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服饰史研究中的向度预设与范式转换

龚建培

在“民国热”的总体表象下，目前民国服饰史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一，对民国服饰史历史情境建构的认识存在偏颇，对“现代性”“文化转型”主导下民国服饰发展的本质特征欠缺深入认识，“问题意识”明显薄弱；其二，既基于民国史料的丰富性，又涉及到民国史料繁杂、真伪莫辩、难以终极其全的现实，在历史文献考证、运用过程中对“套式”“陷阱”等问题认知不足；其三，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对“民国”服饰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某些忌讳之禁，突破性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其四，民国服饰史研究的向度预设和范式转换明显滞后于当代设计史研究的期待，研究成果程式化较为普遍。本文仅就上述问题，特别是民国服饰史研究的向度预设与范式转换等问题给予尝试性的探讨和论述，希望在推动民国服饰研究进展的同时，也能给其他不同历史时期服饰研究以相关的启示。

一、民国服饰史研究的历史情境及文献特征

服饰研究无疑不能忽视其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民国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但却是“一个‘两极相逢’、躁动不安，糅杂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各种对立因素”，社会文化从“连续”走向“断裂”的敏感时期。中国近代设计发端于民国初期，在1927～1937的“民国黄金十年”间走向了商业化、大众化、中西文化融合的繁盛时期。但由于传统文化惰性的存在，新旧生活方式和中西生活习俗的冲突、融合等，无不反映在民国服饰发展的每个环节之中，也构建了不同于中国古代任何时期服饰发展的特殊属性。此外，民国服饰发展、转型的多样性、不平衡性等，无论是从规模、广度、深度上都超越了此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在服饰观念、服饰创造者、服饰时尚中心、流行阶层性、消费迁移性、女性消费地位等方面的变革,也构成了其历史情境的独特性。

在上述历史情境下，随着传统服饰观念的颠覆，中国近代服装设计体系的雏形逐渐得以建构，出现了我国第一批服装设计的专门人才。服饰观念在经历了从 “改良”“崇洋”到 “拿来主义”“中西杂成”“国货运动”的不断变革后，服饰设计的“大众化”“商业化”“标准化”观念初见端倪。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部分服饰潮流引领者已经冲破了传统服饰观念的禁锢，将服饰视为体现政治观念、人性解放和民主思潮的一种显性载体和工具。另外，在开放包容与国际语境接轨的快速发展中，由于“消化不良”造成的文化语义的暧昧性、文化自觉的非确定性，以及“拿来主义”盛行下的肤浅与混杂状态等，都成为民国服饰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特殊现象。

理解、阐释历史的第一语境无疑是历史语境。所谓的历史语境，是指构成和蕴含在情境之中的诸多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之间相互交织的境况以及相互关系。理解历史就是在假设的基础上去重建一种历史的问题情境，并通过情境分析来找到文献和历史史实之间的合理关系。在服饰史的研究中，没有了“历史情境”这个前提，也就无法确立恰当的史学观点、对历史的批评准则，更难以达到充分理解、清晰认识研究对象的目的。

民国时期的服饰文献与之前各朝代相比较，不论是种类、数量、作者群体，还是文献形态、属性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清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多以“官修”典籍、文人墨客的笔记为主。而民国时期却是大众化、商业化属性的文献占据很大的比例。此外，各种媒体、文人关于服饰现象、服饰观念空前绝后的论战，也形成了民国文献中莫衷一是的另一特点。其文献类型主要包括：传世服饰实物、文本文献、图像文献等。传世服饰实物主要为商品类、定制类、家庭制作类等；文本文献主要包括了各种报刊杂志的文论报导、商业广告、企业档案、典籍、地方志等；而图像文献则包括了存世照片、报刊杂志图片、插图绘画、广告绘画、设计手稿以及实物影像等，这些都属于近代文化的特有产物。而存世老照片又包含：新闻照片、团体照片、照相馆照片、个人或家庭生活照片等。在林林种种的民国历史文献中，由于观念的局限、作者的视野、记录的方式和途径、编辑出版的优劣，以及文化开放、百家争鸣所带来的混杂、肤浅状况，导致这些文献资料不可避免地存在事件、人物、时间、空间等方面采信度的良莠不齐，同时还存在实物、史料存量碎片化程度较高等复杂因素。如在旗袍历史研究中，起始年代一直是长期存在的困局，究其原因就是部分研究结论只是依据单一文献的推导或非时人文献的误读，而缺乏对时人文献的深入考察和多形态文献综合运用与剖析。因而，对文献的全面掌握、运用中的参证辨伪、征实求真，以及对图像文献解读范式的转换等，都成为民国服饰史研究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和难点。

二、史学研究中向度、范式的概念及其认知

所谓“向度”，可以理解为问题研究中“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也可视为是一种方法论上“选择、判断、评价、边界”的综合视角或维度。从广义的历史学及服饰史研究角度来说，向度的预设决定了以什么价值取向来选择研究的对象，以何种评价标准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得失和划定研究对象的基本边界。向度的预设和选择不仅关乎研究问题的提出，同样也关乎研究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创新性、价值性，以及个体、群体研究范式的建构和创新性运用。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提出了“范式”概念，他认为：“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综合库恩及其他研究者的观点，“范式概念可界定为:包括理论体系(或假说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研究模型。它是研究、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所使用的一套相对稳定的分析框架或模式”。库恩还认为科学发展具有历史的阶段性，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存在特定的内在结构，而呈现这一结构的模型即范式。同时“每一种范式就是一种科学观，就是一种哲学观，也是一种关于研究对象的观念，不同的范式可以构建不同的‘对象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范式的建构与转换决定了学术研究的突破与创新。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范式认知的相异性，充分建立以理解、解释为主要途径，重点探索意义、象征的范式特征，尊重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多重性”。

库恩认为：“‘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从服饰史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科学的进步、发展，研究范式也必定会随之作相应的转换。除却社会、科学因素外，引发范式转换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原有的理论、方法、逻辑路径等已经难以支撑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危机。科学没有不朽的范式，服饰史研究范式同样如此。因而，我们对范式概念、范式转换意义的认知和重视，既是服饰史叙事的需要，也是促进民国服饰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基础和必然。

三、对民国服饰史研究中向度预设与范式转换的思考

1、从“叙述史学”向“问题史学”的转换

近年来，史学研究悄然发生了从“叙述史学”到“问题史学”的关键性转变。所谓的叙述史学，也即由孔德实证主义哲学思想所衍生出的实证主义史学，其在方法论上主张研究者必须摒弃主观意识，强调通过史料的广泛搜集与考辨，如实地叙述历史，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年鉴派是以“问题”为研究起点，将科学性与有用性有机结合起来的史学流派，“问题史学”是其重要的主张。年鉴学派认为：“叙述史学”是关于“发生了什么”的事件叙述，以“时刻”为叙事链条，沿着时间轴线来重构历史的一种方式。与“叙事史学”的“历时性”研究方式截然不同，年鉴派强调“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强调历史是包含人类活动各个侧面的“整体”显现，其研究方法突显出“共时性”的取向。年鉴派在其基本主张中提出：“历史研究的问题是无限的，历史家必须自己提出问题来研究；研究历史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碰到的问题或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此“有用性”还强调对史料的选择既要排除主观认识的干扰，更要从“科学性”的角度摒弃政治、民族的偏见等。年鉴派还强调对历史上“集体英雄”的关注，使得群体、范畴、阶级、城乡、平民阶层、艺人、农民、工人等都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集体英雄”，体现了对大众群体意识以及“社会无意识”之历史作用的重视。

针对叙述史学追求在可靠史料基础上如实再现历史的主张，年鉴学派提出，史料往往并非客观历史本身，史料对客观历史的陈述, 实质上是叙述者基于特定文化背景、认知结构以及主体观点，将各种历史信息进行组合的结果，体现的是叙述者（叙述团体）及其所处时代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方式。如：民国时期由于新旧势力共存，对于某种新兴服饰现象，“反对派”“保守派”“维新派”所持的观点与描述的史实，常常大相径庭，这充分说明了史料的非客观性，因此我们在运用史料时必须加以甄别。

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还指出：“提出问题, 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历史研究是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因而，文献研究并不是消极地“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学研究者用“问题意识”选择、分析和组织史料的过程，是提出问题、形成假设、创制对象，从而创造性地认识、分析和解释历史的过程（而非一般的叙述过程）。当前的民国服饰史研究，是应该倾心于有效问题的提出，关注深层社会结构和服饰发展关系的问题预设、重建与解决；还是应该一味地对某些未知且非核心性的史实，或不可比较的历史现象进行一般叙述，本文认为其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过去的历史是不变的，然而服饰史的研究却需要以当代“问题”为引导，去重新揭示和演绎历史发展的本质。

此外，除了有意识地创设具有特定指向和学术价值的拷问外，还可以通过“症状式阅读”，去发掘无意识的、被忽视的、沉默的、未被认知的诸多问题。倘若利用“症状式阅读”方式对现有民国服饰史研究成果稍作回望的话，就不难发现，我们对艺术与工业、创意与商业、制造与消费、风格与欲望、移民与阶层等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依然缺乏应有的关注。

从“叙述史学”向“问题史学”的转换，既表现为现代史学对传统史学方法论的质疑与推进，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在服饰史的研究中，需要“将揭示和理解历史的演变进程，进而理解当今世界作为自己的任务，而不再致力重新建构演变的过程”。

2、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换

由于种种原因，古代服饰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精英阶层”，其研究对象为物质形态存在的出土或非出土文物（这里还必须考虑到墓葬文物的非生活性）、博物馆藏品以及“官史”、文人笔记等，这也导致某些研究成果往往成为了“精英服饰”考古学、文献学研究的一种延伸。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服装的研究，实质就是“官服”研究，很少能涉及到平民阶层以及大众服饰生活的社会整体性。此言虽有偏颇，但也从另一种角度揭示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真实状态，以及人们对大众服饰文化研究成果的期待。

本文之所以强调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范式转换问题，除了对现有古代服饰研究范式的思考外，主要是针对民国时期的特殊历史情境和现代设计史研究的发展特征而提出的。英国设计史学者伍德姆认为：进入近代以后的设计作为物质文化的产物，与大众生活紧密相关，设计的杰作不是在博物馆而是在市场。因而，设计史、包括服饰史的研究重点，必须由主要针对服装本体的研究转向对消费模式和普通民众生活的研究。对于民国服饰史来说，如何从传统“精英化”的物态研究，转变为对“大众化”服饰生活和消费动态的研究，如何从民众生活的市场消费与设计发展的关系中获得“问题”与“答案”，无疑是切合其历史情景以及研究向度转变的。

由于历史变迁，民国服饰从主体性和本质意义上来说并非“精英文化”的产物，而是由群体性、大众性复杂结构所导致的结果，政权阶层和设计师主体观念的映射痕迹非常有限，个体研究往往不如群体研究更具价值性和典型性。从服饰的本体特征来看，进入民国特别是民国中后期的众多服饰，是属于准“标准化”生产的“大众化”商品（包括时尚服装店和街面裁缝铺的商品）。与在非标准化生产模式下制作的、独一无二的“精英式”传统“官服”相比较，两者存在属性上的本质差异，同时也决定了前者与后者在向度预设和研究范式上的异轨殊途。因而对民国服饰设计的研究，需要将研究视角从专注于某种服饰的物态特征，转向到“大众化”的服饰观念和消费模式之上，必须将考察重点置于研究对象与社会文化的现代演进、大众文化与外来文化影响之关系等方面。如：民国旗袍廓形从“A”型倒大袖，到“H”型改良旗袍，再到“S”型花样旗袍的变迁，就是近代大众文化和西方消费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只有将大众文化系统中产生的服饰，视为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才能得出符合历史情境的正确解读。

史学年鉴派强调应该关注历史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观念心态，以及决定历史变化的“社会无意识”的力量——民众及其活动。在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制定者无疑是统治阶层。在传播规律上显现为由“精英”层面至“大众”层面的“垂直影响”趋向，服饰时尚是在官方服饰制度约束和主导下产生并进行传播的。而进入民国后，服饰制度的形式虽然表面上仍然延存，但就女性服饰而言，服饰时尚的创造者、引领者，已逆转为由大众阶层的女性活跃者来担当。比如：文明新装、马甲、旗袍等皆是由大众阶层的女性活跃者首先发起，而后才是良家贵妇、名媛小姐们紧随其后，亦步亦趋地形成时尚潮流，其创新、扩散途径显示出自下而上的特点。那么，社会底层时尚女性的构成，促使她们进行服饰变革的动机、途径，以及这些变革带来的正负面影响，毋容置疑，应该成为民国服饰发展特殊情境下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3、从服饰艺术史向服饰文化史的转换

设计发展是整个人类文明演化的重要组成单元。无可否认设计史源于艺术史，艺术史的遗存仍然强烈影响着设计史的发展和书写模式。从学理角度看，目前的民国服饰史研究范式，多为艺术史或美术史范式的“挪用”。艺术史与设计史研究对象的相异性已无需赘述，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研究对象的产生机制、存在方式、物态属性、观念承载和文化形态等，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历史信息读取及阐释方式。艺术史或美术史所面对的，是某些具有独特个性的差异化“作品”，其研究设定是从作品信息中读取这种差异化产生的原因及影响。而设计史、包括民国服饰史所面对的，是围绕社会需求变化而调整自身方略的“商品”，以及其中所映射的设计观念、设计活动与社会物质文化演进的关系。经过设计而完成的服饰本身，只是这些活动物质呈现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这种创造性活动的全部。故而，对研究对象本质属性的准确认识和解释，是对民国服饰“现代性”及其“物质文化转型”进行全面认知的重要前提。

近年来设计史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视野，德国心理比较学家康拉德·洛伦茨也指出：“文化可以说是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它存在于人们生活活动的一切环节之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各种不同关系和联系。它既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方式和成果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也在社会设制、惯例、习俗、传统以及生活方式和价值定向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体现。”可见，民国服饰史的研究需要依托近代生活方式的典型案例，从设计观念上揭示造物技术、物质文化与时代特征之间的关系，促使研究者的视角从服饰、设计者、机构等显性的研究对象之上，向服饰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诸多方面进行转换。

在从服饰艺术史向服饰文化史的转换方面，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所撰《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对服饰史的关注与叙述，分别从：假如社会稳定不变、假如只有穷人、欧洲对时装的癖爱、时装是否轻佻浅薄、关于纺织品的地理分布、广义的时尚和长期的摇摆等方面来展开，探讨了服饰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尚未被一般研究者所关注的全新话题。而笔者在对民国旗袍研究时也专门从服饰文化史的视角，对“海派文化与旗袍的中西杂糅”“月份牌与旗袍生活叙事”“摩登女郎与旗袍时尚的引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4、从“物”之静态向“人”之观念的转换

挪威学者谢尔提·法兰指出：近现代设计史不是“设计物及设计师的简单历史，而是塑造物、人以及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那么，民国服饰史也就不应该是单一的、以静态“服饰”串场而成的历史。观念与物质存在，与思想、行为密切相关，观念是由思想表达出的主体之意识形态；设计物的存在，是意识驱动下主体行为的结果；而主体行为的性质，则由观念所决定。故而，我们对设计史、设计物的研究，必须涉及和关注到设计主体的行为、意识乃至观念。

目前国内外诸多学者强调：设计史的向度预设需要尽量避免仅停留在单纯物态的层面，而需要向“人”之能动的设计观念转换，强调对设计的根源、本质、作用、价值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等的考察。可见，更多依托日常生活与消费过程中所呈现的典型案例，从设计观念上对设计物、设计行为进行反思性研究，揭示服饰造物表象下所隐含的观念系统，探讨多层次的服饰发展“模式”与国家话语、民族身份、生活模式等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很多设计史研究者所关切的重点。

民国服饰设计的观念是在社会变革和异质文化的碰撞，以及外来文化“间歇式引进、学习和模仿”中逐渐萌发和形成的，虽说缺乏整体演进的清晰线索，但从具体的设计实践和散落的文献中，仍然可以寻觅到隐匿其中的专业人士和媒体，对纷繁多维的设计观念的认知和叙事。民国服饰史的完整建构，至少应该包括“人”的设计意识和价值判断的形成与参与，以及我们对其价值观念的追问。这里所说的“人”，包括设计师、设计师群体、服饰生产者、消费者、媒体以及相关资本的介入等。只有以人的活动结果和人的行为逻辑为主轴进行研究，才能真正将意识形态的能动变化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发现历史演进的重要线索，从而解开、判读历史上人的观念演变的真正因果。基于“人”的“观念”的探索，体现出设计史研究中认知方式的转换。

虽说民国时期只有为数不多的专业服装设计公司和或独立或兼职的服装设计师，但他们对民国服装设计的引领作用却不可小觑。对于这些设计公司、设计师是西方时尚的“搬运者”，传统文化的“改良者”，还是大众思维的“代工者”，及其与市场利益的关系，以及当时社会消费化、世俗化等形成原因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民国服饰设计创新的本质，同时也是考察民国服饰发展中“人”之观念能动性的新视角。

5、从“图像证史”向“图像即史”的转换

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中，图像资源运用的主要目的是对物质、器物层面的辅助论证。那么在民国服饰史研究的特殊历史情境中，大量图像文献除了可以用于上述论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图像主体和环境因素等，弥补文本文献难以言明的复杂社会背景，并通过某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枝末节重构和阐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销售等相关历史情境，真正实现从“图像证史”向“图像即史”的转换。

所谓从“图像证史”向“图像即史”的转换，笔者认为：图像作为第一手史料，在记录、阐释、论证物质层面的史实和历史情境的同时，还可以运用蕴含其中的线索去激发其他文献无法言明的观念意识、历史想象以及问题意识，“而不是仅仅充当业已从文献记录中推演出来的史情之附图或已知史实的图解”。例如：笔者就曾选取《上海漫画》杂志中的诸多照片，对1928～1929年旗袍的袖口款式变化、不同社会群体女性服饰的流行情况，以及20世纪20年代南北方女性的旗袍款式等进行了比较论证，获得了文本文献所无法企及的人物、时间的确定性和历史情景认知的直观性。但要真正做到“图像证史”向“图像即史”的转换，如何避免图像的“陷阱”是研究者们必须首先认知和重视的问题。因为图像在具有生动性、直观性等特点的同时，也具有含糊性、多义性、欺骗性等所构成的“陷阱”。

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中，从功能、套式以及制作者观念这三个方面，对图像可能存在的“陷阱”进行了辨识和论述。首先，对图像的解读需要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进行。对于绘画或广告图像而言，即使是看似忠实描摹客观现实的图像，也可能并未完全忠于事实，仍然会受到教化手段、崇拜对象、商业目的、单纯情感抒发等功能的左右，而与现实产生偏离。如果我们不能对其有所了解和正确认知，则会产生误读。其次，对图像作者背景、观念的分析，也是解读图像的重要环节。即便是反映客观史实的图像，其叙述历史时也难免会带着作者的观念或偏见。再者，对于图像的解读和阐释，还需要重视发现微小而具有重大意义的细节和缺失，并以此为线索，“研究图像制作者并不知道他们已经知道的信息，寻找他们并知道自己所持有的那些看法（观点）”。在叶浅予、黄文农20世纪20年代末发表的诸多漫画作品中，都涉及到了旗袍的领口问题，如：“领口的样式”“最近的旗袍”“领之改革”“开领和围领”等。这些漫画图像多为对当时盲目追求时尚的女郎们的忠告和批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在旗袍围领样式、旗袍领型改革、女性着装舒适性、卫生性等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般文本和图像难以提供的信息。

鉴于民国文献的特征，我们在民国服饰史研究中可以将图像视为与文本文献并行，乃至高于文本文献的一个特殊文献系统。在充分运用“图像证史”范式的同时，强调以“图像即史”的观念来阐述图像文献的独立意蕴，强调图像系统的自主性，摆脱其作为文本文献附庸的地位。从而建立一种以图像系统为主体、有效解读服饰历史现象的研究途径，让图像资源在民国服饰史研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结论

服饰史包括民国服饰史的研究不是单一、同质的工作，它存在的本质就是不断发现人、观念、事物在时间、空间进程中所演化出的新问题，发现过往研究中的遗憾和缺失。理论研究的基本倾向、推理过程以及结论的优劣，从根本上说都取决于问题的设定、价值向度的预设和研究范式的选择与转换等。本文所强调的诸种范式的“转换”，并非是对前者的否定，而是在尊重前者基础上的一种延展和超越。新史学倡导人鲁宾逊认为：“一切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赖的。每一门科学的生命都是从其他科学中吸取来的；而且它所取得进步的绝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对于民国服饰史研究来说，强调历史情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强调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强调价值向度的预设、范式转换的变革，皆不失为推动研究工作获得更多突破性进展的新途径。

注释：

① 龚建培：《论民国时期织物设计的主流文化特征》，《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15页。

② 陈旭麓：《思辨留踪》（上），出自《陈旭麓文集·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

③ 龚建培：《民国丝绸印花品种及工艺技术发展概述》，《丝绸》，2020年第3期，第62页。

④ 同注①，第121页。

⑤ （英）克莱夫·迪尔诺特著，何工译：《设计史的状况》，《当代艺术》，2005年第5期，第9页。

⑥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⑦ 何星亮：《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特征、类型及其转换》，《世界民族》，2014年第5期，第39页。

⑧ 杨保军：《“范式转换”是世界观的变革——<科学革命的结构>眉批录》，《新闻记者》，2017年第7期，第87页。

⑨ 同注⑧，第41页。

⑩ 同注⑦，第7页。

⑪ 王加丰：《试论年鉴派的“问题史学”》，《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61-162页。

⑫ （法）保罗·利科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⑬ 赵建群：《论问题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第92页。

⑭ （法）安德烈·布寄耶尔著，许明龙译：《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5页。

⑮ （英）乔纳森·M·伍德姆著，周博、沈莹译：《20世纪的设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7页。

⑯ 龚建培：《近代江浙沪旗袍织物设计研究（1912～1937）》，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第57-58页。

⑰ （奥）康拉德·洛伦茨著，徐筱春译：《人类文明的八大罪孽》,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34页。

⑱（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目录。

⑲ 龚建培：《旗袍艺术——多维文化视域下近代旗袍及面料研究》（上），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20年。

⑳ （挪威）谢尔提·法兰著，张黎译：《设计史——理解理论与方法》，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3页。

㉑ 方晓风：《观念·范式·实践》，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序。

㉒ 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新美术》，2005年第2期，第24页。

㉓ 龚建培：《图像“更衣记”——上海漫画中服饰图像的叙事解读（1928～1930）》，《服饰导刊》，2019年第4期，第14-22页。

㉔（英）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8页。

㉕ 龚建培：《<上海漫画>中的旗袍与改良（1928～1930）》，《服装学报》，2019年第1期，66-72页。

㉖（美）詹姆斯·哈·鲁宾孙，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