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型工艺与服饰看故宫定窑孩儿枕的生产时代

吴小军

我国两岸故宫，共藏有三件类似的传世定窑瓷孩儿枕，其中北京藏有一件，台北两件。定窑瓷枕为卧姿儿童模样造型，难得的是人物形象、服饰清晰，足以为古代服饰研究提供丰富的信息参考。定窑瓷孩儿枕的生产时代，目前一般将其定为“北宋（北京故宫）”“宋（台北故宫）”，但因为尚无专题研究考定其生产年代，从而使我国服饰历史研究中使用这一文化信息产生了疑问。

明确文物的断代，于其相关的研究而言，是基础性的工作。古代定窑瓷器，“始烧于中唐后期，终烧于元代前期”，延绵数百年，瓷器造型、装饰反映的文化时尚，自然是因时而异的。定窑所在的地域曲阳（唐宋时为定州所辖），宋辽金时期也一度归于北宋，一度归于金廷（1127年靖康之变后）。历史上（南）宋、金并存，故而如今在瓷器讨论中常以宋金并称，以示大概年代。但“靖康之变”前后，由于生产控制主体、统治民族的不同，定窑生产的文化特征，实际是有显著差异的。

一、故宫定窑瓷孩儿枕的来源及特点

两岸故宫定窑瓷孩儿枕作为传世文物，因其制作精美、数量稀少，早已是世人皆知的重要古代艺术品。关于宫廷收藏的定窑瓷器，故宫博物院学者赵聪月已有专门的研究。研究者将故宫旧藏的79件定窑瓷器与乾隆时期官员进贡贡单对照（乾隆时期凡计赏收定窑瓷742件），基本厘清了故宫定窑瓷的历史来源。这些珍贵的瓷器档案显示，乾隆时期官员贡单中，有关定窑孩儿枕的记录只有区区三件。现节录制表如下 （表1）：

表1：乾隆年间臣工进贡定窑器清单（节录）

以上档案清晰记载，乾隆“赏收”的三件定窑瓷枕，名称分别为“瓷娃娃”“孩儿枕”“定窑瓷娃娃”，可见其时定窑瓷枕的定名尚未统一。但记载所及的乾隆时入藏宫中的定窑瓷孩儿枕，应即如今两岸故宫现藏的三件定窑瓷枕。时至今日，由于两岸故宫在藏品展示和研究中的差异，各自对所藏“孩儿枕”的学术认定和描述也就不尽相同。

其一，北京故宫。名称为“定窑白釉孩儿枕”（图1）。

图1:定窑瓷孩儿枕，故宫博物院藏

瓷枕高18.3厘米，长30厘米，宽11.8厘米。年代定为北宋。瓷枕釉色牙黄色。底素胎，有两孔以便烧造时排出空气。

定窑瓷枕造型为孩儿伏榻形状，孩儿两臂交叉环抱，右手持一绣球，臀部鼓起，两脚相叠，以孩儿背为枕面。

人物衣服分上衣下裤。上衣可见为两层，最外为无袖坎肩（或称马甲），素无花纹。里层为长袖，素无花纹，然袖口为束袖；下裤也是两层，外层为袍式，左右开叉，印团花纹。里层则为裤子，至脚踝处束口；脚上着鞋，鞋底可见中间接缝，并非后世常见的一体鞋垫式鞋底构造。这种结构的有意表现，似乎说明为皮质材料制作。这种制式，极大可能为一种软底结构。同时它似乎表现出，古代人们根据实践总结的儿童行走和脚部发育的需要，在制造中安排的类似人体工学的特别考虑。本文于此特别提出，以供服饰研究者考察。

其二，台北故宫孩儿枕（图2）。

图2:定窑瓷孩儿枕（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按台北故宫介绍，其定名为“宋代定窑婴儿枕”。瓷枕高18.8厘米，底长31厘米，釉色泛黄，象牙色。底露胎无釉，镌刻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春的御制诗一首。御制诗的创作，正好是此枕新贡入宫的时间（同年3月），反映出皇帝的欣赏和新鲜劲。诗曰：

北宋出精陶，曲肱代枕高。

锦绷围处妥，绣榻卧还牢。

彼此同一梦，蝶庄且自豪。

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笺劳。

该诗在乾隆《御制诗集》中题为“咏定窑睡孩儿枕”。乾隆自然是指定其为“北宋”作品。台北故宫的纪录片，甚至认其为宋代宫廷日常所用，则未知所据何本。

瓷枕造型与北京故宫所藏相类。同样的，人物上衣可见两层外衣：外衣着无袖坎肩，不同的是衣服满印花纹，背后为缠枝花纹，两腋为钱纹。里层之衣，素色无纹长袖，至手腕为束袖；下裤也分两层，外层为袍式，左右开叉，印团花纹。里层为裤子，至脚踝处束口；脚上着鞋，鞋底同样可见中间接缝，并非如今常见的一体鞋垫式鞋底构造。这种结构的有意表现，应为制作材质（皮质）和结构的写实。

其三，台北故宫孩儿枕。

此件造型、衣纹皆与图二相类，只是胎色泛黄更为明显。不同之处，是人物上衣背后的印花为清晰的菊纹。此菊花纹平行，呈团纹图案，因而在瓷器图案中通常也被称为扁菊纹。

二、宋金定窑瓷孩儿枕的工艺造型及其服饰分析

1、定窑瓷考古分期

定窑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瓷器生产中心，主要生产高峰在北宋与金代。目前考古发现对于定窑瓷的分期，一般分为：唐五代至北宋前期、北宋晚期与金代中期、金代晚期至元代。分期的标准较为明确，器物的断代较为清晰。北宋中期前的定窑瓷，因多采用柴窑烧造，兼之胎釉原料选用原因，瓷质洁白。瓷器装饰多划、刻花纹，器型富有金银器装饰和造型因素。瓷器积釉处还存在氧化焰烧造带来的泛青现象，时代特征较为显著。北宋晚期，定窑由于在烧造方式（以煤为燃料）、胎釉特征、烧成釉色表现等方面与金代时期相类，因而通常将其与金代混为一谈，统称为“宋金”时期。

然而从瓷器生产的历史实际来看，定窑在“靖康之变”后、金人所据之初，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宋人熊克之所著 《中兴小纪》中记载，靖康中金人陷东京，虏劫徽宗、钦宗，控制河北的金将宗翰实施野蛮政策，大肆掠夺汉人为奴，或变卖，或强迫“削发”（髡发），导致河北河南白骨蔽野、生民寥落。这一时期，定窑因战争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生产荒废，前后大约延续了30年。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年）之后，为经济发展需要，因金人对于土地管理制度的变更，并实施 “实内地”政策，迁移东北女真本部人民徙居中州，中原人民生业才开始得到快速恢复。自大定元年至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金廷南迁汴京、而定州为蒙古军所占，定窑进入了金代政权体制下新的繁荣发展期，时间属金代中期，前后不过50年左右。

2、宋金之际定窑瓷的生产特征

从定窑在北宋晚期与金代中期以后的生产特征来看，有研究认为，定窑具有“符合宫廷及上层社会使用标准的”瓷窑性质。但是，北宋晚期东西两京地区上层社会阶层消费人群引领下的定窑审美取向，与金代大定元年之后中都（燕京）上层人群引领的定窑生产品味，必然是不同的。在金廷统治下，定窑的重点服务对象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所谓“高档瓷器消费群体的民族属性与生活方式发生极大变化，也导致了器物因素的变化”。金代中期后的定窑生产，自然具有显著的金代特征。

一是印花工艺的普遍使用及装饰的繁复。定窑瓷器在金代大量采用“覆烧法”烧造，提高了生产力。“覆烧法”增加了瓷器装烧数量，极大提高了烧造效益。为追求烧造效率，瓷器成型的模制化、造型的单一标准化成为特点，并普遍以印花装饰替代北宋前期的划、刻花装饰，从而形成金代定窑瓷的显著特征。

二是器物釉面多为象牙白。考古研究指出，不同时期的定窑瓷釉具有独自的化学成分。早期定窑瓷胎釉配方为高岭土和一定量的钙质原料。北宋晚期和金代（这里依然没有区分北宋末与金代）的定窑瓷钙质原料被含钾的原料所取代。由于定窑瓷的钙质原料被含钾的原料所替代，这种原料在烧结氧化过程中的成色不同，导致金代定窑釉色偏黄，成为断代的重要标准。而早期定窑胎釉细白、积釉处淡淡泛青的特征基本不见。

3、宋金定窑瓷孩儿枕的造型变迁

以孩儿型制作瓷枕，在宋金北方瓷窑生产中并不稀见，尤以磁州窑瓷枕最为丰富，其中以人物为造型的瓷器文物也多。从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来看，宋金时期瓷枕造型在时间延续上的分期特征明显，具有较强的时尚特征，表现为：一是与时俱进，体现出“一时风尚”。瓷枕的造型和装饰，乃至审美取向，在同一时期都互相模仿，以竞争市场。可谓窑口不同，却“南北同风”；二是同一个窑口，瓷枕的造型和装饰，以时间为轴体现出不同的特征，自成一定的发展序列，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性。

图3:“元祐元年”墨书款定窑瓷枕，故宫博物院藏

此“元祐元年”瓷枕的形制，与北京、台北故宫所藏乾隆朝入藏的孩儿枕相比，有明显差异：瓷枕是直接以孩儿背部为枕面，还是枕面单独支出如荷叶。“元祐元年”瓷枕显然是枕面单独支出型的。这种类型的瓷枕，在出土和收藏的宋代瓷枕中还有所见：

如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仰卧婴儿灵芝枕（实际应为荷叶枕）”（图4）。该枕中人物（婴儿）所卧，实为覆盖帷布的台子，也与“元祐元年”瓷枕基本一致，可见两者反映时代接近。亚洲艺术博物馆定其为北宋，自无问题。

图4:定窑瓷枕，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以上“元祐元年”和旧金山所藏的两件瓷枕，人物形象皆交领、宽袖，衣裳未见印花纹饰，在制式上皆为枕面宽于支撑，虽然皆以人物为托，而枕面独立，赋予其共同的北宋特征。类似的瓷器，还有广州南越博物馆藏的一件耀州窑瓷枕、上海博物馆藏定为“宋辽”孩儿荷叶（黄金质地）枕（图5）。

图5:宋辽黄金制孩儿枕，上海博物馆藏

宋金瓷枕文物中另有一类，就是以孩儿（或人物、动物）身躯直接为枕面的造型。本文所论的两岸故宫所藏的三件定窑孩儿枕，就属于此种类型。此类瓷枕在考古和存世文物中较多见，其中不乏有确定考古年代的：如上海博物馆藏的大定二年（1162年）、棕褐地背面（枕面）开光黑花画鹡鸰图虎形枕（图6）；陕西省博物馆藏大定十六年（1176年）、黄釉黑花卧女形枕（图7）等。此类形制的瓷枕产品，普遍见于金代统治时期的山西瓷窑和河北磁州窑，瓷枕或以孩童为型，或以妇女为型，更多以虎为型。共同特点则是人物、动物皆呈卧式，而直接以其背部为枕面。由此可见，两岸故宫所藏的定窑孩儿枕的造型风格，与此类金代统治区域的瓷窑及其作品具有同样的时代气息和时尚追求，显示出金代器物特征。

图6:大定二年瓷枕，上海博物馆藏

图7:大定十六年瓷枕，陕西博物馆藏

另一方面，器用总是服务于生活实际的。瓷枕在北方的大量出现，尤其是金代遗存众多的磁州窑、山西窑瓷枕的大量生产，可能与金人南侵、定居中原，而生活上因祛暑气而对瓷枕的大量需要有关。瓷枕装饰中多见大雁、水凫纹饰和妇人、小儿、老虎等造型，以及常见的印花、绘画雁纹凫纹，应当反映着女真民族的生活习俗。在辽金时期，玉器文物上常见的“春水玉”和“秋山玉”制作，而同类图案普遍出现在瓷器上，映照出金人于器用审美追求的一时风尚，又揭示出瓷器的制作时代。

4、定窑瓷孩儿枕服饰与宋金儿童服饰差异问题

宋金因为上层统治民族的不同，必然影响到服饰和装饰审美、时尚生活的差异。实际上，北宋末与辽金、乃至（南）宋金对立时代，宋金朝廷对于文化乃至服制的竞争，始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重要问题。北宋晚期，对于北方幽云十六州有强烈收复“雄心”，期望“一天下”的徽宗甚至多次下诏，对东京城中出现来自辽地的服装时尚予以严格限制。而金代初期，则对汉地人民实施了强迫“剃发易服”的野蛮政策，中期后虽有所松动，晚期又再次出现过限制人民衣着汉装的严厉政策。由于宋、金朝廷之间的互不信任乃至政治仇视，并考虑到自然地理、气候差异等因素，整体而言，宋、金两朝各自代表的南北民族生活生产、文化习俗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可以想见这种差异将显著地表现在人民的衣着、儿童服饰上，乃至于当时烧造的服务于生活日用的瓷枕上。

两岸故宫乾隆时入藏（旧藏）的三件定窑瓷孩儿枕，从人物衣冠上风格不仅高度一致，在人物服饰上的特征也突出：一是故宫旧藏定窑孩儿枕制作精细、服饰繁复，虽然不显示其季节特征，但刻画清晰，人物服饰包裹严实，着装上并不符合在常年温暖甚至炎热区域生活的儿童衣着特征。孩童服饰的袖子、裤脚皆束紧，倒显示出北方民族适应气候的着装需要；二是孩童头发已经明白表现的类似髡发特征，是女真民族的习俗；三是服装中的无袖马甲，下身着裤、裤外有类似裙袍的打扮，与后世清人的衣着具有类似性；四是儿童鞋底的中间接缝结构，极大可能是对其以皮革为原料制作和客观生活实际的写照。而以皮革制作，更近乎北人生活和生产实际。以上这些细节，无不表达出北方民族人物生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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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金代服装的专门研究认为，金人 “男子衣皆小窄”、圆领、束口窄袖，为方便骑马采取上衣下裤装束，鞋子多为皮质尖头的“胡履”，是明确为当时金代女真着装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与孩儿枕人物服装的表现具有明显的对应性。

三、结语：故宫旧藏孩儿枕的时代厘定与来源探究

1、定窑孩儿枕为金代中期生产，反映金人皇家时尚

两岸故宫旧藏的定窑瓷孩儿枕，工艺复杂、服饰繁复、图案严整，器物精致、装饰华丽，生产、形制、工艺独特而精致，具有为上层社会服务的突出特征。考古出土的“尚药局”“尚食局”等刻款金代定窑瓷，进一步表明金代定窑重新恢复生产之后，其供官方乃至皇室礼仪、日用的生产地位。孩儿枕人物形象着意写实，刻画女真民族服饰特征，反映出金人上层社会的审美与时尚。类似的定窑孩儿枕，除两岸故宫之外，在目前考古出土中未见类似产品发现的报告，存世宋金瓷枕中也未见其它类似藏品，说明其本身极有可能属于为特定需求而制作的定制性质。

2、金陵与定窑瓷孩儿枕：来源问题的一个推定

金朝定都中都后，以燕京大房山为皇家山陵。自贞元三年（1155年）三月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并营建山陵开始，北京房山金陵共葬始祖以下十帝、太祖以下五帝，规模宏伟。金灭于蒙元后，至明代仍照帝陵规格享有祭祀。但到了明代后期，与金同为女真部族的清人（后金）兴起，并不断叩关威胁明朝。史载，明廷为“压胜”后金，开始着意毁坏金陵，意图断其“龙脉”。天启元年，明廷罢金陵祭祀。第二年（1622年），全面拆毁金陵陵墓及建筑。如此，官民尽发金陵墓葬，掠尽其文物为古董以市利，就不足为奇了。在晚明崇尚收藏的风气下，既然对金陵以政治原因进行毁坏，其随葬金玉珠宝乃至珍贵瓷器，被一应掠夺，也不可避免。这一点，历史上北宋皇陵落入金人手中而毁掘尽净，南宋六陵尽被元人发掘，都已有成例。

从前文所述，我们不仅可以证明故宫旧藏定窑孩儿枕同为具有供用皇家特征、金代中期生产的定窑作品，而且可以从以下方面的实际分析进一步推定，它们出自早先被毁金陵的可能性极大。

一是金陵应有定窑瓷陪葬。建国以后，国家对于金陵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从发掘报告看，金陵遗址中金玉珠宝只见偶然遗落，与宋金时代皇陵相匹配的高等级瓷器，出土寥寥。也再次可以证明金陵在明末或之前的毁坏中，基本遭到全面洗劫。金陵考古发现的遗存文物中，有现存首都博物馆的金陵出的磁州窑“萧何月下追韩信”三彩长方瓷枕，以及一方“元宝形石枕”。可见金陵以枕为陪葬的习尚，以及大部分陵墓未见枕头出土的现实。金代普遍出土有定窑瓷器，金中都遗址出土更多，由于辽金人对于白瓷的喜爱，金陵出土定窑瓷稀少，既不符合当时的一般时尚，也正可能说明其随葬的定窑瓷器不仅多而且精美，只是明晚期的洗劫很彻底。

二是故宫旧藏孩儿枕风格的高度一致性。两岸故宫旧藏三个孩儿枕，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制式相当：造型类似、装饰类似、人物形象类似，制作要求高度一致，显示其为特殊目的而定制烧造的特征。鉴于此，推测其来源为近在咫尺的金代皇陵的可能性，是具有合理性的。按照金代定窑繁盛于大定元年（1161年）至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之间，这50年间，先后死于中都（燕京）并归葬于房山金陵的金帝，先后有三位，分别是：金废宗完颜亮（1161年）、金世宗完颜雍（1189年）、金章宗完颜璟（1208年）。以此，则近乎可以进一步推定三件定窑孩儿枕的具体归属，并由此探索金代帝王葬制葬仪的一个新视角。

清代至高宗乾隆时期，天下大定，而满清政府文字狱兴起，民间收藏金陵旧物风险加剧，是孩儿瓷枕流落瓦肆私家又同时于乾隆朝出现、回归清廷的时代背景。与定窑瓷孩儿枕同时期进贡、如今仍藏于故宫的诸多定窑瓷，从其规制和精美程度看，恐怕也有出土于金陵的可能性。

注释：

① 李鑫、秦大树、安雨桐：《定窑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文物春秋》，2022年第1期，第23-40页。

② 赵聪月：《从清宫档案看故宫旧藏定窑瓷器之来源》，《故宫博物院八十七华诞定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333页。

③ 同上，第349页。

④ 黄信：《关于定窑的分期问题》，《文物世界》，2010年第4期，第57-58页、第77页。

⑤ 于陆洋：《北方地区宋金瓷器缎带问题研究——以器物品种中的北宋因素为中心》，沈岳明、郑建明主编：《两宋之际的中国制瓷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125页。

⑥ 崔剑锋、秦大树等：《定窑细白瓷胎釉化学组成时代演进的研究》，《故宫博物院八十七华诞定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491-508页。

⑦ 吴小军：《“君王事，一天下，开太平：政治视野与徽宗御押解读”》，《艺术设计研究》，2018年第4期，第115-120页。

⑧ 李艳红：《金代民族服饰的区域性研究》，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年，第66-67页。

⑨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金代皇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