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具特色的金代三彩器

张建林 马志军

三彩器作为中国陶瓷器中的特殊种类，滥觞于唐代高宗时期，一经出现便很快在东西两京的皇室、贵族中广为流行，主要用来制作墓葬中随葬的俑和其他明器，只有极少数用于建筑构件。盛唐时最为发达，品种多至近百，数量也大为增加。到了晚唐，三彩遽然减少，在出土遗物中几近销声匿迹。但此后仍然一直不绝如缕，从宋、辽、金、元的墓葬中都曾有发现，明清又以“素三彩”独树一帜。其中金元时期的三彩因其传世、出土的数量都很少，使学术界和收藏界难以对其有更多的了解。1996年底，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南郊清理了一座金代墓，从中出土了18件三彩器，给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的三彩器提供了一批极其重要的资料。

这座墓葬被发现于西安南郊一个建筑工地的基槽里，是一座规模不大的长方形砖室墓，门向朝南，墓室南北长只有32米、东西宽1.7米，占墓室三分之二面积的中间用方砖砌起棺床口墓室北面紧接着后龛，龛口以磨刻出来的砖做成仿木作、瓦作的出檐门，柱子、阑额、普柏枋、栌斗、华拱、檐椽及筒板瓦一应俱全。龛内面积很小，进深0.9米、面阔1.4米，三彩器就集中出在这个小龛中，计有瓶2件、香炉2件、小碗2件、大碗5件、碟7件。

这些三彩器的胎都是用瓷土制成，由于素烧时温度的原因而呈现出白色和橙黄色两种不同胎色。无论器型大小均采用快轮拉坯制法，胎较厚重，瓶的台座、香炉的三个小尖足明显是粘接上去的。纹饰是在胎将干未干时划刻而成，刻纹的边缘较光滑。工匠非常熟悉要表现的题材，可以说烂熟于心，信手刻来无不流畅自如，有时线条稍稍突破界限也不做修改，不拘小节。图案多数属于“适合纹样”，在圆形或门形中巧妙构图，或正反对称，或均衡搭配，疏密有致，随意而不逾矩。普遍蘸施白色化妆土为地，圈足及底部露胎。釉色以绿、黄、白三色为基调，以红褐色作局部点染。严格说采用的是填彩法，在刻纹的界限以内填施不同釉色，若表现白色则用透明釉，显现化妆土的白底色。很少使两种釉色相融，尽量让釉色保持单纯洁净，体现亮丽而清雅的格调。

这座墓中并未出土墓志或其他有明确纪年的文物，何以将其定为金代？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墓中出土了一面铜镜，镜背堑刻9字，可辨为“京兆兴平□□官□□”。西安及其附近在宋至道三年（997）设陕西路、熙宁五年（1072）改设永兴军路、金皇统二年（1142）改为京兆府路。元至元十六年（1279）撤消京兆府路，另设安西路，皇庆元年（1312）改称奉元路。就是说从宋代到元代30多年间，只有金代的90年间和元初10余年间设京兆府，这件作为墓主生前所用之物的铜镜很可能是金代所制。二是从三彩器的器型、图案、釉色分析，具有明显的金代特征。器型的排比中要以常见的碗最具断代意义，根据耀州窑所排出的时代特征序列，金代碗深浅适中，口微敛，矮圈足稍外撇，碗底中心下凸呈“鸡心底”，化妆土及釉遍施碗内壁.而外壁仅施上半部，下部露胎，碗内底可见3个支烧具遗留的小疤痕，这些特征与这批三彩碗十分吻合。带有较高台座的瓶不见于元代，只有大同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金代黄绿釉荷口瓶带有这样的高座。纹饰中表现较多的鱼纹与元代有区别，元代的鱼纹多有凶相，口吻突出，尾上翘，动感强。而这批三彩器的鱼纹均有一种温顺感，动作幅度不大。凤纹也显示出不同点，与金代的凤纹相比，元代凤的羽纹简略，尾部常常变化成卷草。金代釉色多以黄、绿釉为地，在弦纹和花朵中常以透明釉显现化妆土的白色。而元代经常出现以白色为地的现象。

纵观三彩器的发展历程，在划刻纹图案中填彩的三彩器从唐代就已经出现，典型的有洛阳博物馆藏的两件三足盘，一件饰宝相花纹，一件饰流云飞雁纹，都以白釉为地，纹样中分别填以蓝、绿、黄釉。采取同样工艺的唐三彩器还有出自河南孟津唐墓的一件鸳鸯莲花纹枕、出自陕西三原的一件莲花纹洗，图案填色均以白、绿、黄三色为基调。这些三彩器的共同特点是图案处于器物的平面上，不同颜色界限分明，通常不发生釉色流融，给人一种清新爽朗的感觉，在色彩斑斓的唐三彩中算得上是素雅一族。宋金辽三彩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工艺，使之用于各種造型不同的器皿，尤以枕、碗、碟、盘、瓶为多，釉色基本上以绿、黄、白为主，纹样的题材大为增加。西安出土的这批金三彩器无疑为进一步研究三彩器的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资料。（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