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的收藏观

李燕

先父李苦禅教授一生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平生困厄环生，唯老来欣逢盛世。以如此人生经历，囊中自不富裕，但其收藏文物之志始终未泯，且有一番自家见解。

先父曾对我说：“天下收藏文物古董有两种藏法：一是富藏，二是穷藏。富藏好说，有的是钱，听什么稀罕瞧什么贵就买什么，一般卖假古董的多半是骗这种藏主，骗多了倒把人家骗成了内行，人家花大钱练成了鉴赏家;穷藏就是不凭市价贵贱、不盲目人云亦云，全凭自己的学识和鉴赏眼力去寻找藏品，这种藏法不必多花钱也能收来好东西。”那么，什么样的藏品是“好东西”呢？先父也有自家之见，他说：“稀世之珍、名人手迹、三代重器、名窑瓷器之类，是人家皇上大内和富贵藏家的东西，好则好矣，只是老百姓们难得有缘染指。我们说的有些好东西，它不但是文物——可珍可贵，更可令子孙万代看着它油然而生爱国之心、立不忘国之志，虽其身价不及大内珍宝，但其生发之长远意义当远在大内珍宝之上，不可不留意收藏、整理之，可别任它们自生自灭，或塞在那里无人认识。”今仅举数件老人所钟爱藏品，或可说明李苦禅教授的收藏观吧！

铜柱墨

赤金皮，凹铸小篆四行，小篆文字俱填石绿色。文字内容是：“光绪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浑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既竣事，立此铜柱。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

此墨产生的背景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著名金石家、书法家吴大主动要求放弃鱼米之乡的官不做，而要到荒芜寒冷的黑龙江去任职。原因是他得知沙皇俄国一再命人偷偷将石界碑向南移，每次都趁夜色刨出界碑，用马向南驮，当地百姓称之为“马驮碑”。吴大有爱国之心，闻此而怒火中烧。开明的光绪皇帝满足了他的拳拳忠心，派往东北与俄国谈判边界问题。吴的副手则是依克唐阿——扎拉里氏，满洲镶黄旗人士。史载：“时俄人以议改伊犁条约有违言，乌里雅苏台参赞喜昌夙念依克唐阿谙战术，请敕就近募猎户守珲春……珲春（即浑春）故重镇，其东南海参威，俄尤数窥伺，廷议设副都统镇之，于是又改调珲春。十年，被命佐吉林军事。十五年，擢黑龙江将军。”此后他又为捍卫我东北领土而与入侵之日寇殊死搏战，仅一战即“以千人抗日军数千，故依军声誉远出诸军之上”。他协同吴大在与俄谈判勘定边界之后，鉴于以往“马驮碑”的教训，二人特命人将界碑铸成“定海神针”似的巨型铜柱栽于界碑处，上面铸的如上铭文即是吴大所篆。但吴大对“虎狼之国”绝然放心不下，又命人依此柱原型缩小，作成一批“铜柱墨”传布世间。果然，未过多久，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北边失防，俄兵遂將铜柱劫走，存于伯力（俄名哈巴罗夫斯克）博物馆。但他们绝不会想到，这个侵略者的“耻辱柱”与被侵略者的“国耻铭”仍存于世间，没有被中国人民忘记！然而，因历经磨难，存世的“铜柱墨”太少了。据我所知，存者不多于一位数字，而我能见的仅两锭而已。先父当年并非以重金购得此墨，但他十分珍视之，并不时取出来给我们当子女的看，说：“别忘国耻啊！”今日抚摩着此墨，老人音声依如昨日。

《好大王碑》

此碑建立于414年，屹立于鸭绿江我国一侧的吉安境内。此碑甚巨，系火山岩制成，镌刻文字甚多，是研究中、朝、日三国古代关系史的不可或缺的珍贵史迹。但在国外，有少数“考古专家”曾对此碑文做出过不利于维护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之原则的片面解释与“考据”。先父与同志者自然不能与之苟同，一直留意此碑之研究动态。可是，由于此碑发现甚晚（约在清末光绪初年左右），且碑体附着物很多，故极少好拓本，而且早拓且好的拓本能保持整幅（未裁裱装册）者尤为稀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窃据东三省时曾完全垄断了对此碑的一切权力，不准中国人与朝鲜人染指。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世人无暇顾及此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始将《好大王碑》并周围古迹——古高句丽王室成员墓群等列入重点保护文物，除少数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拓成的资料之外，再无私人拓本，故此碑拓本益显珍稀。对此碑，世间收藏古碑帖者多不重视以上内容，对其书法的特殊艺术价值也未给予应有的评介，甚而不列入“名碑法帖”之中。但先父自六十年代初就留意搜集此碑的拓本与有关资料。在我父子的努力之下，先后搜集到此碑整幅原拓本一套（四幅），系早期的“锅烟子”拓本;裁裱成册的原拓本一套（两函四册，其一有先父亲笔题签）;民国初年石印缩小本（整幅）一件（有先父亲题）;民国初年石印中缩本（依裁裱本印制）两册，其一封面有先父亲题，所题内容是：“近方研究好大王碑，巧遇缩小本，益感对校便利，幸甚幸甚！尝谓北京为全国人文荟萃中心，苟致力诸学术，有所征求文献资料，稍经常留心无不附合愿志者！辛丑（1961年）秋八月苦禅即识。”“字完整，尚少缺泐，或是初（“明”字点除）拓。此碑拓工多粗率，裱工多颠倒行误等等，实则字行尚未甚残泐也。燕儿购于厂肆。壬寅（1962年）正月禅记。”先父多次说：“我一辈子多少次要亲自去吉安看看好大王碑。我不光喜爱它古拙丰厚的书法，更关心它的有关内容……好好研究它，不但对发扬书法艺术有利，也对国家领土疆域历史的研究有利。可惜我没机会出关（山海关）啊！”我一直记住先父的这个未竟之愿，于前年趁应邀赴浑江市讲学之机，造访了久已神交的“好大王碑”。我有幸被允许在大碑前留影，当时我觉得碑侧不止我一个人在兹，还有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以“爱国至上”为做人准则的父亲。（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