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李沛健 李荣有
摘 要: 青年时代的王光祈,勇敢坚定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奔走呼号,创建少年中国学会,组织工读互助运动,主张以教育和实业改造中国社会。而他满腔热情赴德留学三年后,却毅然决定放弃经济学而专攻音乐学专业,成为他以民族文化特性为新的立足点并由实业救国转向礼乐兴国道路,矢志不渝地以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伟大人生目标的重要标志。通过家国情怀:建立实业救国的理想信念,宏观调适:转向礼乐救国的终极目标,成因析探:立足于民族性的伟大实践等三个层面,探讨揭示王光祈思想转型的成因及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王光祈;实业救国;礼乐兴国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20)02 - 0044 - 09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0.02.006
末民初以来,由于国家羸弱和屡遭列强欺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一批杰出的爱国学者,却依然保有着历经数千年长盛不衰的文化自信。如蔡元培、王国维、梁漱溟、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文化学者,以及黄自、萧友梅、王光祈、赵元任等音乐学者,其共同特点是不畏盗寇,救亡图存,从心底里树立起爱国救国的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五四时期的知识界,曾分别提出了多种试图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主张,如由陈独秀、李大钊提出的“青年中国”和“青春中国”,王光祈提出的“少年中国”,新文化人提出的“民主共和国”,俄国传入的“蘇维埃共和国”,以及西方传入的“无政府社会”,等等。有学者认为:“王光祈的少年中国构想,就是活跃并激荡于五四时期的一种国家理想和社会改造思想,是一朵绽放于‘五四百花园中的思想之花。”
青年时代的王光祈,直面中华民族陷入灾难深重的泥沼,曾勇敢坚定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奔走呼号,创建少年中国学会,组织工读互助运动,主张以教育和实业改造中国社会。从其赴德留学三年后(1920—1923),毅然决定放弃经济学而专攻音乐学专业之日起,就决定了他一改实业救国的初衷,果断选择回归到中华民族礼乐兴国的传统轨道之上。在之后短暂的人生旅程中,他一方面把西洋音乐的知识技能和理论体系输入国内,同时不遗余力地把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礼乐思想和乐学理论传向西方世界,倡导建立属于中华民族的“国乐”体系,故他的学术贡献不仅限于音乐学,而且涵盖艺术学、文化学诸学科领域,揭示王光祈人生伟大转型的成因,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一、家国情怀:建立实业救国的理想信念
王光祈(1892—1936),成都市温江区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位杰出的爱国学者。他1912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中学部,1914年秋至1918年春,考入北京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并在清史馆兼任书记员,之后又兼任成都《群报》(后改名为《川报》)的驻京记者。借此机缘他结识了时任《晨钟报》副刊主编的李大钊先生。青年时代的王光祈,恰逢我国社会急剧动荡之期,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并作为主要发起人组织和创建了五四时期人数最多、成果最丰和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少年中国学会。
该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召开首次筹建会议,主要发起人有王光祈、曾琦、陈淯、周太玄、张尚龄、雷宝菁等人。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李大钊被特邀为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了成立大会,王光祈担任执行部主任。学会的总部设在北京,在全国各地及巴黎、东京、纽约等地设有分会。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年中国学会,在截至1925年底因种种原因被迫解体的6年间,共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32种,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世界》和《星期日周刊》等刊物。影响较大的是北京总会编辑的《少年中国月刊》,创刊于1919年7月,李大钊曾任编辑主任,刊登了大量有关自然科学、文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论著和译文,在我国学界和国际社会均产生较大影响。
王光祈作为“少年中国”的主要领导者,在他当初的理想信念中,开展少年中国运动和创造“少年中国”,通过教育和实业改造中国,改变颓废没落的社会风气,重建一个既传承着华夏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又具有现代文化风貌和精神气质,能够在人类大同世界的舞台上占据重要席位和发挥应有作用的中国,是其青春活力激荡和支撑着的人生奋斗目标。
在具体实施的方面,直面当时国家危亡、千疮百孔和前途迷茫的状况,王光祈所能想到和选择的,是采取教育和实业相结合的救国道路。当时我国学界的主流群体,对国家之前途和命运问题也存在着多种派别,包括时政当局和社会各界均在热议西方传入的各种主义,他们固守自己的信仰,各抒己见,争论不休,而思维缜密的王光祈却十分尖锐的指出:“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生存。……现在中国人好像病夫,国内的污浊空气——一切不良——好像一间有碍卫生的屋子,中国人之‘自甘暴弃好像不知养病防病的病夫,一切主义好像药方,一切提倡主义的人好像粗知医药的医生。我们要想改造中国这个地方,必先变换这种污浊的空气,铲除这种‘自甘暴弃的劣根性,然后才可以说到实施什么主义。”
同时,他通过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各种主义、思潮等之优劣的全面分析,并和中国当时的国情进行分析研判,更加深入和深刻地剖析和指出了中国不能够盲目照搬他国模式的道理。他说:“我们往往看见一个主义(或制度)的自身,是极有价值的,只是因为应用者不得其人,便成一种极大的流弊,所有的好处丝毫不能实现,所有的坏处皆全盘托出。譬如民主国家、代议政治,在近世政治组织中比较的稍有进步了,而且欧洲人行之,确曾收效。但是这种制度一到中国来,便不成功了,所谓代议政治,只成就安福鱼行一桩买卖。又如地方分权,较之中央集权是一种较善的制度,但是结果只造成许多军阀割据的形势。现在我请问,为什么代议政治只成就安福鱼行一桩买卖?为什么地方分权只造成许多军阀割据的形势?这个缘故,就是因为一般人民自始至终便不知道,代议政治是怎么一回事,而且素来未经过选举制度的训练,凡事皆任少数人把持。可见专提倡一种主义(或制度),而不先行设法训练,使一般人养成习惯,自己感觉生活上有要求某种主义的必要,然后自动的起来要求,是不能成功的。” 在这一问题上他的结论是,“从今以后,吾人不能再将精力用于政权之争夺,而当全身心投入社会活动,否则,所有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虚幻。”
鉴于此种严峻的现实,王光祈认真总结了数十年来从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失败的核心缘由,认为企图通过纯粹的政治活动争夺政权,然后利用政治权利实行大规模改革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他主张通过开展必要的社会活动或社会事业,主要包括“教育和实业”,比如随时随地创办平民学校、半工半读学校,让劳动者有上学的机会(社会教育)。他认为:“教育可以革新我们的思想,灌输各种智识;实业可以增益我们物质上的幸福,减少我们生计上的痛苦。只要教育、实业办好,我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皆可达到极圆满的地位。因此之故,必须用力于教育、实业两途。”
为尽快实现办好“教育和实业”的愿望,王光祈又组织发起了“工读互助团”,其目的是通过半工半读活动的开展,实现教育和职业的合二为一。他说:“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逐步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
与此同时,直面当时社会的复杂性,王光祈深知,要改变长期以来所形成人们的社会认知观念、风俗习惯等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难度。而经过全面细致的分析研讨后,他从心底里领悟到“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根本性问题。以至于,在关于谁是少年中国运动的主体这一问题上,他十分清晰和坚定地回答说是“中国少年”。他认为,中国少年担负着创造少年中国的重大使命。有了“新少年”,然后“少年中国”的运动才能成功。所以,改造中国便应该先从中国少年下手。
具体而言,他认为应该从解决“生活问题”入手,要让中国少年懂得什么是“人的生活”,以及如何過“人的生活”。他还把“人的生活”细划为“创造的生活”“社会的生活”“科学的生活”等三部分,希望通过这样的培育,造就中国少年具备将创造性、社会性和科学性融为一体的全面的生活能力,并称其为“少年中国主义”。他特别强调:“中国少年在自我改造、自我造就的同时,要走向民众,与一般平民——劳农两界——打成一气。”
由上可见,青年王光祈对创建“少年中国”,不仅有着崇高的理想信念,而且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及其具体措施。而且,我们还可看到,这一时期王光祈还发表了许多涉外研究文论。如《俄罗斯之研究》(1919.3)、《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1919.4)、《社会主义的派别》(1919.5)、《我所知道的安斯坦》(1921.9)、《傅里叶的理想组织》(1922.4),等等。故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王光祈所关注和研究范围是非常阔大的,他所提出的各种与众不同的主张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对国际和国内局势的整体把握基础之上所做出的慎重选择。
二、宏观调适:转向礼乐救国的终极目标
为加快实现其“实业救国”和创建“少年中国”的宏大抱负,王光祈于1920年4月远赴德国法兰克福留学,这是他当时经深思熟虑后慎重作出的人生规划。因为他是一个思维缜密且有着鸿鹄之志的人,非常厌倦当时一般中国人的惰性,生活无秩序,无计划,不知道明天和后天怎样生活,更没有十年计划和百年计划,随遇而安和无所事事的生活态度。他要实现以实业救国和创建少年中国的雄心壮志,就必须建立起与众不同的生活秩序与长远计划。所以,他义无反顾地奔赴以严谨认真著称的德国,作为其走出国门开阔视野,全面了解西方的实业理念和方法,固我国本,兴我国运的一次重大跨越。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在此阶段,他却实现了由实业救国到礼乐兴国的人生重大转型,这其中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
(一)在实业救国方面的努力探索
赴德国留学之初,他首先选择攻读经济学专业方向。为及时把学习心得和所了解欧洲社会发展的信息传向国内,他依然同时担任着北京《晨报》、上海《申报》以及《时事新报》的特约通讯员。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投注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时刻关注着德国和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及相关问题,并撰写了大量时事文稿在国内报刊发表。据1925年王光祈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显示,计有三百余篇。王光祈这样边学习边工作超越常人的业绩,学界同仁们倍感震惊,赞叹不已。归纳起来,其核心原因约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他认为经济基础是国家强盛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命脉。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看到了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例子,比如,西方列强之所以到处侵略和扩张,靠的就是以坚实的经济基础做支撑并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以至于,在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密切相关的领域,他坚持强调经济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价值。他说:“我认为,与一般人生活最有关系的就是经济组织,与其提倡政治的民本主义,不如提倡与经济有关之社会的民本主义。” 应该说,这亦是他赴德留学之初选择攻读经济学专业方向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方面,是他有着博采他人之长以推进民族复兴的政治理想和坚定信念。如果说仅仅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生活状态,那么,只用修习学校规定的课程和完成相关研究任务万事大吉,但王光祈赴德求学并非只为解决自身的问题,而是要通过学习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理念,拯救处在危亡之中的中华民族。他必须站在一个更高、更宽和更加坚实的平台之上,付出比常人更多、更难和更加曲折艰辛的劳动,方能够吸收和凝练出更加强大的能量,发出更加铿锵激越的更具时代感召力的声音。
第三个方面,是他认为中国不能全盘照搬任何一种外来的发展模式。当他对西方国家的各种主义、思想、制度等做了全面了解后,发现中西方的社会文化观念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他当时既反对用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又反对用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来发展中国经济,认为二者都不是最理想的方式,因为美国式的民主主义,不仅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还隐患无穷,而俄国式社会的民主主义是关于经济组织有所改造,国家权力甚大,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实是一个疑问。鉴于此,他更多地倾向于用无政府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改造中国。
总体而言,王光祈对各种“主义”和“政治运动”不感兴趣,认为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虚妄的,而教育和实业的革新,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增加人们的幸福指数,凝聚人们的精神活力。所以,他自始至终把精力主要投注在远离政治的社会事业(或社会活动)领域,以至于他的少年中国理想缺乏有机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基础,最终成为一种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想象,相比五四时期的主流社会改革思潮,其思想价值逊色不少。
(二)实现礼乐兴国的新跨越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由于当时多种不同社会思潮不断地激烈碰撞,导致许多有志之士的理想追求也不断地出现起伏跌宕和转型。比如鲁迅先生原本攻读医学专业,希望通过救死扶伤拯救中国,后弃医从文,转而通过锐利的笔锋抨击时弊,改造中国。王光祈也是这种在探索实践过程中实现重大转型的学者之一。
1922年冬季,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王光祈毅然放弃了经济学专业而改学音乐史论,从而开启了他全新的人生旅程。为获得更好的学习平台,他于1923年7月赴柏林拜师学习小提琴和音乐理论,经过几年的努力修习之后,1927年4月他正式考入柏林大学音乐系专攻音乐学。在这所著名的大学里他如鱼得水,又经过8年的刻苦学习,1934年6月,王光祈撰写的《论中国古典歌剧》博士论文,经答辩合格获得波恩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这也同时印证出,他在德国求学期间始终把对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研究放在首位。
然而,迫使王光祈对其人生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进行重大调整的主要原因何在?之前曾见到有一些说法,比如,根据其处在激烈斗争的心情烦闷期的只言片语,有说是因失恋造成他心理上的阴影和意志消沉希望通过学习音乐排遣郁闷,有说是因为德语基础差造成研究经济学的困难,有说是因为他和一些留德学生之间的笔墨官司致使其心灰意冷,等等。
但事实上,对于他这样一个有着宏大志向且意志坚定的人来说,如上所述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绝不可能起到让其改变人生规划的作用。若从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分析,应该说,从其宏观整体人生规划的角度,由于他厌恶政治,注重实业,致使他激情彭拜的理想抱负,缺乏更加宏大的政治学理论支撑和广泛的社会学基础,也难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矛盾冲突,无法继续行之有效地得到实施和延续,不得不经过痛苦的挣扎并作出新的选择。
当然,在做出如此重大决策之前,王光祈曾对中西方音乐的思想观、价值观和功能意义等做过深入探讨分析,认识到激越而缺乏节制的西方音乐,极易引发人的某些器官乃至精神疾患,而在中国“礼乐”互为表里、相须为用的思想观和把“乐德”放在首位的价值观基础上生成的和谐乐音,则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净化人的心灵,使人具有健全的身心和人格。故他认为,“礼乐”是“国乐”的基础,而“和谐”是“礼乐”的核心,“和谐精神”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同时,由于他体悟到音乐中的“和谐”,与他所追求的“合理的社会改革”相吻合,故决心用“音乐唤醒国人”和用“音乐救国”。而经综合分析不难看到,王光祈口中的“音乐救国”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是依照当时所处西方话语体系氛围中的一种表述方式,其广义的概念则是要以中国渊源流长的“礼乐”来救国兴邦。
在王光祈從1922年底立志于礼乐兴国,到1936年1月12日病逝于德国波恩短暂的十余年时间里,他一方面将所学西方音乐的知识技能和理论体系传入国内,一方面致力于将有着五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古代乐学体系与乐学思想的精髓传向西方世界,充分展现了清末民初时期饱受苦难的爱国知识分子,不畏盗寇、救亡图存的博大胸襟和坚定意志。
那么,应该十分肯定地说,依然是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驱使王光祈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原有的规划,实现了由实业救国向礼乐兴国的伟大转型,也即重新回到了以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礼乐文化传统为主体,以吸纳融入西方科技文化体系为辅助的正确轨道上来了。
三、成因析探:立足于民族性的伟大实践
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可谓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向来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和“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立身之本的文人群体,也出现了迷茫颓废和不知所措现象。热血沸腾一心救亡图存的青年人,则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借助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救国安民。王光祈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悍将,而他在践履人生理想信念的过程中,利用科学的方法分析论证刨根问底,终于发现了中国古代以“礼乐”为核心民族文化根基的永恒性价值,从而急流勇退,做出了以民族性为立足点和以“礼乐兴国”为主旨的重大调整,展现出其非同一般的智慧和从容不迫的精神定力。
也许有人会说,这和中国人浓郁的家乡情结有关。但事实上,通过一定的理论分析你会发现,所谓“家乡情结”在重大决策中所含因素是微乎其微的,这其中反映的是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认知过程中的巨大蜕变和升华。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以及百闻不如一见,等等,都是强调要通过实地考察调研之后,方能站得高看得远,正确验证听到的信息,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对某一事物、某一现象或某一问题做出最后的论定和调整。
就拿王光祈先生来说,他满腔激情地奔赴西土,专攻倾慕已久的经济学专业方向,三年之期,应该说是他跳跃龙门之后,观八面来风,览世貌变幻,飞快提升理论水准和对客观事物认知能力的宝贵阶段。这期间,他通过全面系统的知识积累,形成和完善了自己的知识修养和理论水准,同时对西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研究,尤其是对东西方文化的形成因素、发展背景、功能作用,以及在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作用之下所形成的优势和劣势等,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研究,通过这样一个理论升华和腾跃的过程,使他的心灵得到了洗礼和净化,拨开了眼前的迷雾和心中的疑团,并最终对其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作出了新的选择,即实现了由“实业救国”向“礼乐兴国”的巨大转型。那么,这一重大人生转型的形成,应是王光祈的心性成熟和理性升华在起主要作用。
在王光祈先生的一些文论中,我们足以看到他的心态和动态骤然改变的历史轨迹。比如,他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首先恢复自己的“民族特性”,而孔子所倡导的和谐“礼乐”,就是中国的“民族特性”,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未来世界良好秩序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他说:“我们中华民族的颓废堕落,现在可谓达到极点了。若要使之重生复兴,绝非枝枝节节从西洋搬点智识来所能奏功,必先细心详审我们的‘民族特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之所以优于白种劣于他人的,又在什么地方。……我以为,要唤起中华民族的再兴,只有这‘恢复民族特性的一个方法。什么是‘中华民族特性?简单说来,就是一种‘和谐态度。……这种‘和谐态度,是我们中华民族生存大地的根本条件,亦是我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最大使命。假如我们不自揣量,务要模仿西洋人的‘征服态度,无论违背民族特性,其事终不成功;即或偶然学像一二,在西洋人的眼中看来,亦只是小儿学步,不值一笑。这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唯一特性,我们应该使之发扬光大的。”
由此可见,王光祈首先看到和十分忧虑的是,由于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列强连番的欺凌,当时多数普通的中国人丧失了起码的自尊、自信和理想信念,中华民族呈现整体性颓废和堕落,已经达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而他千里迢迢出国求学,本想通过学习西洋人先进的实业理念和方法,驰援“少年中国运动”的健康发展,挽救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但是,经过系统全面的实地考察和比较分析之后,方知此种幼稚的想法是无法奏效和行不通的,而要实现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必须详审和重新找回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赖以生存和安身立命的“民族特性”。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3年的苦苦寻觅,正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光祈终于在2500年前孔子的学说里,找到了治疗民族颓废堕落的良药,即建构于音乐谐和原理之上,既能够与自然达成协和,又能够与人类达成谐和,能够净化人的心灵,让人的内心安宁恬淡,剔除人的私心与恶念的“礼乐”文化传统。这样一种带有戏剧性色彩的重大跨越或称历史性回归,反映了王光祈具有十分敏锐的学术嗅觉和严谨宏阔的学术胸襟,以至于在登高远眺之后,能够迅速查找出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大幅度全面调整自己的人生规划。应该说,王光祈的顿悟与彻悟,是对祖先智慧的延续,是繁华之后的返璞归真,虽质朴无华却动人心扉,而民族复兴之梦由此生发。
新的目标明确之后,王光祈的胸中再次腾起激越澎湃的革命浪潮,犹如身上长出了飞翔的翅膀,他首先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已经倾力攻读三年的经济学专业,然后通过十余年的刻苦努力,在德国获取音乐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边学习边工作,付出了比常人数倍的辛劳,一方面将西方的音乐知识体系和文化风貌介绍到国内,一方面把中国数千年礼乐文化传统转化为新国乐体系向西方世界传播,其主旨目的是希望中西方学界共同关注独具中国特色的礼乐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人要重拾“礼乐教化”这一法宝,以此换起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理想信念,重建起立德守信的人格标准与和谐的社会秩序,重塑中华民族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
王光祈最早系统地运用欧洲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将以中国音乐为主体的东方音乐与西方国度的音乐相比较,提出了把世界各地的乐制划分成三大主干体系的主张,即以五声体系为主体中国乐系、以七声体系为主体希腊乐系和以四分之三音体系为主体波斯阿拉伯乐系。这样一种客观与科学的划分,使得全球学界很快全面了解和认可了古老悠久的中国乐制的鲜明特色与重要地位。
在西乐东输方面,他首先十分认真地对欧洲的音乐传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讨,然后分门别类地写成论文和专著,如《德国音乐教育》 《德国人的音乐生活》 《歐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史纲要》 《西洋音乐与戏剧》 《西洋音乐与诗歌》 《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 《西洋乐器提要》 《对谱音乐》 《西洋制谱学提要》 《音学》《西洋名曲解说》等,这些著作陆续在国内出版,很快让国内音乐学界和广大国人大开眼界。
在中乐西输方面,他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积淀的国乐功底,把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古代乐律的史料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判,提出一些带有深刻哲理性、系统性和普适性意义的见解和主张,并很快将这些研究成果在欧洲发表,形成较大影响的著作有《中西音乐之异同》 《东西乐制之研究》 《东方民族之音乐》 《中国乐制发微》 《中国音乐史》 《翻译琴谱之研究》和《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等,他的这些著作出版后,在当时世界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王光祈的著作中,倡扬中国乐文化传统全新的生命活力成为新的亮点。他特别强调,新时代的“国乐”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创造,而不能强行照搬西乐体系,从心底里迸发出不屈不挠的文化自强精神。他在《音乐与人生》一文中,对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礼乐之帮”与西方人崇尚的“法制国家”和“宗教民族”进行分析比较后指出:“礼乐之邦四字,是从前中国人用来表示自己文化所以别于其他一切野蛮民族的。但这四字,同时亦足以表示中西文化根本相峙之处。我们知道:西洋人是以‘法律绳治人民一切外面行动,而以‘宗教感化人们一切内心作用。所以西洋人常常自夸为‘法治国家与‘宗教民族,以别于其他一切无法无天的未开化或半开化民族。反之,吾国自孔子立教以来,是主张用‘礼以节制吾人外观行动用,‘乐以陶养吾人内部心灵。换言之,即是以‘礼、乐两种,来代替西洋人的‘法律、宗教。‘礼与‘法律不同之点,系在前者之制裁机关,为‘个人良心与社会耳目;后者之制裁机关,为‘国家权力与‘严刑重罚。‘乐与‘宗教相异之处,则在前者之主要作用,为陶养吾人自己固有的良知良能;后者之主要作用,在引起各人对于天堂、地狱的羡、畏心理。——因此之故,音乐一物,在吾国文化中,遂占极重要之位置;实与全部人生具有密切关系。”
在《论中国音乐》一文中,他还针对东西方音乐不同的风格特征和功能意义做了做了细致入微的剖析论证,指出毫无节制过度刺激的欧洲音乐引发诸多音乐家各种身体疾患和早逝等现象,而有节制的中国音乐则可安静人的神经,净化人的心灵,让人乐以忘忧,避免纷争。他特别强调中国“礼乐合一”的伟大之处,提出要以礼乐代法律和宗教。他说:“如果说法律和宗教在欧洲国民的内外生活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话,那这两者自古就受到中国人的强烈抨击。中国的伟大圣贤孔子认为,每个人都有良知(良心)。而只有良知得到教化,每个人才能约束自己。如果人只是敬畏国家的刑法和苍天的惩罚,那为时已晚。孔子用礼乐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来代替法律和宗教。礼应规范人的外部关系,但不能通过诸如国家权力机构来实施,而应通过自己的良知,即自省来自我规范。而乐则应平衡人的内心生活,不能通过诸如敬畏上帝来实施,而应通过献身于音乐的安慰作用来实现。”
1925年,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一书出版,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少年中国运动不是别的,只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在他绘制的中华民族复兴的蓝图中,他主张一是要开展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二是要开展民族生活改造运动。即分别从社会的思想文化和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入手,实现其宏伟壮丽的人生理想和抱负。从该书的隆重推出并观其主体结构,再次以活生生的实物证据证明了,王光祈轰轰烈烈的思想变化和人生定位的巨大转型,并非囿于儿女情长或某些个人因素所致,而是依然基于创建“少年中国”的伟大理想,初衷不改是其伟大人生的显性标志。
结 语
综上可知,王光祈在十分重要的历史关头,异乎寻常地对其人生规划做出果断而缜密的重大调整,首先反映了他具有獨特的大视野、大胸怀、大格局和大智慧,更为重要的是系统扎实的母语文化功底和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在起推动作用,主要成因约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其一,寄希望于西体模式难以奏效但壮志未酬实难罢休。当他赴德通过三年的学习和考察,对西方的国情和文化背景有了深入细致的了解,并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进行比较之后,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盲目照搬西体模式可能适得其反,甚至于得不偿失。这使得他一度陷入犹豫彷徨和孤独无助的泥潭之中。何去何从?是沉沦放弃,还是重整旗鼓,他选择了后者,从而作出了人生重要关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抉择。
其二,“少年中国”理想不灭迫使他坚定不移地另觅他途。他在国内发起“少年中国运动”,希望通过工读互助强化实业,振兴经济,创建“少年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但出国开阔视野后,一方面是他突然认识到原有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二是国内的少年中国运动也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阻力和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1925年底“少年中国学会”解体。由于王光祈预见到会出现这样的波折,但使命感和理想信念尚未泯灭的他不甘就此罢休,故提前对自己要攻克的难题和奋斗目标作出了重大调整。
其三,关键时刻理性裁决将礼乐兴国作为新的目标定位。从实业救国转向礼乐兴国,其跨度之大毋庸置疑,一般人难以想象王光祈会作出如此重大的转型。因为在当时人们的社会认知范畴中,这一实一虚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鸿沟,或可说成是南辕北辙。但聪慧睿智的王光祈,却在遥远的两端发现了质的内在关联,意识到必须首先医治国人心灵的创伤,重塑国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方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并试图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架起跨越二者之间鸿沟的坚实桥梁。
总之,当时王光祈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民族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源,而民族性的丧失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衰败的根本原因,以至于这位由积极主张用西洋科学方法拯救国家危亡的领袖人物,毅然决然地转化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继承者,从而高调奏响了以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力量推动民族复兴的伟大序曲。
本篇责任编辑 何莲子
收稿日期:2019-12-30
作者简介:李沛健(1986— ),男,艺术学硕士,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讲师(浙江杭州311121);
李荣有(1956— ),男,博士生导师,哈尔滨音乐学院特聘教授(黑龙江哈尔滨 15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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