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精用弘兼容并包

龙霄飞

永乐一朝的瓷器烧造上承洪武朝、下启宣德朝，在中国瓷器史、特别是有明一代的瓷器烧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在烧造工艺、装饰技法，还是器物造型和纹饰图案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艺术风格。永乐朝瓷器在烧造上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固有的传统工艺和文化因素，而且积极吸收和借鉴外来的文化因素，恰当地运用到本朝瓷器的烧造中，极大地丰富了永乐朝瓷器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力，扩大了它的影响，尤其是由永乐帝下旨进行的“郑和下西洋”活动，带回了“西洋”各国的各种文化（对于郑和所下“西洋”的范围及定义，诸多学者都有文章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对中国的瓷器烧造在诸多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对永乐官窑瓷器的烧造影响尤深。

兹从以下几个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青花瓷器的烧造数量大、制作精，更多的是为适应对“西洋”各国赏赐和贸易的需要

我们知道，青花的烧造需要青料来绘画图案，而青料的来源有多种途径，永乐时期的青花烧造取得很高成就得益于青料的使用。永乐时期的青料发色深沉幽靓，青料聚集处有大小不同的黑色结晶斑，这就是来自“西洋”的苏泥勃青料。

明代万历年间王世懋的《窥天外乘》中记载：“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至成化间所烧，尚五色灿烂”;张应文的《清秘藏》中说“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青花者用苏泥勃青，图画龙凤、花鸟、虫鱼等形，深厚堆垛可爱”;另外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以及清代朱琰的《陶说》和蓝浦的《景德镇陶录》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者是“苏渤泥青”，或者是“苏泥渤青”。对于这一青料的名称，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名称，不论是苏泥渤青、苏麻离青，还是苏勃泥青，所指为一。关于这种青料的来源，大致有苏门答腊、渤泥国、叙利亚、中东、古波斯雷伊城等之说。不论是哪一种观点，统一到一点就是这种青料都来自于“西洋”地区。

在永乐朝官窑瓷器烧造的品种中，可以看出青花瓷器所占比重很大，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各类品种。这些青花瓷在满足皇宫以及朝廷的需要外，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明王朝对“西洋”各国的赏赐与贸易需要。

“西洋”各国以信奉伊斯兰教者为多，而蓝色是伊斯兰教众十分喜爱的色彩之一，日常用品中时时可以见到饰以蓝色的器物，如蓝花陶器等。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正好符合他们的审美取向，因而极易受到欢迎。在各种文献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关于“西洋”各国人民喜爱中国青花瓷器的记载。如马欢《瀛涯胜览》载，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销金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国王常差头目以船只装载方物进贡中国”。

在各种史料的记载中，永乐时期与“西洋”各国的交往十分频繁，在这些交往中就有瓷器的赏赐与贸易过程，频繁的交往带来对瓷器的需求，促进了瓷器的生产。

当时，与明王朝交往的国家有忽鲁谟斯国、阿丹、不剌哇、麻林、木骨都束、竹步亦、祖法儿、剌撒、哈烈、失剌思、撒马儿罕、柯技等等。在他们与明王朝“朝贡”和赏赐的过程中，青花瓷常常是不可或缺的。如《明史》卷332《西域传》载，“失剌思近撒马儿罕。（永乐）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诸部，贡狮子、文豹、名马，辞还。复命（鲁）安等送之，赐其酋绒锦、文绮、纱罗、玉系腰、磁器诸物。时车驾频岁北征，乏马。遣官多赍彩币、磁器市之失剌思及撒马儿罕诸国。”

费信《星槎胜览》卷4载，“天方国（今阿拉伯物、狮子、麒麟贡于廷。”

《殊域周咨录》卷11载，“（土鲁蕃）货用金银、段匹、色绢、青白花磁器、铁鼎、铁之属。”

《殊城周咨录》卷9载，“（忽鲁读斯国）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胡椒之属。”

以上文献中提到的“青白花磁”“青花白磁”，指的就是青花瓷器，这一点陈万里早在1959年《我对“青白磁器”的看法》一文中就已经做了详细的考证，认为：“‘青白花磁器与‘青花白磁器'是可以通用的。‘青白花磁器，也可简称为‘青花磁器”。

这些记载中表明，青花瓷器在“西洋”各国受到了欢迎与重视，“可见当时青花瓷器作为贸易之用已极盛行”。同样，在现在“西洋”各地也可以看到永乐时期青花实物的出土与发现，“非洲出土中国古瓷的各遗址中，几乎都发现有明代青花瓷”，在基尔瓦、马林迪、安哥瓦纳等地都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青花器物，“其中马林迪出土的一件内壁绘璎珞纹，与景德镇永乐、宣德御窑厂发现的相同”。因此，当地的学者由此也认为“至少在15世纪，富有的人们已不用进口的伊斯兰釉陶，而主要是用进口的中国瓷器”，在这些进口的中国瓷器中就包括了大量的明代青花瓷器。与此同时，大量传世制作精良、装饰华美的明代青花瓷器，特别是永樂时期的青花器物被很好地保存在“西洋”各地的宫殿、寺庙以及博物馆中，成为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如伊朗的阿德比尔寺、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等收藏中国青花瓷器早已为世人瞩目。

而正由于“西洋”各国大量使用明朝的青花瓷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促进了明朝青花瓷器的生产，特别是永乐时期青花瓷器的生产，大量青花瓷器的生产和外销正好适应了对“西洋”各国赏赐与贸易的需求，对明朝和“西洋”各国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撷取“西洋"器物造型融入本朝瓷器烧造中

永乐官窑瓷器中有一些风格各异、造型特异的器物，多是借鉴、吸取“西洋”各国的金银器、玻璃器以及陶器等的样式制作的。冯先铭、马文宽、刘新园等对此已有相当的研究与论述，本文不作深入探讨，仅将中外两类器物列举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影响。冯先铭认为永乐宣德时期有9种青花瓷器在器型上受到了西亚地区文化的影响，马文宽则认为明代至少19种瓷器造型受到了伊斯兰金属器、陶器和玻璃器的影响，刘新园以为永乐时期仅白釉瓷器就有9种是仿伊斯兰器型的。

此外，还有一种器物造型也是与“西洋”文化紧密相关的，这就是大盘。盘子这种器型虽然早就出现，但大口径盘子，尤其是口径在60厘米左右甚至更大的盘子则不是中国人所惯用的，这是一种为适应伊斯兰民族的生活起居习惯而特别烧造的器物。“永乐大盘虽不如元代那么多，但在托布卡比、萨拉依及阿特别尔仍藏有口径达62?63.5厘米的花卉纹细砂底永乐青花盘，说明当时仍有大盘外销，而且口径极大”;在《瀛涯胜览》一书“爪哇”条中有这样的记载“国人坐卧无床凳，吃食无匙筋……围坐，用盘满盛其饭，浇酥油奶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盘碗的输入改变了他们落后的食用方式，“此种大盘，非普通贫穷之民庶所能常备，此应为统治者，或贵人，或地区首长，大量储藏于家中，以备庶民或有宴会时借用”。因此可以认为，这种大口径的盘子是专为“西洋”各国烧造的，是以适应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习惯为出发点的，同时也用于宫殿、寺庙、陵墓的装饰。

三、移植、运用“西洋”各国人们喜爱的图案于瓷器装饰上

永乐官窑瓷器在纹样装饰上既多样又考究，既有延续前朝的传统风格，又有别开生面的创新样式，这些创新样式更多地吸收了“西洋”各国的文化因素，不论在装饰题材上还是在装饰手法上都与中土文化有明显的区别。

中国瓷器的装饰手法向来受到传统艺术的影响，讲究主次分明，布局疏朗，纹饰简约，刻意追求绘画艺术的意境，而不是装饰效果。而我们所看到的受“西洋”文化影响的瓷器装饰则是另外一番感觉了，扑面而来的是其华丽的装饰效果，这也正是“西洋”文化器物装饰手段的一个突出特色。

在伊斯兰艺术中大量使用几何纹、植物纹、文字纹等可以无限连续的纹样，以环带、开光、分段切割、多角对称等不同手法，组成密集的纹饰布局，形成变化多样的装饰效果。

在永乐朝烧制的带有“西洋"文化因素的器物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何形图案大量运用，圆形、椭圆形、菱形、波纹形、多边形、六角星纹、八尖星纹、十尖星纹不断出现，组成规矩纹样，以花草植物的花、叶、藤、果为主，变化缠绕出形式多样的图案，但每种图案都有一定的规律，对称而规整，形成连续纹样;而最直接的就是以阿拉伯文字作为纹饰，运用字母的弯曲横直变化，或作为边饰，或作为主题纹样，既成为了器物装饰的一种手法，又表现出了伊斯兰的风格。

在这些器物上，各式开光灵活运用，或圆或方或菱形，或单独或套用，随器物装饰的要求而不断变化。不同的装饰手法和装饰图案或单一使用，或几种套用，不拘一格，灵活多变。纹饰图案构图满密，由于是装饰在以白釉为地的瓷器上，虽然与原本“西洋”铜器、玻璃器物装饰的满密不能同日而语，但也是亦步亦趋，颇有神韵了。

永乐官窑瓷器的烧造在满足皇室、宫廷的需求外，很大一部分被用作与“西洋"各国的赏赐和贸易。正是这种需求，使得永乐官窑瓷器的烧造或多或少地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吸收、应用“西洋”各国的文化元素。这种做法令“西洋”臣民在感受大明王朝风范的同时，又感受到了某种亲切感，更加深了其对明王朝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