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白瓷辨析

张桂莲 尹虹

辽代白瓷是指辽政权统治时期在其所辖地域内烧造的白瓷制品。从窑址调查和发掘情况来看，北京龙泉务窑、辽宁官屯窑以及内蒙古缸瓦窑和上京窑等辽代瓷窑均以烧白瓷为主。而且辽代墓葬、塔墓、遗址中出土的陶瓷也以白瓷较为常见。可见白瓷在辽代陶瓷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弄清其面貌特征对于辽代陶瓷器的研究将会有极重要的意义。

根据辽代墓葬、塔基、遗址中出土的辽代白瓷的总体情况，可以将其分为粗细两种。粗者胎体较厚、胎质较粗、胎色较深，以灰白色和黄白色较为常见，一般靠施化妆土来增加白度;釉色呈灰白、黄白、或纯白等多种色调;制作工艺简单，足墙粗矮，由于采用叠烧法，器外壁施釉仅及下腹部，盘、碗等圆器类的内底通常有三至四个椭圆形支钉痕。由于此类白瓷在辽代各窑址中均大量出现，可知其为辽代白瓷中的大宗产品，也是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器。细者胎体厚薄适中，胎质坚致细腻，釉质光结莹润，釉色多白中闪青或白中闪黄;制作工艺考究，采用匣钵单件装烧，一般仅底部着地处无釉，与邢、定两窑精品极为接近。与粗白瓷相反，此类器物在窑址中极难见到。鉴于以上情况，古陶瓷界在判断这两类白瓷的产地归属时，对于粗者基本能够达成共识，认定其为辽代白瓷，但是对于后者则往往采取谨慎的态度，一般倾向于将其归入邢窑或定窑。在此，笔者拟就以辽代墓葬和窑址中出土的白瓷器皿为标本，并参照邢窑、定窑、磁州窑白瓷的有关资料，对辽代白瓷尤其是细白瓷的一般特征予以说明。

辽代白瓷是在广泛吸收中原陶瓷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契丹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产生的。其造型一部分取自中原地区传统的器物形制，如碗、盘、罐、执壶、渣斗、盒等。这些器物的造型主要模仿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邢窑、定窑、磁州窑的同类器物，只是由于烧造地点不同等原因，它们或多或少地带有自身的特点。另一部分则属于契丹民族特有的陶器造型，如：鸡冠壶、扳耳壶、盘口长颈瓶、盘口穿带瓶、盘口注壶、净瓶、长颈瓶、方碟等。这些器物主要源自游牧民族传统的木、皮、金属类用具，另有一些则由中原传统器物变化而来。

辽代白瓷碗、盘可以分为斜直腹、弧形腹、花瓣式腹三种，其中前两种的口沿多制成五瓣花式或六瓣花式。内蒙古大营子辽驸马墓以及辽宁建平碌科辽墓、新民张家营子辽墓、北票水泉一号辽墓中均出土有斜直腹碗，有的口沿即为五瓣花式。同类器物在河北省曲阳县定窑遗址中也有出土。两者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腹部较浅，后者腹部较深。辽宁阜新海力板辽墓和北京辽韩佚墓中均出土有五瓣花式弧腹碗，同类器物在定窑遗址中也有出土，只是前者上腹部微内拢，而后者以敞口居多。赤峰驸马墓中出土的划“新官”字款五双脊式花口盘属同形器型，前者为浅腹，弧形腹壁，上腹内拢;后者则为深腹，斜直腹壁，敞口。此外，辽代白瓷碗、盘、碟的足圈较大，给人以稳重之感，但是也常常伴有变形现象。定窑器物则足圈较小，器物造型精秀规整。

辽代白瓷罐以敞口，高领，圆腹，圈足比较常见，同时也见中原地区流行的短颈罐。内蒙古赤峰耶律羽之墓中以及辽宁阜新海力板辽墓等辽代早期墓葬即有出土，其胎釉及工艺与定窑上品较为接近。执壶也是辽代白瓷中较为常见的器物，其形制多样、以敞口细长颈曲流曲柄圆腹执壶，管状口折肩圆腹曲流曲柄带盖执壶、葫芦式执壶，瓜棱式执壶较为流行。

鸡冠壶是辽代陶瓷中最具特色的器物，同类器物在中原地区也时有发现，尤其是在邢窑、定窑遗址中已有多例出土。辽地出上的鸡冠壶包括孔鼻式和提梁式两种，中原地区目前则仅见提梁式一种，而且其提梁的尾部置一上翘的扳，腹部饰以类似障泥的装饰，这些又是辽代鸡冠壶中所不见的。扳耳壶为粗长颈，折肩鼓腹，肩部一侧置一带扳的小环耳。同类器物也见上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辽代窖藏中的银器。

盘口長须瓶为浅盘式口，细长颈，丰肩，收腹，平底或圈足，流行于辽代早期和中期。早期盘口较浅，丰肩瘦腹，中期盘口较深，瓶体修长。盘口穿带是在盘口长颈瓶的两侧上下各置两个桥形穿带孔鼻。同类器物在河北定县北塔基中也有出土。但是两者之间明显不同。辽地所出盘口为直口沿，圆肩.腹部上丰下削;塔基所出则盘口极浅，口沿外翻下折，折肩筒式。显然是由于生产地点不同造成的。盘口注壶是在盘口长颈瓶的肩部一侧置流而成，多出现于辽代中期和晚期的墓葬。净瓶则为梯形管状口，口中部出脊，折肩，收腹，圈足，一般出土于辽代中期的墓葬和塔基中。长颈瓶也是辽代特有的陶瓷造型，一般为喇叭形口、丰肩收腹，流行于辽代中期和晚期。

方碟呈正方形，曲线形口沿，斜直壁，平底。此类碟在北京房山北郑村、辽宁朝阳北塔等辽代中期塔基中有多例出土。

辽代白瓷以素面为主，但是也不乏划花、刻花、印花、剔花、白釉绘黑、绿色彩斑、贴塑等多种装饰技法运用。其中刻划花装饰既有定窑单纯以线条为装饰的一类，也有磁州窑以较深胎色和洁白的釉色形成反差为装饰的一类。前者是由于胎色较白或刻划花以后再施化装土的缘故，后者则是先在深色胎体上施化装土，然后在化装土上刻划纹饰，以致刻划线部分露出胎色，形成白色地子深色纹饰的装饰效果。剔花则与磁州窑风格相同，先在胎体表面施一层化装土，然后在其上划出纹饰轮廓，再剃去纹饰以外地子上的化装土，露出深色的胎体，形成以深色的地子衬托白色纹饰的装饰效果。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中出土的盘口长颈瓶即属此类。白釉绘黑花装饰是磁州窑最具特色的装饰技法，在辽代白瓷上也有使用。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绘黑花盘口长颈瓶，虽然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但是可以根据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中绘同样形体的器物将其确定为辽代。此瓶釉面洁白黑彩纯正，纹饰醒目，可以作为辽代同类装饰的代表。白釉绿斑装饰也是磁州窑中较为常见的装饰技法，辽代白瓷上的此类装饰有些比较随意，不排除由于草木灰落入釉中偶然形成的。但是在辽宁阜新白玉都辽墓中出土的盘口长颈瓶的肩部有纵向的三块绿斑，显然是有意点饰成的。此处贴塑龙纹和凤首等也是辽代白瓷上较为常见的装饰内容。

辽代白瓷的装饰图案有牡丹花、菊花、卷草纹、柿蒂纹、蝴蝶纹、蕉叶纹、莲纹、凤纹、鱼纹等。仿皮条皮扣装饰主要指戳印圆圈纹、圆涡纹以及贴塑泥条泥饼等，其中圆圈纹和涡纹仿自皮具的针脚，泥条仿自皮具的缝合线，泥饼则用以代表皮扣，这些纹饰是辽代陶瓷中较具特色的装饰内容，带有强烈的游牧文化特色。其它纹饰则是中原地区邢窑、定窑、磁州窑常见的装饰图案。但是与中原地区相比，纹饰的构图和样式均有差别。

一般而言，辽代纹饰的构图往往采用均衡对称的原则，纹饰中可以画出一条中轴线或一个中心，中轴线两侧和中心四面的纹饰形制大小基本一致。折枝花卉一般为花朵居中，两侧各有一片叶子，叶子的大小形状相同。花卉叶子较大，形成大花大叶的装饰特点。此外还流行将牡丹花的叶子和花瓣相间排列而成的带状装饰。

刻划莲瓣纹在辽代中期极为盛行，常见于执壶、罐、碗的腹部。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北京辽韩佚墓、辽宁朝阳耿氏墓、建平水泉一号辽墓、喀左北首岭辽墓以及内蒙古陈国公主墓等均有此类装饰的器物出土。同类装饰在河北定县北宋塔基中出土的器物上也有使用。比较两地所出器物后可以发现，辽地所出一般先划出莲瓣轮廓，然后在每一个莲瓣上刻出表现阴阳的四凸面和纹饰的地子。由于划线较深，纹饰中均留有阴线轮廓痕迹，从中可以体味到辽代制瓷不注重修正的工艺特点。北宋塔基所出也是先划出纹饰的轮廓，然后刻出凹凸阴阳面和地子，但是由于划线极浅，因而在纹饰中基本不见阴线轮廓痕迹，纹饰干净利落，极富立体感。

凤纹装饰的器物在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和朝阳耿氏墓中均有出土。同类装饰在河南开封北宋李后陵中也可以见到。三者均为团凤纹，时间相近，尤其叶茂台和李后陵所出都带有“官”字款，应属同等质量产品，但是比较后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差别较大，李后陵的团凤纹凤首向左，用笔流畅，线条稀疏，体现出了定窑生动洒利的划花艺术风格，而辽地所出凤首向右，笔略显拘谨，纹饰相对呆板、稚拙，很难想像同一窑场在同一时期内制作的同等质量的同一器会有如此差别，而且后者的凤纹大头，S形长颈的特点与许多辽代金银器上的凤纹相同，可证其应为辽地自产。

总之，从理论上讲，辽代白瓷的胎釉既有白身的特色，也会有与邢、定两窑相同的面貌特征、實际情况也是如此。收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矮身横梁鸡冠壶，胎体洁白坚细，釉色润泽如玉，胎釉结合紧密，与邢窑上品难分伯仲。同类器物在日本也有收藏。1939年日本人在盗挖上京窑时获得了大量该窑碎片。小山富士夫将此式鸡冠壶与这些碎片进行对比后确定其为上京窑产品。笔者在辽宁省博物馆阎万章遗留下来的（他在调查上京窑时采集到的）碎片中也发现了胎釉特征与鸡冠壶相同的瓷片，可见此壶极有可能是上京窑产品。辽宁硅酸盐研究所关宝踪考察缸瓦窑时采集到一件残破的白瓷印花方碟，胎体轻薄，坚致细密，釉色光洁莹润。从其造型和装饰特征来看，与辽地所出的此类器物相同，从而为这类器物的产地归属提供了依据。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划团凤纹盘，胎质洁白细密，釉质光润，釉厚处微泛黄色，其工艺之考究与定窑上品相似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从其纹饰的风格来看还应属辽代。尽管如此，大部分辽代细白瓷与荣、定两窑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胎质相对较软，釉色以白中闪青更为多见等。

总之，辽代白瓷从根本上来说与中原地区北方白瓷一脉相承，早期承袭邢定两窑，中期以后磁州窑的因素日渐增多，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在造型、纹饰、工艺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使其成为了特征的白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