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带一路”对民粹主义的超越

李占营

关键词民粹主义 民主政治 全球化全 球治理 “一带一路”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欧美国家呈现出流行的趋势。美国人自从选出了代表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特朗普，接连退出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联合国人权组织等国际组织，不断释放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建制主义的信号，挑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达成的一系列政治共识。英国公投导致的脱欧，是欧洲大陆民粹主义盛行的一个缩影，对于欧盟的一体化事业甚至整个欧盟的政治生态造成巨大的震荡。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使得西方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产生强烈的失望和不满。本文试图描述民粹主义的发展演进以及对民粹主义在21世纪初大规模爆发的反思，从而为当前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民粹主义的内涵和历史沿革

民粹主义（Populism，可译为平民主义）并没有特定的概念，它是社会科学语境中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名词，学界对于民粹主义具有哪些特点并没有确切的定论。正如爱德华·拉克劳所说：“我们直觉地知道我们所提到的民粹主义运动或民粹主义思想是什么，但我们却非常难以将这种直觉翻译成概念。”北京大学教授俞可平认为“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红认为“要识别民粹主义，大致可以把诸如依赖普通民众支持的草根性、反主流和反建制的反抗精神、建立在传统文化或民族情感上的保守主义情绪，以及与威权主义、‘卡里斯玛政治的特殊联系等表现，视为民粹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和运动相区别的重要特征。”总的来说，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大致界定民粹主义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民粹主义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价值观念，体现了公民至上和人民优先的理念，强调价值认同和归属感，它可以跟任何意识形态相结合，也可以被诉诸成政治形态和政治语言;而从狭义上说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信条和政治行为方式，认为应该通过人民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政治精英，突出普通人民的作用。

至今为止民粹主义总共出现过四次浪潮，呈现出周期性和反复性的特点。第一次民粹主义浪潮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主要表现为乡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激进运动，主张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带有鲜明的左翼激进主义色彩。第二次民粹主义浪潮主要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二战后世界出现的大量独立国家，追求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會主义国家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民粹主义仿佛一个幽灵，席卷了世界各个地区，他们纷纷反对帝国主义，强调独立自主的发展，以此推动社会化和工业化。第三次民粹主义浪潮主要发生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民主化转型的亚太国家，带有强烈的反独裁、反精英倾向，主要涉及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分配不公和阶级剥削加剧等问题。目前发生的第四次民粹主义浪潮主要是21世纪初民粹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的发展。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发酵，全球治理和政党治理的失灵，兴起了主要以反建制、反移民、反全球化和反精英为特征的民粹主义浪潮，其本质是对西方30多年来所坚守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否定。这种思潮被民粹主义政党大加利用，使得西方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二、对当前民粹主义的反思

第四次民粹主义的浪潮出现的民粹主义政党兴起，使分裂代替一体化，要求重新民族主义化、恢复民族身份和本国优先，对于各国的政党政治、国际政治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对当前民粹主义的反思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民粹主义需要反思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国内治理

西方民主政治是奉行多数人统治的政治制度，主要是以普选制和议会制为中心，强调主权在民和平等自由。然而代议制民主存在固有的缺陷，公民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在西方主流的观点是政治精英与平民共享的“精英民主”，熊彼特将民主过程表述为精英追求权力，群众选择领导人为其服务的政治过程。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公民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以及严重的政治极化，政党政治开始运转不良，传统政党政治已陷入僵局，政党治理失灵，民主政治畸形发展。目前的政党主要是突出其治理功能，而淡化了代表功能和表达功能，这就导致了政治精英制定的政策主要是为本阶级服务，而忽视了大众的利益。选民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政党难以满足自己的诉求，这是反建制、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力量兴起的重要原因，选民只有通过非理性和非“政治正确”的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二）民粹主义需要反思全球化进程

第一，全球化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而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造成世界经济的失衡。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掌握着国际经济运转的原则、规则和秩序，拥有经济、技术和管理优势，因而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大;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风险，甚至成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新技术殖民地”，使得南北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第二，全球化增加了各国的治理难度。在全球相互依赖和世界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各种问题都会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发酵，表现出突发性、不确定性、跨国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增加了其解决的难度。人类共同面临着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使得各国难以驾驭目前的全球性危机。第三，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性的文明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文明的冲突将取代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影响全球政治最主要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中的最新阶段，全球化进程必然带来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不同的文化群体为了维护自己的特征和认同，必然会产生冲突。

（三）民粹主义需要反思全球治理

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现代治理体制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做出的制度安排，主要是由一系列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组成。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美国领导下的全球治理结构，大国强权色彩浓厚，其核心是大国之间的利益交换和平衡，主张将全球纳入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之中。民粹主义的大规模爆发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低迷、恐怖主义、难民危机以及欧洲持续的债务危机等全球治理的失败密切相关。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陷入制度性困境，面临着“资源赤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很难得到体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已经势在必行。全球化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全球治理体制，而世界秩序转型也为全球治理提供契机。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使得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其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可能。

三、“一带一路”对当前民粹主义的超越

对当前民粹主义背后根源的深层次思考，对于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带一路”的诸多创想既能超越当前民粹主义带来的诸多问题，又能谋求全球化时代的合作共赢，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带一路”致力于为人民谋福利

我国以***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是当前我国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共同列为国家三大发展战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一带一路”遵循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旨在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跨国性网络体系，实现沿线各国多元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人民在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中获得切实的利益，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根据全球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的新特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因此这一理念和原则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在国内外凝聚起更多人心、共识、智慧和力量。

（二）“一带一路”构建新型全球化

民粹主义反映了全球化的失衡，而“一带一路”正在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秉承亲诚惠容的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政策互补，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路”通过与沿线周边国家的经济互动和融合发展，从而为新型全球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一带一路”正在缩小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较低，人民生活水平较差。“一带一路”通过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交流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投资与合作，推广自己的优势产能和优秀产业。它是通过实施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从而保证各国在安全、政治、经济方面的”供需平衡“，旨在建立和平安全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一带一路”合作中，遵循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尊重他国的民族认同和价值观念，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和对话，也有利于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全球化。

（三）“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一带一路”正在着力打造政治互信、经济共生、文化融合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区域合作架构，从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制度，有助于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

1.“一带一路”有利于全球多边主义发展。民粹主义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多边主义的怀疑和对全球化的失落，而“一带一路”通过倡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有利于推动建立更高层次的开放经济和合作经济，为全球多边主义合作蓄力。“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和新型国际合作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不设排他性规则，不搞封闭机制，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模式。首先，通过国家高层互访深化合作共识，求同存异、平等协商，顺应各方需求，广泛开展各级政府的密切合作，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体系。同时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框架进行有效协调和沟通。最后是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发挥民间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增进文化交流和社会认同，为深化国家合作提供内在动力。

2.“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作为我国筹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了新的内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不断增长，涵盖了除美国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除日本之外的主要东方国家，充分反映了新兴国家谋和平、促发展的需求和共识。同时“一带一路”又是一个开放的合作平台，允许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进行投资和合作，有利于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有效促进资金、人才、信息的跨区域流动。

3.“一带一路”建设与联合国战略对接。联合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综合性国际组织，不仅将“一带一路”的表述写入联合国文件，而且将其作为联合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撑，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经济治理一个重要的平台，对现有国际机制和国家制度进行了有益的完善和补充。

四、结语

经济学家米拉诺维科认为“发达国家的顶层设计不断积累越来越多的收益，一直使得他们与他们自己的同胞在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分离开来”。这形象表现了这一次民粹主义浪潮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的交织，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冲击了现有的国际政治和世界体系，全球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全球社会的各个行为体都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踩下民粹主义的刹车，而作为全球化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的中国正在试图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引领全球治理，推进各国可持续发展，有效解决了新自由主义国际治理的弊端，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如果能够借鉴和反思民粹主义所反映的西方治理体系所凸显的问题，妥善处理争端和冲突，扎实推進，稳步发展，将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