人的亲切；但他对学生的鞭策，却有着一种“绵里藏针”的锐利。坦白地说，我考上戏曲音乐研究生时，对传统戏曲音乐几乎一无所知。刘先生之所以看中我，大概只是我的那点儿尚可塑造的“灵性”。

刚进校一个月，他就叫我给“戏曲音乐专业进修班”上一堂课。这个班的学生全是湖北各地戏曲团体的音乐骨干，其中有后来的大咖蔡际洲、姚艺君等，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刘老师之所以鼓励我上这堂“课”，缘于一个小插曲。吾师总是早晨八点准时端个茶杯到我宿舍给我上课。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上课过程中总会不时走神儿。有一次我思想又开小差了。“小蒲，想啥呢？”“我在想……”“具体说来听听？”我在纸上边描边谈了一个朦胧的想法。“咦？有意思！好好准备一下，下周给他们讲一堂课，如何？”这就是点燃他让我给戏曲大专班“开课”的导火索——他给我施压，并非空穴来风，总是“事出有因”；在他那温和、热忱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一种殷切的期冀。

刘老师审查我习作的方式很特别：不看，直接念给他听。在他看来，如果念得咯咯巴巴，语气不通，那就是思想还没有理顺——至少文字表达没过关。1990 年发表在《乐府新声》的《“主腔融变体”——戏曲音乐体制发展的历史趋势》④蒲亨建：《“主腔融变体”——戏曲音乐体制发展的历史趋势》，《乐府新声》1990年第1期，第35—38页。一文，就是我当时念给他听的文章。和后来发表在《音乐研究》的加强版《传统、现代的完美结合与逻辑延伸——现代京剧唱段“乱云飞”的艺术、历史价值再认识》⑤蒲亨建、翟清华：《传统、现代的完美结合与逻辑延伸——现代京剧唱段“乱云飞”的艺术、历史价值再认识》，《音乐研究》2009年第3期，第71—79、88页。，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这种为文水平的进步，就跟吾师对我的特殊训练方式相关。

刘老师为文，一如其为人：谦逊温和、深入浅出；通俗流畅，平中见奇。他永远面带微笑，永远对学生一点一滴的进步表露出由衷的欣慰。无论是跟随他三年的学习，抑或后来的偶尔相见以及数次信件往来，他总是密切关注我的学习与研究动态，并提出温和而中肯的意见。哪怕我的某些观点与他的看法相悖，也从未流露过一丝愠色。

后来我的研究趋于抽象，逐渐“脱离”接地气的传统路子，刘老师对此深表理解。这既出乎我的意料，也在意料之中。所谓“出乎意料”，即他一向反感“坐而论道”之空谈，坚持“言之有物”之学风；所谓“意料之中”，则在于他既秉承传统，又不拘泥传统，具有一双敏锐发现新视界的慧眼。特别是他学术生涯的后期，明显地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互渗透、交相辉映的双重特色；他的研究，总是在不断突破、不断超越，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力前行，其“平衡论”“板块论”“三色论”之三大新颖创见即为明证。

我现仍保留、并将永远保留刘老师与我的通信记录：

信件一

从星海音乐学院2017 年第二期学报读到了你和强君说曹教授的关于“音声”的文章⑥蒲亨建、蒲亨强：《“音声”之疑——质疑当下流行的一个音响概念》，《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39—45页。。很好！为你们高兴，为我国音乐学界的某些不良风尚注射了一针清凉剂。我为有你们这类同行感到兴奋！谢谢你们兄弟！

信件二

看到来信，非常高兴。知道你更在深究形态学，深有所盼。望常联系。

信件三

新年一喜，新文一喜。老友

信件四

老友：祝贺你又有两篇大作，等候拜读。

这种“亦师亦友”、平易近人的话语，让我倍感温暖。我不擅长抒情，只能如实地记下我记忆中的点滴痕迹；吾师您没有走，您的音容笑貌将永远存留在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