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艺术与藏传金铜佛

金维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艺术既有几千年所逐渐形成的深厚传统，又具有丰富的多民族特色，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也在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

早期，新疆鄯善地区的佛教艺术具有较多犍陀罗影响，而龟兹艺术却明显富有了龟兹特色，并影响到了周边地区。甘肃河西地区十六国时期出现了凉州样式，进入内地后，魏晋南北朝有了以艺术家戴逵父子、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为代表的不同艺术样式，并以云岗、龙门等地区代表着不同的风格。到了唐代，中原吴道子和周昉艺术样式的影响遍及各地，而西藏地区佛教艺术兴起虽晚，却有其显著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成为我国多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偏处中国西南的高原山区，与中亚、印度邻近，由于社会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等方面原因，佛教的传入反而晚于西北即中原地区。

西藏很早就是中印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史记》《汉书》等记述，张骞使大夏见到邛竹、蜀布，得知是由印度从蜀地商人得到的，说明早有一条古道经由西南通往印度。约在公元三世纪晚期笈多王朝时，更有一些僧人从蜀川栈道，经由西藏南部到达印度，并为之建有之那寺，但这些佛事往来虽然多经南部边疆地区，却并未在西藏本地发生影响。一直到公元五世纪，松赞干布以前五世拉托多聂赞时，通过民间交往佛教才开始传入。《青史》等书籍记载，那时途径藏区的僧人带来了《白拜懺悔经》、舍利宝塔、《六字真言》《法教轨则》等经像。

松赞干布时期，西藏建立了奴隶制的吐蕃王朝，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并创立文字，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吐蕃王朝与唐朝及周围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迅速发展，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松赞干布先娶尼泊尔公主迟尊为妃，又与唐朝通好而娶文成公主，两位公主都笃信佛法，还带去一些佛像、经典以及医药和工巧匠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佛教和文化的发展。

约在公元585年，尼泊尔王盎输伐摩（光胄）的女儿迟尊公主入藏，带去了一尊不动佛像（释迦八岁等身像）和慈氏法轮、旃檀度母;贞观十五年（641年）遣禄东赞进长安迎文成公主，由汉地带去了觉卧佛像（释迦十二岁等身像）、360卷经典、营造工巧著作60种。

在两位公主入藏前后，松赞干布开始营造布达拉宫、修建佛教寺院，又遣使印度、尼泊尔迎请蛇心旃檀观音像、秘密化身佛像，并由尼泊尔请来掌握精巧技艺的匠师雕造具有庄严神采的佛、菩萨像。迟尊公主建造大昭寺过程中，从尼泊尔招至很多手艺精巧的工匠，文成公主也从中原招去很多良工巧匠修建小昭寺。

文成公主入藏，不仅加强了汉藏两族的血肉联系，而且开通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新渠道。由于汉藏联姻，使当时经吐蕃南入尼泊尔到印度的东道得以恢复，并且，来往使者经常得到文成公主和赞普在经济上以至军事上的帮助。贞观十七年（643年）朝散大夫卫尉、寺承上护军李义表和副使王玄策等21人出使天竺，就是从青海经过吐谷浑、吐蕃进入尼泊尔、印度的。这一次，王玄策命宋法智摩绘了菩提树下金刚座上的弥勒菩萨塑释迦成道像。王玄策二次访印，写下了著名的《中天竺国行记》。《旧唐书·吐蕃传》记其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第二次使天竺时，“为中天竺所掠，吐蕃发精兵与玄策击天竺，大破之，遣使来献捷。”时，吐蕃曾“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余骑，已从玄策。”

吐蕃、尼泊尔至印度一路的开通，便利了唐朝和天竺的交往，僧人也沿此路往返求法取经，如初唐时的玄照、道希、玄太、道方、道生、末底僧诃、玄会、僧伽跋摩、慧轮等，均由此道前往印度或尼泊尔。玄照等人在途径吐蕃时，都得到了文成公主资助，而他们携带的大量经像，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西藏佛教传播的进程。正因为如此，当佛教进入卫藏时，当地的佛教艺术一开始就具有较多的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直接影响，同时又有着内地带来的某些因素。

佛教在藏区发展的进程中与当地苯教既有着激烈的冲突，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因而在西藏的寺院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佛教艺术传统。在西藏高原，寺院曾经是掌握和传播文化的唯一领域，佛教艺术与经典凝聚着当地人民智慧与文化的结晶，因此，寺院建筑、雕塑与壁画在体现藏族艺术成就上具有突出地位，是世界艺术遗产中独具特色的绚丽瑰宝。

金铜造像是藏传佛教艺术品中流传最广、遗存最多的，不仅吸取了印度、中亚、尼泊尔、汉地多种因素，而且独具特色。早期造像产地可包括邻近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周边许多地区，印度有金铜造像传入，尼泊尔等地也有工匠在西藏从事雕造，因此，前期多摹仿印度、尼泊尔等地金铜造像，阿里西部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风格，一般称之为克什米尔风格。

在阿里札达的鲁巴，古以冶炼铸造闻名，能以金银铜等不同材料合铸。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皮央遗址杜康大殿发现一批银眼铜雕像。雕像头戴宝冠，面部三眼均为银质镶嵌，四臂执法器，结跏趺坐于兽座莲台。在发现的10余件铜造像中，两尊近似真人大小的菩萨像尤为精美感人。观音立像高约1.5米，头戴五花冠，中有坐佛，冠缯卷曲落于两肩，面部细眉尖鼻，双目前视，耳系圆圜，上身裸，下系裙带，与东嘎一号南壁十一面观音造型相近，庄严俊美。另一尊菩萨立像高1.2米，高冠，两侧垂精美花缯，佩项饰，全身赤裸，腰系饰带，右臂残，四肢修长，体态优美。在象泉河南岸的托林寺，也曾经发现类似的金铜造像，这些对于探索藏传佛教金铜造像早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藏传佛教造像注重内在的精神刻画，体现着藏民族特有的审美趣味，而到了晚期，又出现了一些造型粗犷、朴拙、动感较强的愤怒形护法神很富有特色。至十七世纪以后，西藏金铜造像则更多地受到汉地造像影响。

内地藏式造像主要为元、明、清宫廷作品和北京、蒙古等地民间所造。元代专设梵像提举司，总管佛像的制作，长期主持绘塑的即是尼泊尔艺匠阿尼哥，正是他将尼泊尔的金工技艺、造像风格传播到了内地。明代宫廷内的英华殿、洪庆殿供番佛，设番经厂细研西方梵呗经咒，御用监设佛作造佛像。永乐、宣德时期，明廷制作了不少镀金铜造像施与西藏宗教领袖，宣德之后仍有制造，数量和质量却均不及前期。当时也有铁镀金像，装饰复杂，雕刻精美。虽然明代宫廷造像仍遵西藏造像仪轨，但融汇了汉族雕塑的表现方法，精巧华丽胜于元代，一般却不及元代造像生动，不重视内在神韵的刻画。清康熙年间设立中正殿念经处，专管宫中佛事、造办佛像。康、雍时造像基本保持着明代的造像风格，只是更趋写实，莲座装饰华丽，细节也有所变化，多全身镶嵌珠宝。乾隆时期，宫内兴建佛堂，大造佛像，施工中佛像制造达到高潮，参与造像的有驻京大喇嘛及宫廷画师，尤其是三世章嘉精通绘塑，是宫廷造像的主要顾问，乾隆十年（1745年）更有尼泊尔、藏族工匠到宫廷为皇家造像。由于有精通造像技艺的大喇嘛指导和各族工匠的精工细作，使宫廷密教金铜佛教造像水平超过了同期的西藏地区，成为十八世纪藏传佛教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

藏传佛教有各种佛母、金刚和高僧大德的形象，这些具有不同内涵及造型特点的形象和中原释梵诸天多种形象的创造，大大开拓了佛教造像的领域，使佛教造像日趋注意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与情态，一方面是时代风尚使然，一方面也是作者对社会的深入观察、对人情风习的深切体会，同时大大丰富了佛教艺术曲折地反映现实的能力。

佛教造像追求相好庄严、奇特超绝，从而体现诸善福德具足，形成了独特的美学观念。但是，佛教在不同地区流布，又不断汲取当地社会和思想方面的因素，形成各具特色的审美原则和艺术风格，使得佛教美学思想在中国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为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家、匠师所丰富。藏传金铜佛教造像蕴藏着艺术家千百年来所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技艺经验和美学原则，由于多方面的社会原因，这些宗教艺术家多名不见经传，可这些精妙的艺术遗产却以其丰富的内涵，成为探索前人艺术经验的重要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