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所见滇人狩猎活动考

汪晴川

滇人在战国至西汉时生活于滇池流域，史家将其归为西南夷的一支，但关于滇的记载多语焉不详。直到1957年，石寨山滇文化墓地发现滇王金印才证实了《史记》中“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记载，神秘的滇国物质文化面貌方得呈现于世人眼前。

目前学界对滇文化青铜器上的祭祀场景、农耕场景及战争场景已有研究，不过尚未见对于狩猎场景的研究。而关于滇国社会文化的研究也多忽略狩猎活动，虽有少数学者关注，但研究并不全面。总之，现有研究对于滇人狩猎活动的关注还不足，也未涉及狩猎时间及方式等关键问题。

一、滇人的狩猎对象

滇青铜艺术中的狩猎场景主要表现在扣饰与贮贝器上，据目前已出版的材料统计，总共发现17件相关器物，其中以扣饰居多，有16件，贮贝器仅见一件。从这些器物上可以看出，滇人在青铜器上有选择地表现了虎、野猪和梅花鹿三种猎物。其中狩猎对象为虎的器物有六件，为野猪的有两件，为梅花鹿的有九件。

虎是滇文化青铜艺术中的一种常见形象。虎崇拜在战国时期便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华南地区，同时期或更早的时代，在位于滇国以北的巴蜀文化中虎崇拜盛行，而且滇文化中纹样的来源较为多元，也受到楚文化及巴蜀文化的影响。所以虎皮在这些文化中可能具有相似内涵。发现于石寨山M13的一件铜鼓上刻有祭祀场景，其中就有手持武器身披虎皮的人，这可能是滇人参加祭祀的一种装扮。因此狩猎虎在滇文化中与祭祀等活动有关，所以才会被青铜器物所记录（图1）。

图1：滇人猎虎青铜扣饰（战国，江川李家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野猪形象在滇青铜艺术中较为少见，狩猎场景中仅见两例。可能是野猪生性凶猛，即使是善于狩猎的赫哲族，除非野猪危害到了农业生产或是在山中偶遇，否则很少主动寻猎野猪。因此，野猪形象较少出现应该是滇人有意为之。

中国的野猪崇拜盛行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后各文化中狩猎野猪逐渐从祭祀活动转变为贵族的娱乐活动。滇文化时期的野猪狩猎虽然可能已无神秘色彩，但在滇人中可能仍有少许关于野猪崇拜的残留记忆，故相关的青铜扣饰尚有两例，一例表现为骑士游猎，另一例则是展示武勇精神的徒手猎猪（图2）。

图2：滇人徒手狩猎野猪青铜扣饰（战国，江川李家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滇青铜艺术中刻画的鹿形象主要有两种（图3）。第一种为鹿头部有多分叉的角，身上可见明显的斑点，形态与梅花鹿最为接近；第二种的鹿角与第一种无明显差异，但鹿身上不见明显斑点，与之形态相类的有马鹿与梅花鹿。梅花鹿与马鹿的鹿角形态有着显著差异（图4）。生物学研究显示，梅花鹿的鹿角眉枝距第二枝的距离较远，且角多为三或四杈；而马鹿的眉枝距第二枝较近，第二枝与第三枝距离较远，角的分叉更多。据此，可判断狩猎场景中的鹿均为梅花鹿。

图3：滇青铜器上两种鹿的形象（两种形象分别出自同一贮贝器的器身与器盖，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图4：梅花鹿与马鹿形象的对比（左：梅花鹿；右：马鹿）

滇人对鹿的痴迷，似乎源于欧亚草原。鹿崇拜广泛存在于欧亚草原的游牧人群中，他们会使用鹿角、鹿皮制作的祭祀道具。同时游牧人群还有树立鹿石、绘制鹿岩画以及制作鹿雕塑的习俗。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发现了经由西南夷、身毒而传至大夏的蜀郡商品。考古发现的滇文化物质遗存中同样反映出了滇与北方、中亚地区草原文化交往的迹象。总之，滇池地区与欧亚草原存在物质文化的交流不仅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也有考古发掘的实物为证。因此，滇青铜艺术中展现猎鹿场景很可能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影响，鹿在滇文化中可能也具有相似的内涵。

二、滇人的狩猎时节

各种文化中的狩猎活动都与时间存在密切关系。由于尚未发现滇人有见诸文字的历法，所以，我们只能以青铜器狩猎场景中动物外貌的季节性特征，同时代记载了其他地区狩猎活动的历史文献，以及近现代少数民族狩猎的民族志记录等，作为间接证据来推断滇人的狩猎时节。

有一些动物的外貌特征在不同季节会产生变化。梅花鹿作为滇人的重要猎物有季节性换毛与换角的习性。梅花鹿在春夏时换为夏毛，此时鹿身可见明显斑点，到了秋冬则换为较长的冬毛，白色斑点被遮住不显。而且梅花鹿的角还会在春季脱落，再重新长出，角的分叉数量与生长时间直接相关。因此梅花鹿在不同季节的外貌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而滇人在青铜器上刻画了鹿身有无斑点以及鹿角不同杈数的梅花鹿形象，说明他们真实地记录了狩猎时梅花鹿的外貌特点，故可借此判断滇人的狩猎时节。

现在人工饲养的梅花鹿一般在每年四、五月间冬毛换成夏毛，十月间长出冬毛。但目前梅花鹿主要饲养在四季分明且冬夏温差较大的北方地区。相比之下滇池地区自古以来的气候特征为四季不分明，全年温差小，《后汉书》中还记载东汉时滇池地区“多出鹦鹉、孔雀”等热带物种；而且有研究表明东汉时中国的气候相比之前的时代趋于寒冷，那么在滇人生活的战国、西汉时期则气温更高，当时滇池地区的气候应属于热带或亚热带气候。地理和气候因素是否会对梅花鹿的换毛和换角周期产生影响呢？

有研究对比了在广州饲养的梅花鹿东北亚种和它在东北饲养时的生长周期，得出的结论是，鹿在两地的换毛时间似乎并无显著差异；但鹿在广州的换角时间比在东北提前了两个月左右，最早从二月便开始换角，三、四月为高峰，到四月鹿群基本完成换角。广州和东北的气候差异巨大，但同一种梅花鹿在两地的换毛时间上没有显著差异，那么可以认为，气候和地理并非影响其换毛时间的因素。

尽管梅花鹿换毛时间不受气候、地理因素影响，但广州、东北两地的梅花鹿在换角时间上却有明显差异。现有研究证明，梅花鹿换角的时间与当地光照时长有关，而光照时长与当地的纬度直接相关，高纬度地区的春季光照时间少于低纬度地区。广州的纬度约为北纬23°，东北地区则在北纬40°以上，滇池地区的纬度大约为北纬25°与广州接近；而且西汉时期滇池地区与现在广州的气候都属于热带气候，故可用广州地区梅花鹿换角的时间作为参考。

由此可判断滇人青铜器上所见狩猎梅花鹿的大致时节。贮贝器器身线刻图像、猎人杀鹿扣饰，以及石寨山M13所出鎏金骑士猎鹿扣饰等器物上的鹿身有明显斑点，应是夏季狩猎场景（图5）。贮贝器盖上的雕塑、一人三犬猎鹿扣饰、李家山M57所出骑士猎鹿扣饰等器物上的鹿身无斑点，则为冬季狩猎场景（图6）。

图5：夏季狩猎场景：1.贮贝器器身线刻图 （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2.猎人杀鹿扣饰 （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3.鎏金骑士猎鹿扣饰 （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图6：冬季狩猎场景：1.贮贝器盖（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2.一人三犬猎鹿扣饰（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3.骑士猎鹿扣饰（西汉，江川李家山出土，现藏于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

贮贝器器身上的线刻图像中的梅花鹿为夏毛（图5:1），角为三杈或四杈，夏毛保持在四月到十月之间；但同时鹿角已为三杈以上，而鹿角长出三杈大约需要两个半月以上，结合鹿换角高峰为三、四月来看，贮贝器盖上的鹿形象所处的时间应该在五月到十月之间。另外一件鎏金骑士猎鹿扣饰中鹿身为夏毛（图5:2），鹿角已残仅剩基部，但角根较粗壮，可能已经生长一段时间，且其他器物上的梅花鹿形象多为三杈角，故该鹿形象也应该在五月至十月间。另外一人杀鹿扣饰场景中表现的梅花鹿为夏毛（图5:3），但鹿角是二杈角，因此可以推断此鹿形象大致在五、六月。

贮贝器盖上的梅花鹿形象（图6:1），其角为三杈，身上已由夏毛换为冬毛，那么狩猎时间就可能发生在夏毛换冬毛的十月之后，又在换角的次年二月以前。同理，狩猎场景中凡是出现同时长有冬毛和三杈角的梅花鹿，就可认为其表现的时间在十月以后至次年二月以前。另外，石寨山M3所出的一人三犬猎鹿扣饰（图6:2）、李家山M57所出骑士猎鹿扣饰中鹿头上的角已经残缺（图6:3），但已经换为冬毛，故其表现的时间可能也在十月至次年二月前。

于是可以得到滇人狩猎梅花鹿的两个时段：其一为五至十月，梅花鹿身上为夏毛；其二为十月至次年二月，梅花鹿身上为冬毛。由此得到的两个时段却并无分界，但若将五月至次年二月视作连续的狩猎时节，既不利于野生动物种群繁衍生息，也不符合农业生产的时节规律。况且滇人已经具备较高的农业水平。因此，其狩猎活动必然要照顾农时而分为两季。而且狩猎分季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凭借民族志材料和中原的历史文献似乎可以进一步推断滇人的狩猎时节。

滇人的主要猎物还有野猪和老虎。民族志材料显示，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选在深秋或冬季狩猎二者。云南傈僳族的狩猎分为明确的冬、夏两季，十一月进入农闲时节，动物皮毛和肉质都进入生长较好的阶段，为冬季狩猎时期；四月以后，完成播种工作，野生动物也多生育完出来活动，就是夏季的狩猎时期。由于秋收时节野猪和熊会危害到农作物的收获，因此傈僳族也会在这个时候围猎这两种大型猛兽。

凉山地区的彝族一般在农历九月狩猎野猪，贵州的瑶族则形成了每年冬季狩猎野猪的习俗，西藏的门巴族也在冬季狩猎野猪和老虎等大型猛兽，其他地区对野猪和老虎的狩猎活动也基本在秋冬季进行。如鄂伦春人选在秋季野猪最为肥壮的时候进行捕猎，赫哲族是在冬季狩猎老虎。故滇人狩猎野猪和老虎可能也在秋冬时节。

上述材料表明，不同地区的狩猎季节具有相似性，故可用中原地区记载的狩猎情况来推断滇人的狩猎时节。在先秦时令文献《夏小正》中狩猎季为十一月，而《月令》中则是季秋之九月。但二者多为当时人民理想中的“圣王之制”，似乎并不能反映狩猎的真实情况。而从春秋时期狩猎的记载看，诸侯并未完全遵照当时的时令文献，而是偏好在春、冬进行狩猎活动。如《左传》“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庄公三年）冬，公及齐人狩于禚。”

到西汉贵族的狩猎活动逐渐由两季转向一季，但早期还有诸侯王在春夏狩猎的记录。“三十五年冬，复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梁山，有献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薨。”其中未说明梁孝王回到梁国都睢阳的时间，但已知其于三十五年冬从长安启程。长安在洛阳以西950里，睢阳在洛阳东南850里。而洛阳为交通要冲，当为睢阳往返长安的必经之地，那么长安至睢阳的单程距离至少在1800里左右。古代军队急行军一日超过30里便无法保证战斗力。而梁孝王队伍的行进速度应该更慢，长安至睢阳的路程至少需要60天以上。因此，梁孝王的春夏狩猎只能发生在其回到睢阳的二月以后至他六月病亡之前。

西汉后期，大型狩猎活动逐渐固定于冬季。如“（永光五年）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布车骑，大猎。”“（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但是关于狩猎的具体月份尚不清楚。直到东汉时，关于狩猎的记载才明确是冬季的十月与十一月，固定在上林苑进行。由此可见，与滇国同时的中原地区仍然流行两季狩猎，至东汉时单季狩猎才成为定制。

综上所述，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原的夏季狩猎在农历二月至六月，冬季狩猎在农历的十月至十二月，相当于公历的三至七月和十一至一月。再结合不同梅花鹿形象所得的五至十月和十至二月两个时段，可以推测出滇人的狩猎分为两季，春夏狩猎在五到七月，以狩猎梅花鹿为主，秋冬狩猎在十一月至次年一月，狩猎梅花鹿、野猪和老虎。

三、滇人的狩猎方式

在历史时期，中原及北方草原人民狩猎的主要工具多为弓箭，但滇人狩猎却习用长矛和短剑。弓箭结构并不复杂，且滇人已经将结构更复杂、威力更强大的弩用于实战（图7）。所以，弓弩未被用于狩猎应是滇人有意为之。

图7：滇青铜器战争场景中使用弩的人 （贮贝器盖，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图片为笔者自摄）

利用动物协助狩猎是各文化中猎人的普遍做法，而滇人最为常见的狩猎伙伴是猎犬与马。猎犬可以帮助滇人驱赶猎物,也能配合他们与猎物缠斗，故滇人很珍视猎犬。如狩猎野猪场景中，一人在后用剑刺野猪，另外一人被野猪咬住，手中抱着一只猎犬，似乎是舍身拯救猎犬（图2）。而且民族学研究发现，东北少数民族在狩猎时也会像保护自己那样去保护猎犬。可见猎犬在滇人狩猎中占有重要地位。

滇人常骑马狩猎，但在云南多山少平地的地理环境中人们对于骑乘用马有特别的要求。现滇池地区出产有体型矮小的云南马，成年公马的肩高大约为109～119厘米，母马为108～118厘米，且云南马驮载能力持久，饲养简易，耐寒、耐粗饲、适应性强，在高原山地可长途骑乘。狩猎场景中的马匹体型较小与梅花鹿相当，而雄性梅花鹿的肩高一般在98～108厘米。所以云南马的体型符合青铜器上马和鹿的相对大小，性能也可满足山地狩猎需要，故滇人狩猎用马应是云南马的祖先。

滇人会根据猎物种类的不同选择狩猎方式。而滇人猎虎的方式仅有一种，那便是多人围猎。一般狩猎队伍为三到八人，再携一到二只猎犬随行，猎人们使用长矛和短剑。猎人先利用猎狗来搜寻和驱赶老虎，在猎犬发现老虎后，还需要与之缠斗以便于人对虎进行围猎，最终多人合力刺死老虎（图8）。

图8：八人猎虎扣饰（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滇人狩猎场景中表现了两种狩猎野猪的方式：一种是多人携猎犬围猎（图2），另一种是单人骑马追猎（图9）。近身捕猎野猪极其危险。赫哲族善于狩猎，偶尔会近身捕猎野猪，但也需要多人配合使用“激达”枪刺杀野猪。从狩猎场景来看，滇人近身捕猎野猪时，会利用猎犬牵制，再前后夹击制服野猪，但这种狩猎方式非常危险，画面中野猪身前的人几乎命丧獠牙。

图9：骑马猎野猪扣饰（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骑马追猎是狩猎野猪的一种常见方式。不同于中原地区以弓箭射杀野猪，滇人多采用长矛，但野猪非常迅猛，想要使用长矛刺杀不仅需要高超的骑马技术，同时还要让猎犬对野猪进行骚扰，减慢其速度，才便于猎杀。

滇人狩猎梅花鹿有三种方式：其一为骑马追猎，其二为陷阱捕猎，其三为犬猎。滇人骑马追猎梅花鹿可能有着明确的任务分工（图6:1），以猎犬驱赶鹿，同时骑士在鹿身后追逐，接近后再用长矛刺杀；另外还有一人徒步，应是负责刺杀漏网的鹿，或回收杀死的鹿。这种分工合作在历代贵族狩猎中都很常见。

滇人狩猎场景中并没有直接表现陷阱，而是通过猎人徒步持短剑杀鹿暗示了陷阱的存在。一人杀鹿扣饰便展示了人左手按鹿，右手举剑刺向鹿颈部的场景（图5:3）。人在徒步的情况下不可能追上鹿，而滇人在狩猎活动中不使用弓弩，再加上场景中的鹿还活着且未见猎犬，因此使用陷阱将鹿活捉是最有可能的情况。

犬猎的狩猎形式在今天云南少数民族中仍然存在，彝族会利用训练好的猎犬追赶猎物，当猎物力竭时猎犬便将其咬住。在一人三犬猎鹿扣饰中，就展现了猎人驱使三只猎犬咬住梅花鹿的场景，证明滇人已经掌握了犬猎（图6:2）。

滇人似乎较为偏爱骑马追猎的形式。骑马追猎场景在考古发现的猎鹿场景器物中最多，而陷阱捕鹿和驱犬猎鹿都仅有一件，并且骑马追猎场景还出现在高等级的青铜礼器上。

归纳一下，滇人的狩猎方式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滇人狩猎习用长矛和短剑，而非其他地区常见的弓弩；第二，滇人狩猎会利用猎犬和马；第三，滇人会根据猎物的种类制定狩猎的方式，如以多人围猎的方式猎虎，以骑马追猎和近身搏斗的方式猎野猪，以骑马追猎、陷阱捕猎和犬猎的方式狩猎梅花鹿。

四、狩猎滇人的身份

有滇人狩猎场景的青铜器都发现于高等级墓葬中，因此，生前曾参与狩猎的墓主人必然身份高贵，但狩猎装束有差异，似乎存在着至少两种不同身份的猎人。

第一类是普通贵族，以身着短衣裤、腰间配有长剑，并用布包住头发为特征（图6:1、图9）。这应该是日常生活的装扮，而非作战时的装束，因为这与滇人骑兵装扮截然不同。滇人骑兵都装备重型甲胄，有胸甲和披膊。除了游牧人群，骑兵作为一种常备军种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方能维持，故而骑兵的身份应该较为尊贵，不排除贵族作为骑兵参战。毕竟狩猎活动除了娱乐之外，往往还具有军事训练的作用。

滇国很看重骑兵带来的战术优势，在青铜器战争场景中，骑兵已经娴熟掌握在马上对敌方步兵进行穿刺、砍杀等攻击技能，其动作姿势与狩猎时相类似（图10），因而，这些技术很可能也在狩猎活动中进行演练。这也能解释为何滇人坚持在狩猎中使用近战武器。

图10：滇人骑马刺杀姿势对比 ：左，战斗（贮贝器盖，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右，狩猎（贮贝器盖，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第二类应是祭司。这类猎人的装扮特征为腰部系有一个圆盘形器物，同时头上有很长的飘带（图11），这与普通贵族的狩猎装扮明显不同，判断其为祭司有两个理由。

图11：狩猎中的祭司形象 （扣饰，战国，江川李家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图片为笔者自摄）

其一，他们的装扮类似萨满，身上有圆盘或镜子，还有长飘带头饰。铜镜对于萨满有重要意义，而且萨满也很看重帽子，会在帽子上装饰羽毛或者丝带。滇人头上的长飘带应该是难以保存的有机物做成，故而未见考古实物，但滇人墓葬中经常可以发现铜镜（ 图12:1）。另外，布里亚特萨满会使用一种镶有12只动物的金属镜子，并将其挂在后背、胸前，或直接缝在衣服上，阿尔泰萨满会在衣衫后面缝着动物皮毛和两个铜盘。而滇文化墓葬中还常见一种圆形扣饰，尺寸与铜镜类似，在周围还有首尾相连的12只动物雕塑（图12:2），并且在部分这类器物的背面还发现有丝织品包裹的痕迹（图12:3），说明此类器物很可能装饰在衣物之上。

其二，除了狩猎场景，类似的人物装扮还见于各类表现乐舞及祭祀的场景之中。早期人类社会中的乐舞与祭祀关系密切，这在现今云南少数民族中仍然有所保留。因此，参与乐舞的滇人可能就是祭司，在铜鎏金八人乐舞扣饰中，祭司头上均为高发髻，头饰还有两根长飘带，并且腰部佩有圆形饰物，与部分狩猎场景中的猎人打扮基本一致（图13）。在祭祀场景中也可以见到类似装扮的人（图14）。石寨山M12所出贮贝器上为公认的祭祀场景，其中房屋内垂足端坐的人应是祭祀的主祭。主祭头上有一高发髻，但未见飘带，其腰部也佩圆形饰物。故可以认为滇人祭司的主要特征为：头顶高发髻，且腰部配有圆形装饰，在某些场景中没有头饰，但在狩猎、乐舞等动态场景中会使用长飘带头饰。

图12：滇人随葬的圆形装饰物及细部：1.铜镜（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2.圆形猴边扣饰（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3.扣饰背面织物包裹痕迹（扣饰，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图13：乐舞祭祀中的滇人祭司形象（扣饰，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图14： 祭祀场景中的祭司形象（贮贝器，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祭司进行狩猎活动，显然有其特殊意义。祭司主要参与猎鹿和猎虎，而祭祀活动中也将猛兽作为牺牲使用，故很可能身份神圣的祭司所获之猎物才可用作祭祀牺牲。

结语

综上所述，滇人已经具备了相当复杂的狩猎文化，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狩猎是滇人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他们将狩猎场景记录于青铜器上，其中还包括了高等级的礼器；第二，滇人会专门挑选在青铜器上展示的猎物种类；第三，滇人形成了固定的狩猎时节，分别是五至七月的春夏狩猎，以及十一月至次年一月的秋冬狩猎；第四，滇人的狩猎技术别具特色，在狩猎中有意使用近战武器，也会以猎犬和马配合狩猎，还会针对不同猎物的特点选择狩猎方式；第五，猎人的身份决定了狩猎活动的目的，普通贵族参与的狩猎以娱乐和军事训练为目的，而祭司参与的狩猎以获取祭祀所用牺牲为目的。

注释：

① [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7页。

②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考古》，1963年第6期，第319-329页。

③ 目前出版的滇文化综合研究著作中除了注④，罕有论及滇人狩猎。

④ 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66-69页。

⑤ （美）艾兰著，和奇、陈斯雅译：《虎纹与南方文化》，《南方文物》，2014年第2期，第175页。

⑥ TzeHuey Chiou-Peng, “Dian Bronze Art: Its Source and Formation”,, Vol.28, 2008,pp.34-43.

⑦ 易学钟：《试述古代铜鼓的社鼓职能（之二）——铜鼓主题纹饰新探》，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铜鼓和青铜文化的新探索》，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101-102页。

⑧ 图片来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 14 滇 昆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图一二七。

⑨《民族问题五种丛书》黑龙江省编辑组：《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52-53页。

⑩ 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27-331页。

⑪ 同注⑧，第118页，图一三四。

⑫ 图片分别来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71页。同书，彩版五九（下）。

⑬ 左图为笔者自摄。右图引自张词组等摄影：《食草动物百图》，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⑭ 盛和才等著：《中国鹿类动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2、203、213、214页。

⑮ 孟慧英：《鹿神与鹿神信仰》，《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91页。

⑯ [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6页。

⑰ 黄维：《再论滇文化的金属饰件——中国西南与欧亚草原、中亚文化交流的一些新例证》，《四川文物》，2020年第4期，第107页。

⑱ 陈玉汉、陈乾生等编：《养鹿与鹿病防治》，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年，第31页。

⑲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6页。

⑳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21页。

㉑ 林惠莲、欧阳子焯、陈乾生：《广州圈养梅花鹿的一些特性观察》，《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5年第3期，第166页。

㉒ Richard J.Goss, “Photoperiodic Control of Antler Cycles in Deer.III.Decreasing versus increasing day lengths”, vol.197, issue 3(1976), pp.307-312.

㉓ 图5:1来源同注⑫，第71页。

㉔ 图5:2来源同注⑧，第121页，图一三九。

㉕ 图5:3为笔者自摄。

㉖ 图6:1来源同注⑫，彩版五八（上）。

㉗ 图6:2来源同注⑧，第121页，图一四〇。

㉘ 图6:3来源江川县文化局编：《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彩板八八一。

㉙ 周志清：《试论“滇”国青铜农具》，《文博》，2003年第2期，第47页。

㉚ 王恒杰：《傈僳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84-85页。

㉛ 崔明昆等编：《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生态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9页。

㉜ 刘柯：《贵州少数民族风情》，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80页。

㉝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大全》编委会编著：《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大全 上卷》，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443页。

㉞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内蒙古自治区编辑委员会编：《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15页。

㉟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87页。原书1934年史语所刊印。

㊱ 王利华：《<月令>中的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198页。

㊲ [晋]杜氏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47、1763页。

㊳ [汉]班固：《汉书·文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11页。

㊴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郡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03、3426页。

㊵ [战国] 孙武撰，[魏]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7-139页。

㊶ [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3页。

㊷ [汉]班固：《汉书·成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7页。

㊸ （美）托马斯·爱尔森著，马特译：《欧亚皇家狩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9-128页。

㊹ 金宝忱：《从犬氏族看狗图腾与北方狩猎民族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第2期，第85页。

㊺ 谢成侠主编：《中国马驴品种志》，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㊻ 同注⑭，第203页。

㊼ 图来源同注⑧，第118页，图一三四。

㊽ 图片来自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79页，图版七九-1。

㊾ 同注⑨，第211页。

㊿ 杨甫旺：《彝族狩猎文化刍论》，《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第38页。

[51]展现猎鹿场景的叠鼓形贮贝器很可能是滇王专用的礼器。见蒋志龙：《云南晋宁石寨山M71出土的叠鼓形贮贝器》，《文物》，1999年第9期，第54页。

[52]左图为笔者自摄。右图来源同注⑫，彩版六〇-1。

[53]（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段满福译：《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54-155页。

[54]图片来源同注⑫，彩版五六-3。

[56]图片来源同注⑧，第133页，图一五九。

[57]图片来源同注⑫，彩版六七-2。

[58]石裕祖：《白族巫舞及其流变》，《民族艺术研究》，1998年第3期，第3-6页。

[59]图片来源同注⑧，第180页，图一一八。

[60]图片来源同注⑧，第8页，图八。

[61]易学钟：《晋宁石寨山12号墓贮贝器上人物雕像考释》，《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第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