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至宣德朝官窑瓷器的年款

吕成龙

明代瓷器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流行在器物上署铭款，即通常所说的“款识”。款识的内容较为复杂，大体可分为纪年款（包括朝代款和干支款）、室名款（又称堂名款）、王府款、吉言赞颂款、花样款（又称花押款）、供养款、陶人款、仿写款等。署款的方式有刻、划、印、写等。款识虽是陶瓷器装饰中的附属物，但由于它是古陶瓷鉴定中的重要一环，故历来为陶瓷鉴定家所重视。陶瓷鉴定家通过比较各时代陶瓷器上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等方面的特征，再结合胎、釉、彩等其他特征，即可对一件器物进行鉴定。

明代瓷器款识中，最重要的是官窑纪年款，因为它是不署年款的官窑瓷器以及民窑瓷器断代的参照物。鉴于明代各朝皇帝的审美趣味不同，以及社会时尚的不断变化，遂使明代各朝瓷器年款各具特色。前人有“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的评价，基本符合事实。

从传世品及出土物看，明代官窑瓷器上署帝王年号款以永乐为最早。虽然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另一说为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年）朝廷即在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造宫廷用瓷，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署年款的洪武官窑瓷器。建文朝只有4年历史，目前也未发现真正署建文年款的官窑瓷器，1981年在英国伦敦拍卖的仇炎之所藏瓷器中，有一件署建文年款类似越窑的五峰笔架，款识为“吴氏均茂志明建文四年三月日横峰”，被认为是赝品。安徽省博物馆收藏一件青花瓷砚，外底青花双重长方框内有青花楷书“大明建文年制”六字双行款，被认为是清代雍正时的仿品。可能是由于国家初定，乱事纷扰，皇帝还无暇顾及在官窑瓷器上署年款这一问题，永乐官窑瓷器绝大部分不署年款，少数带官窑年款的可分为以青花料书写款、锥刻款和模印款。年款内容仅见“永乐年制”四字，不见“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故凡署六字者，皆为伪款。“永乐年制”四字均为篆书体，不见楷书体。四字均作双行排列。应引起注意的是，署款位置只在高足杯（亦称靶盏）、压手杯、碗、盘类器的内底心或内壁，而不在外底或其他部位。青花款仅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件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上。明末谷应泰撰《博物要览》曰：“若我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有双狮滚球，球内篆书‘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细若粒米，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传世可久，价亦甚高。”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件传世永乐青花压手杯看，“永乐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署在内底双狮滚球内的一件，署在五瓣花心内的三件，《博物要览》提到的另一种鸳鸯心内署款的以及署六字款的压手杯则不见实物。锥刻或模印四字篆书款只见于永乐甜白釉或鲜红釉高足碗、碗、盘类器上，款字在内底心或内壁之釉下，需对光透视或仰光斜视方能看清。永乐官窑篆字年款，无论书写还是刻、印，都很有章法，字体结构严谨，笔画酣畅自然，转折处浑圆，婉丽飘逸，雍容规度。此款识之蓝本必出自当时颇有功力的书法家之手，考当时之书法家，最受永乐皇帝赏识的首推翰林侍讲学士沈度（1357—1434）。有学者将上海博物馆所藏沈度的一方端砚之底部篆刻款“永乐乙未秋翰林沈度識”，与永乐官窑瓷器年款仔细比较后认为，二者风格完全一致，因此认为永乐官窑年款当由沈度书写后，再交景德镇御厂，由工匠们按墨迹移到瓷坯上。

明代官窑瓷器上大量署年款是从宣德朝开始的。宣德官窑瓷器年款不但数量多，而且表现也相当复杂。从款之内容看，既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又有“宣德年制”四字款，但以前者较为多见。从署款方法看，既有书写款（主要以青花料书写，个别以矾红彩或黄彩书写）、又有锥刻款和模印款。从字体看，流行的是楷书体，仅在四字款中见有个别篆书体。从题款位置看，大多题在器物外底，少量题在内底合、器内腰部、外口边、内口边、肩部、外腹部、折沿部、耳部、柄上、流仁和盖内等。有些带盖的器物还题写双款，即在盖内和外底均有年款。从款字排列方式看，有六字或四字双行竖写、六字三行竖写、单排横写、单行竖写等。款之边栏有双圆圈、单圆圈、双线长方框、双线长方框外复加双圆圈等，极少数无边栏，还有个别器物的年款题在花心或锦纹中心。明、清官窑瓷器上成为定制的六字双行或二行外围双圆圈款和四字双行外围双圆圈款，为宣德官窑首创。已故占陶瓷鉴定家孙赢洲先生曾将宣德官窑年款编成歌诀，曰：“宣德年款遍器身，楷刻印篆暗阳阴。横竖花四双单元，晋唐小楷最出群。”这对于我们理解宣德官窑瓷器年款的内涵很有帮助。（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