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柯氏教学法 努力塑造中国心

摘 要： 在20世纪创造的达尔克罗兹、奥尔夫和柯达伊三大音乐教学法中，因为匈牙利与我国国情相似、族源相亲、传统音乐相近、教育理论相通，所以中国音乐教育工作者应当努力学习、借鉴匈牙利的柯达伊教学法。诚能如此，我国国民音乐教育的水平和质量都能大幅度提高，且对发扬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及增强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有很大帮助。

关键词：柯达伊音乐教学法;国情;族源;音乐风格;教育理论

中图分类号： J6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20）02 - 0012 - 07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0.02.002

世纪，音乐教育家们创造出了许多不同的教学法，如日本的铃木教学法、俄罗斯的卡巴列夫斯基教学法、匈牙利的柯达伊教学法、德国的奥尔夫教学法和瑞士的达尔克罗兹教学法等。其中，柯达伊教学法、奥尔夫教学法和达尔克罗兹教学法最为著名，是世界公认的三大音乐教学法，也是3个不同的音乐教学体系。

虽然建立这3个音乐教学法的目的都是为了改造或改进国民音乐教育、提高教学水平，但因为它们产生在不同国家，面对着不同的国情，要解决不同的问题，教育家本身也有各异的文化背景，所以三大教学法有很大不同。

瑞士人达尔克罗兹（Emile Jaques-Dalcroze， 1865—1950））认为，在音乐课上单教儿童唱歌或演奏乐器远远不够，必须启发他们结合身体运动，把乐曲的感情转化为具体动作。此种教学法在1900年提出，特点是要求学生根据音乐的速度、节奏、力度、分句、感情等方面的变化，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这样既能培养节奏感，又有助于全面感受音乐。这种教学法被称为“体态律动法”，它关注音乐节奏感和舞蹈形体动作的协调，对欧美各国的音乐和舞蹈教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由德国作曲家卡尔· 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创建。1925年，受体态律动法的影响和启迪，他和一位舞蹈家合办了一所“体操—音乐—舞蹈”学校，探求通过三者结合的方式教音乐，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教学体系。奥尔夫认为学生在课堂上应当“动起来”，要动脑、动手、动脚地奏乐，方能全身心地感受和表现音乐。为使学生参与奏乐，他提议在课堂上使用节奏性乐器，并制造了一套可供合奏用的、以打击乐器为主的奥尔夫乐器，这套乐器是其音乐教学法的重要标志。奥尔夫还认为即兴是最古老和最自然的音乐表现形式，主张在课堂上以即兴的形式提高学生对音乐的体验能力并发展他们的音乐创作才能。

柯达伊教学法的创立者柯达伊·佐尔坦（Kodály Zoltán，1882—1967）是匈牙利作曲家和民族音乐学家。他于1920年代开始关注音乐教育，其教学法在三大教学法中产生得最晚。他认为音乐教育很重要，应以母语引入，音乐课要以歌唱为主，本民族的传统民歌应成为音乐课的主要教材，同时还强调培养学生的合唱能力。

笔者认为，在这三种不同的教学法中，柯达伊教学法最值得我们学习效法，其原因有四：一是柯達伊创建其教学法时的国情和中国国情相似;二是匈牙利民族源于亚洲，和中华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匈牙利传统音乐和我国传统音乐相近;四是柯达伊的音乐教育思想和我国古代儒家的主张相通。

2019年10月，笔者赴匈牙利参加中匈建交70周年庆祝活动，参观了柯达伊故居纪念馆，并到柯达伊的故乡凯奇凯米特参观李斯特音乐学院柯达伊研究所，进一步了解了柯达伊教学法，也对匈牙利和我国国情相似、族源相亲、音乐相近以及音乐教育思想相通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回国后，连着参加了几个学术会议，会上都讨论了我国音乐教育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因此草成此文，希望能在我国推广柯达伊教学法，通过音乐教育，增强学生对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一、国情相似

匈牙利的国情和中国国情相似，都经历过一段半殖民地的历史过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设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基础都是外国音乐，而非本民族的音乐母语。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家的经济底子都薄，一穷二白，一般学校无法承受价格高昂的乐器。

匈牙利人的祖先马扎尔人于公元896年到达喀尔巴阡盆地并建立了国家。1526年，匈牙利被土耳其打败，大部分领土被占领。过了160年，土耳其人被赶走，匈牙利又被哈普斯堡王室统治，成为日耳曼人的殖民地。此后，匈牙利人不断地为民族独立斗争，曾于1849年4月宣布独立，建立共和国，但不久便被奥地利和沙俄军队扼杀。1867年建立的奥匈帝国实际上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匈牙利仍然是奥地利的半殖民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已经遭受了近500年的殖民和半殖民统治及日耳曼文化的侵略，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19世纪到20世纪初，住在匈牙利城市中的人都讲德语，也不知道匈牙利民族音乐为何物。李斯特（Liszt Franz，1811—1886）一生都不大会讲匈语，给母亲写信都用外语，  他的《匈牙利狂想曲》不是以匈牙利民间音乐而是以吉卜赛音乐为素材创作的。匈牙利作曲家、轻歌剧大师雷哈尔·弗兰兹（Lehár Franz，1870—1948）一生说德语，用德语写歌剧，其作品《风流寡妇》成为维也纳轻歌剧的代表。巴托克曾在1903年写道：“匈牙利民族的每个成员对一切匈牙利的事物表现得冷漠无情，极少例外。” “用各种外语来代替祖国语言，以至于一个通晓匈牙利语言的人，即使掌握大学的全部之知识，也会被人说成是没有教养而加以嘲笑。” “城市的知识分子对民间音乐空气的宝藏完全无知，它们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这类音乐的存在。”  当时匈牙利的专业音乐教育和国民音乐教育都被外国人控制，在各级学校所教和所学的都是外国音乐。柯达伊曾生动地描述过当时的情况，他说：“即使在纯粹马扎尔血统人的灵魂里，匈牙利音乐微弱的声音也被外国音乐的巨响所淹没。” “要使匈牙利之弦震响在这些被外国音乐滋养起来的音乐家的灵魂中，还要进行艰苦的斗争。”

在1949年以前，我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虽然和匈牙利国情不完全相同，但情况很相似。毋庸置疑，当时的中国尚未 “站立”起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也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音乐教育体系必然打上时代烙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匈牙利音乐教育体系建立在日耳曼音乐的基础上，和匈牙利音乐几乎无缘;而我国在那个时代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音乐教育体系基本是效法日本，照搬西洋，也没有建立在中华民族音乐母语基础上。这一教学体系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助长了对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虚无主义态度。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中华民族的母语音乐教育体系，音乐界也一直在为建立我国音乐的话语体系奋斗。

因为中匈两国有相似的国情，匈牙利又因贯彻柯达伊教学法并建立起了独特的音乐教育体系而驰名全球，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法国和英国等都在努力学习这种教学法。学习柯达伊教学法并将其贯彻到我国的音乐教育实践中去，定会极大促进中华民族母语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也会对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的话语体系做出重大贡献，从而帮助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自信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使匈牙利丧失了70%的国土面积，人口由二千多万减至六百多万。战争的破坏加上资源的流失，匈牙利成为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当时匈牙利的大多数学校连脚踏风琴都没有，更不要说其他乐器。柯达伊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开始设计其教学法，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像奥尔夫教学法那样以“奏”为主，只能以“唱”为主。

1949年前，中国也是一穷二白，但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国人口众多，人均GDP较低，还有不少贫困地区，广大农村学校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笔者曾在杭州一所中学任教，建议买一套奥尔夫乐器，校长都因为贵而感到为难，更何况农村中小学和贫困地区的学校？那里所需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目前，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买得起奥尔夫乐器;达尔克罗兹教学法则需要音乐老师兼通舞蹈，也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这样的教师;但民歌是我国民族音乐中最基础的、最重要的体裁，因此柯达伊教学法应成为我们学习的主要对象。

二、族源相亲

在欧洲各民族中，匈牙利是唯一源于亚洲的民族。匈牙利民间到处都流传着关于祖先是亚洲人的传说。一百多年前，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说：

从亚洲的东边，

从世界另一端，

从比里海和咸海还远的地方，

走来了我们的祖先。

……

阿提拉是他们的领袖，

人称“上帝之鞭”，

匈牙利人跟他挺进，

向着日落的西边。

目前，匈牙利官方也认为他们的民族“来自中亚的西伯利亚大草原” “与中国北方的匈奴部落有某种联系” “是唯一 一个身在欧洲却始终认为自己是来自亚洲的民族”。 匈牙利语和其邻国的语言都没有亲缘关系，而和流行在西伯利亚的一些语言有关，其中有不少古汉语借词，还有大约600个词汇和我国的西部裕固语相同或近似。不少匈牙利人黑发黑睛，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匈牙利人的名字也是姓在前名在后，次序同东方国家一样而和欧美不同。这一切都显示出她源于亚洲。曾有许多匈牙利学者到亚洲来寻根，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语言学家克勒西·乔玛·山道尔。

克勒西·乔玛·山道尔（Korosi Csoma Sandor，1784—1842）毕業于德国哥廷根大学。他发现匈牙利人和我国古代回鹘有亲缘关系，于是孤身一人徒步来亚洲，希望到河西走廊回鹘人的后裔裕固族居住的地区寻根。令人遗憾的是，他死在从印度出发来我国的路上，没有看到他一心向往的裕固族草原。

克勒西·乔玛·山道尔去世后，又过了近一百年，巴托克·贝拉（Batok Bela，1881— 1945）到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采风，在7天里录下了90首民歌。他发现这些民歌的风格和匈牙利民歌风格非常接近，90首歌中有20首和匈牙利古代民歌的曲调有密切联系，其中有4首和匈牙利民歌几乎一模一样。巴托克认为这种共同的风格和音调必然有相同的来源。他指出，这种风格“来源于古老的突厥音乐文化，而与阿拉伯无关” “匈牙利古老的音乐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民间音乐的相似之处，恰好说明古老的匈牙利音乐风格是古老的突厥音乐的一部分”  。巴托克发现的古代因素不仅是匈牙利民歌与土耳其民歌的共同因素，也是匈牙利民歌和维吾尔族、裕固族等许多中国北方民族民歌的共同因素。柯达伊本人也说过，匈牙利民族“现在是那个几千年悠久而伟大的亚洲音乐文化最边缘的支流，这种音乐文化深深地植根在他们的心灵之中，在从中国经过中亚细亚直到居住在黑海的诸民族的心灵之中” 。

重视歌唱是东方民族的传统，我国古代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强调“人声”胜于“器声”。和东方的许多民族一样，匈牙利人非常喜欢也很重视唱歌，民歌是其民间音乐的主要体裁，十多卷的《匈牙利民间集成》所收录的几乎全都是民歌。柯达伊教学法强调歌唱，和奥尔夫教学法形成强烈的对比，凸显出源于东方的匈牙利民族和其他西方民族的不同。

三、音乐相近

匈牙利的传统音乐主要是民歌，根据巴托克和柯达伊的研究，可分为古老的曲调、没有统一风格的曲调和新的曲调三大类。 其中古老的曲调是匈牙利传统音乐之根，特征是采用五声音阶（主要为羽调式），有时还同时采用后乐句移低纯五度反复前乐句的结构形式。 五声音阶羽调式的例子可参看谱例1。

这首民歌1906年由柯达伊记录，全曲只用了la、do、re、mi 4个音，缺少徵音，这种曲调在我国民间也很流行。谱例2是采用五度结构的典型例子，第三、第四两个小节是第一、第二两个小节移低纯五度的重复。

具有五度结构的民歌在我国北方普遍存在，在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民歌中也是常见的形式。谱例2《篝火燃烧起来了》和裕固族民歌《剪头发歌》十分相像。2018年5月15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举办的“中国与匈牙利民歌的亲缘关系研讨会”上，由我国裕固族妥英杰、钟玉梅，蒙古族阿拉腾巴根，鄂温克族阿里曼以及匈牙利的纳达斯梯·芬妮·艾斯特尔（Nanasday Fanni Eszter）等歌唱家合作演唱了5组曲调相似的中国和匈牙利民歌。 2019年10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和赛盖德等地举办的庆祝中匈两国建交70周年的歌舞晚会上，中匈两国歌手更多次合作演唱相似的中匈民歌。两国民歌相似的原因可以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从国民音乐教育的角度看，由于它们相似，在柯达伊教学法为建设匈牙利音乐母语教学体系而提出办法和做法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匈牙利民歌以五声音阶羽调式为主，小学一年级课本首先要求学生用首调唱好mi、sol、la 3个音。因为两个这样的三音小组叠置就可以组成羽调式的音阶，所以它是组成匈牙利民族音乐母语的最小细胞。唱好了这个三音组，就为掌握民族音乐母语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一年级课本首先用两个升号的调，其次用1个升号，再用没有升降号，最后介绍1个降号的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学生在认识键盘中轴音D的基础上，分别使D成为do、sol、re、la 4个音，也就是中国乐理中的宫、徵、商、羽。这4个音是采用五度相生律生五音时最先产生的4个音，也是五声音阶中最常用的4个调式的调头，在中国乐理中称为“四基”。由于民族音乐相似、相近，柯达伊教学法中的不少具体做法我们搬过来就能用。如果我国中小学音乐课本能够参考匈牙利的音乐课本进行改进，便有可能将中小学音乐教育提高到从未有过的水平。

四、思想相通

柯達伊在1936年出版的《论匈牙利民间音乐》一书中提到过中国乐理中“变”这个概念， 可知他对我国古代音乐典籍是有所了解的。柯达伊的音乐教育思想和我国古代儒家学者所提倡的“乐教”也非常接近。他们都认为音乐教育很重要，在做法上都是语言和音乐密切结合，都以传统音乐，特别是民歌为教材。

儒家先贤都认为音乐教育非常重要，主张实施“乐教”，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提倡“琴棋书画”，将“琴”列于首位。柯达伊也这样认识音乐教育的作用。他说： “音乐是人类文化绝不可少的部分，对于一个缺少了音乐的人来讲，他的文化是不完善的。没有音乐的人是不完全的人。这就清楚地表明，学校教育课程中一定要包括有音乐教育。” 柯达伊还指出：“音乐教育在普通学校是如此重要，甚至超过音乐本身，培养音乐的听众就是在培养一个社会。”

我国古代私塾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是用读书、吟诗、填词、唱曲的办法，同时教语言、文字和音乐，语文音乐相结合，相得益彰。柯达伊倡导的母语音乐教学也和儒家的做法相吻合。例如他不采用阿拉伯数字简谱，而用d、r、m、fa、sz、l、t 7个匈牙利语字母表示7个唱名，从一开始学音乐就和学匈牙利文结合起来了。又如从一年级开始，就要求学生按照匈语“妈妈，妈妈，我亲爱的妈妈”（anyam， anyam， edes anyam）的句调，为简单的旋律填上缺失的音;同时判断“你好”这句话应当用哪个曲调演唱等等。

合唱中只有“我们”而没有“我”，参加合唱的每个人都必须齐心合力，团结一致，才能把音乐作品表现好。柯达伊教学法强调通过训练合唱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并追求和谐与彼此合作的精神，这也与儒家通过礼乐加强社会和谐的思想不谋而合。

孔子高度评价《诗经》的价值，认为包括160首民歌的《诗经》 “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且说“不学诗，无以言”，如果不读《诗经》，连话都不会说。因此，他把《诗经》作为最重要的教材之一。孔子的做法为后世儒家所承袭。

柯达伊也重视民歌及其在教育中的意义，他不仅亲自搜集、整理和研究民歌，还认为“民间传统的使命不在于为人民的音乐生活提供一个内容。……它含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和形态”，必须“使这一文化得以开展并日益完善……这样我们方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 。匈牙利的中小学教材，主要内容就是民歌。柯达伊还强调传统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指出： “首先必须了解我们自己，以免我们在茫茫一片的世界中失掉了我们自己的路。如果我站在岩石上，而不是沙丘上，我们的岩石，就是我们古老的匈牙利民间音乐，除此以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东西。”

正是因为贯彻柯达伊教学法几十年，通过音乐走向民歌，通过民歌成为一个民族的伟大理想已经实现，所以匈牙利民族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动荡，匈牙利的3个邻国——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在动荡中解体。匈牙利却能在大动荡的漩涡中稳住阵脚，不像邻国那样发生战乱，能够平安过渡，靠的就是民族凝聚力。

许多匈牙利朋友认为，如果20世纪80年代的动荡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匈牙利就有可能解体。匈牙利没有解体是因为民族有凝聚力，而后者的形成和增强则与20世纪贯彻了60多年的柯达伊教学法有直接关系。通过东欧的大动荡和匈牙利的实践，我们也看到儒家理论“诗”“可以群”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道理！

创造并发扬、贯彻音乐教学法，通过与母语结合的音乐教育教授民族传统音乐，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匈牙利心的爱国者，增进了民族的凝聚力，使国家免于四分五裂，使人民免受战乱之苦，柯达伊功莫大焉！今天在匈牙利，柯达伊不仅是作为音乐家，而且是被当成伟大的民族英雄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

目前中华民族正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阔步前进，民族复兴包括传统音乐文化的复兴，这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需要，也是塑造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必要条件。改进我们的学习，努力把柯达伊教学法学到手，不仅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更是为了使青年人树立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自信心，成长为具有中国心的爱国者。诚能如此，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收稿日期：2020-01-04

作者简介：杜亚雄（1945— ），男，宁波大学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宁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