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勇翔:中国文物的守护者

□ 尹 利

许勇翔:中国文物的守护者

□ 尹 利

虽已退休多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流散文物管理处处长的许勇翔在谈话的时候 依然时时不忘自己的把关者身份,就如他自己所说,“到现在,他潜意识里还觉得自己是公家的人,看到很多文物流散海外,会痛心。”

1972年进入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征集编目组之前,许勇翔是一位在南汇插队的知识青年。进入上博工作成为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他此后30多年的时光,大部分时候都与文物相伴。临退休的时候,他参与编纂了一本沉甸甸的图录《鉴余留珍》,其中收录了藏于上海博物馆的130余件文物,其中包括:宋、元、明、清及近现代大家的书画,元、明及清三代的重要瓷器,新石器时代下至唐、宋、元代的玉器以及清代嘉定竹刻名家的作品。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口岸的鉴定人员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留在了国境线内,免于流散海外的结局。《鉴余留珍》中所收录的文物正是从大量文物中挑选出来的精品。许勇翔希望通过这本书,记录当年参加过这项工作的所有老同志，也留下他们经手过的重要文物的剪影。

自1972年至今,许勇翔经手的珍贵文物不知凡几,林林总总的往事铺满了30多年的岁月。1978年,博物馆开始归还“文革”抄家物资,许勇翔所在的征集编目组就承担了这项工作。“当年进入上博的每一件东西,账目都是清清楚楚的,都有明确的编号。”

现在,他不愿多说过去的成就,只告诉记者,他已经把想说的都记录在《鉴余留珍》之中。书中收录的文物包含着他的一份成绩,也有他工作心态的表述,比如,他在此书前言中写道:“不管工作环境多么艰苦,工作任务多么繁重,交通运输条件多么不方便,酷暑寒冬大家都在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作,把国家规定禁止出境的文物通过鉴定程序一件一件扣留下来,保护起来。”

守护中国文物

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背景,重读这样的语句或许能够品出更为丰富的含义。1980年代中期至2000年之前,大陆文物走私的情况格外严重。境内外巨大的价格差使得文物流散至海外的欲望格外强烈。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勇翔与他的同事们奔走于各地,鉴定、截留了很大一批文物。

当时,上海出口的文物都需要提交文物清单。许勇翔所在的上海市文管会出境文物鉴定组需要对清单进行审核,之后再对实物进行鉴定。当年,他常常和老师一起骑着自行车到有文物的地方做鉴定。“当时见到珍贵文物,只要打一个借条,先借回来,再给他们钱。”有两件文物令他印象深刻,一件是元青花梅瓶,另一件则是唐代玉雕云龙纹盘子。

在采访中,许勇翔最常提起的人,是他的老师沈令昕。在他看来,就鉴定能力的培养而言,师承是相当重要的因素。“鉴定是要有悟性的,通过大量实物排比来悟出一定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老师的指点很重要。”

另一个重要的条件则是:大量经手实物。在许勇翔看来,1970年代他进入博物馆恰逢最好的时机。大量文物自博物馆进出,又恰逢文物高速流转的时代,许勇翔的工作需要他过眼很多文物,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而现在,“培养人才可能需要另一套模式。”他说。

主导拍卖必须懂行

“在没有拍卖公司之前,全国仅有文物商店和一些国营公司能够买卖文物,而且经营的也只能是1795之后的文物。遇到大量1795年之前的文物只能卖给国家文博机构,但若国家机构不要,怎么办?这就构成一个问题,逐渐形成了鬼市。拍卖的起步,让文物价格公开化了,经营范围也更宽了。”许勇翔觉得,拍卖的兴起对文物在中国的汇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也产生了。“现在中国有几百家拍卖公司,但拍卖标的其实已经枯竭,很多公司对能否盈利,怎么盈利其实是不清楚的。于是,赝品、仿品也就诞生了。”许勇翔说。

也正因如此,他主张拍卖行的主导者必须懂行。“要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真正珍贵的,将老祖宗留下的文物保护好,做到这样就行了。”

2016年,易苏昊等人在澳门组建中濠典藏国际拍卖公司,拟定翌年5月在澳门举槌,他欣然答应担任新公司的“典藏之友”即荣誉顾问。许勇翔丰富的工作经验、深厚的文博知识以及高度的责任感也将为中濠典藏的发展助力。他说:“澳门将来要发展会展业和旅游文化业,但之前没有专业的平台能够让境外的文物停留在澳门。我希望中濠典藏这个平台在澳门能够真正为保护中国文化遗产起到积极作用。而拍卖公司的主事者一定要非常懂行,易苏昊在这点上是过硬的。”

（责任编辑：李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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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