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笠翁“立主脑”说小议

宋抒音

The Discussion of“Establishing Primary Intention”

用现在的话来说，清代戏剧大师李笠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商业”剧作家、导演、经理人，也是一位戏剧理论家。在他的戏剧理论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其在《闲情偶寄》中关于戏剧创作（“词曲部”）和戏剧表演（“演习部”）的阐述。

《闲情偶寄》“词曲部”中一篇“立主脑”的论述，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这倒不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一针见血、论得句句入理，而是因为笔者对于这篇文章的疑惑与不解。

开篇写道：“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此话不错。在写一篇文章时，作者总有其所要表达的本意——也许是一种思想，或者是一个概念。但李笠翁继而写道，一出戏中往往只为一人而设，一人又只为一事而设，这一人一事就是传奇的主脑。笔者以为这“一人一事”的说法还须细细斟酌。

李笠翁以《西厢记》为例，认为该剧的“一人”乃张君瑞，“一事”乃“白马解围”。姑且不论那“一事”，仅是这“一人”，就有待探讨。在笔者看来，《西厢记》一剧既不是只为写张君瑞一人，亦不是只为写崔莺莺一人，而是崔、张两人共同组成了这个传奇故事。若论陪衬，张君瑞是崔莺莺的陪衬，崔莺莺亦是张君瑞的陪衬。

而这“一事”，就更令人疑窦丛生了。李笠翁在这里举了几个例子，认为《琵琶记》一剧中的“一人一事”（即主脑）乃蔡伯喈重婚牛府；而《西厢记》的主脑就是之前提及的张生白马解围一事。但众所周知，以上两个事件显然不是《琵琶记》与《西厢记》贯穿到底的主要事件，更谈不上是主题思想了。

不过，或许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现代人在解读李笠翁的戏剧理论时，硬是套上了现代的、自我的思维模式。要知道，用现代戏剧理论及其分析原则来关照古代戏剧理论，有时是很难适用的。如果按照今人所能接受的戏剧理论分析方法，那么李笠翁的“立主脑”说不如改名叫做“巧设扣”更为恰当。据李笠翁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主脑”其实是一出戏中的一个关键点，或者说是一个“扣”。在《西厢记》中，张君瑞白马解围虽不是贯穿始终的主要事件，更不是该剧的主题思想，但这个事件是该剧的一个关键事件。只有解开了这个“扣”，男女主角的命运就会产生重大转变。事实上，张君瑞正是因白马解围而得到了崔母嫁女的许诺——这才是白马解围的真正意义。同样，《琵琶记》中蔡伯喈重婚牛府虽不是全剧的中心或重心，只是一个“因由”。正是因为蔡伯喈中了状元、被迫取牛丞相之女为妻，导致了父母双亡、结发妻子赵五娘千里寻夫的发生。可见，重婚牛府只是一个巧妙的“扣”。因此，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一人一事”，都无法生发出李笠翁的“主脑”的涵义。

对于李笠翁“立主脑”说的理解问题，其实很早就已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多数学者不赞同将“立主脑”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主题思想”。如杨位浩在《“立主脑”的本义及其嬗变》一文中认为，“立主脑”是指“作品中一系列的人物、事件中的一个原发性、核心性的事件实体，具有生动的情节性”，属于“材料范畴”而非“思想意义的范畴”。又如黄天健在《李渔曲论漫议》一文中认为，“立主脑”是指人物和事件的安排上要分清主次。

李笠翁之所以提出“立主脑”的说法，与他的写作习惯也有一定的关系。李笠翁的剧作大多故事清晰简单，一线到底。因此，他提出“一人一事”的说法属理所当然，即使有所不足也情有可原。在当时的艺术氛围中，李笠翁提出这样一个“立主脑”的理论，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不能苛求他预见到几百年后的今天的戏剧界对于“立主脑”的深刻思考。要知道，如今许多学者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李笠翁的理论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