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说唱陶俑论汉代四川音乐

时间：2024-05-20

摘要：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四川发现了许多造型生动的汉代说唱陶俑。说唱艺术是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文字表现形式，是中华民族声乐表演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说唱俑就是中国古代说唱艺术的具体体现。虽然关于汉代四川地区的音乐情况少见于专门文献的记载，但是，汉代说唱俑在四川的大量发现以及散见于史籍之中的一些零星记载证明，当时的四川经济很发达，音乐很普及，且有较高的水准。

关键词：说唱陶俑；说唱艺术；汉代四川音乐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8）01 - 0041 - 05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8.01.005

元前316年，秦国攻灭巴、蜀，古蜀地即今四川地域自此纳入中原管辖。公元前256年前后，都江堰水利工程修建完成后，成都平原的经济、文化得到极大发展，至汉代逐渐取代原来的“天府之国”关中而成为新的“天府之国”。据《汉书·食货志下》记载：“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 [1] 即是说，成都已经是当时全国的“五都”之一。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的发展，遗憾的是，古代史家对汉代四川地域的音乐缺乏记载；但是，通过考古文物及散见于史籍之中的零星资料，我们仍然可以对汉代四川音乐的盛况作大致的了解。

一、四川出土的汉代说唱俑

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其中的“陶俑卷”封面图片是一尊击鼓说唱俑（图1），而这尊说唱俑来自于1957年在成都天回镇东汉崖墓的发掘，高56 cm。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的代表，它生动的造型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击鼓说唱俑是一件较为典型的汉代陶俑，因其具有极为生动传神的造型和超乎寻常的亲和力而被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汉代第一俑”。这件说唱俑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笑”，他咧嘴露齿，眉眼含笑，就连其额头上的皱纹也透露出几分笑的气息，而且陶俑的笑让所有欣赏者不由得在内心中描绘出一幅观者云集、气氛热烈、笑语阵阵的场景，以致于参观者见到这件陶俑的时候都会会心一笑。东汉的说唱俑已出土多件，这表明在东汉时期说唱艺术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娱乐活动。

俑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用以取代以活人殉葬的古老传统。到了秦汉时代，俑的使用逐渐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其作为随葬品不仅是丧葬制度和丧葬礼仪的重要体现，也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生活习俗、衣着服饰的再现。汉武帝之后，“视死如生”的观念兴起，而俑可视为最能全面展现死者生前生活场景的重要形式之一。汉俑的题材涉及面很广，内容丰富，从家奴到庖厨，从侍女到军士，都具有很强的写实风格，图1这件击鼓说唱俑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它不仅体现了东汉雕塑艺术的较高水平，还成功塑造了东汉艺人活泼、诙谐而且十分可爱的形象，为研究、欣赏汉代的民俗、陶塑艺术、乐舞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3] 击鼓说唱俑的特点是写实，它所刻画的是正在进行说唱表演的艺人，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它并非是四川汉代说唱陶俑的孤品。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四川的成都、郫县、新都、金堂、乐山、遂宁等地先后发现了许多诙谐、幽默的汉代說唱俑。考古研究认为，说唱俑是东汉时期蜀地流行的一种随葬陶塑作品。[4] 说唱俑一般的高度是在50 cm以上，多为一人说唱，以小鼓击节伴奏。陶俑神态诙谑，或坐或立，著裤跣足，上身袒裸，镯佩左臂，双手一执桴一抱扁鼓，这些基本造型正是中国古代表演滑稽戏的俳优造型。

坐式说唱俑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说唱陶俑（图1）为最佳代表之一。这尊陶俑是泥质灰陶所制成，俑身有彩绘。陶俑蹲坐地面，右腿扬起，左臂挟圆形扁鼓，右手执鼓槌，正在作敲击状。俑人嘴部很夸张地张开，作开怀大笑之状，好像正在进行说唱表演，而且正至精彩处。极为生动传神的是俑人面部的幽默表情，笑意盈盈，使观者无不产生强烈共鸣。此俑造型最好，影响最大。

新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击鼓说唱俑（图2）。这尊击鼓说唱俑是1982年在新都三河镇马家山崖东汉墓出土的，与1957年天回山崖墓出土的击鼓说唱俑相比较，略小，高48 cm，但造型类似，也是非常夸张的造型和极为生动的动作、面部表情。这尊陶俑体态矮胖，下着长裤，赤裸上身，头扎巾帻，坐在一圆墩上，左腿曲于圆墩，右腿平抬脚心向外，右手执鼓槌敲打左臂所环抱的扁圆鼓。这样的造型，显示的正是说唱者表演的姿态。

陶俑既夸张又不失真的制作技巧是令人震撼的。从外形来看完全说不上细腻，之所以能吸引人，关键是雕琢虽然简单，抓住的却是最传神的几个地方。就新都博物馆镇馆所藏的击鼓说唱俑而言，这尊说唱俑额前的几道皱纹表明其年龄不小，有丰富的表演历史经验；眯缝的眼、半张的嘴，呈现的是嬉笑状，说明他的表演动作是活泼欢快、诙谐奔放的。这样的造型必然让人联想到表演正进入说唱故事的最高潮。

立式说唱俑的代表是1963年在郫县宋家林东汉砖室墓出土的一尊陶俑（图3），它是东汉陶塑不可多得的精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尊说唱俑的高度是 66.5 cm，它两膝微曲，右足在前，左足随后，双手执桴抱鼓，下垂贴腹，虽是满额皱纹，却戴着旋纽软帽，并作挤眉弄眼、歪嘴吐舌之状，加上耸肩扭臀，诙谑滑稽的神态塑造出汉代俳优的生动形象。

四川出土的东汉说唱俑数量并不大，特别是形体高于60 cm、展现手舞足蹈形象的持鼓说唱俑非常稀少，但正是这种最为稀少的说唱俑，“充分体现了四川汉代陶俑的最高工艺水平，是四川汉陶中最具活力、最具表现力、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堪称国宝级文物” [5]。

从考古发掘的两汉时期陶俑看，与之前的先秦及其后的隋唐时期相较，汉代陶俑与其他陶俑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神韵的追求。惟妙惟肖的汉代陶俑证明，这一时期的艺术家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刻画精神，追求神韵。这一创作理念在说唱俑的制作上表现得尤其淋漓尽致。汉代说唱俑之所以生动传神，是因为制作说唱俑的艺术家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将说唱艺术最精彩的表演情节予以截取，并且将人物面部表情及其形体变化予以夸张，以突出艺术形象。虽然汉代说唱俑看起来好像身材比例失调——头大身小、躯体粗短，但正因为如此，才将说唱艺术的表演形式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难以忘记。这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品。

二、说唱俑所表现的说唱艺术

说唱俑所表现的是中国古代传说的说唱艺术。按照百科辞典的解释，中国民族声乐即是在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演唱艺术——说唱艺术与民歌、戏曲中的演唱——的精华与特点的基础上，借鉴与吸收西欧美声唱法的歌唱理论与实践，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具有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精神特征的新民族歌唱艺术”[6]。所以，说唱艺术是中国民族声乐的重要来源之一。

中国的说唱艺术广泛流行于民间，在战国时期的《墨子·耕柱篇》就有“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的记载。《荀子·成相篇》中所谓的“成相”是古代民间的一种文艺形式。被称为“相”的是一种击节乐器，其形制有人认为是双手持以顿地的舂牍，有人认为是以手拊拍的搏拊。“成相”即边演奏乐器边进行“说唱”。这种通俗的文艺形式是说唱者以一段固定的旋律、节奏和有韵的“唱”词来阐发他的政治观点。“成相”表演的内容通俗，一听就懂，加之有韵的“唱”词，自然朗朗上口，当然是很受群众欢迎的通俗文艺作品。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有“《成相杂辞》十一卷，已佚”的记载，说明说唱艺术在当时是确有著作成书的。虽然专门记载说唱艺术的书在历史长河中佚失了，但是，传承至今的许多先秦、两汉的诗词，如《陌上道情桑》《孔雀东南飞》等，是与说唱艺术联系非常密切的，甚至在汉代刘向所编撰的《列女传》中，对说唱表演艺术的形式也是有所记载的。

《荀子·成相篇》是研究中国说唱音乐最早又比较系统的史料：

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

请布基，慎圣人，愚而自专事不治。主忌苟胜，群臣莫谏必逢灾。

论臣过，反其施，尊主安国尚贤义。拒谏饰非，愚而上同国必祸。

曷谓罢？国多私，比周还主党与施。远贤近谗，忠臣蔽塞主势移。

曷谓贤？明君臣，上能尊主下爱民。主诚听之，天下为一海内宾。

主之孽，谗人达，贤能遁逃国乃蹙。愚以重愚，暗以重暗成为桀。

……[7]

从《荀子·成相篇》可知，“成相”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曲艺形态，它是兼有敘事与抒情的民谣。“成相”的曲调每章由六句组成；每句的句式为三、三、七、四、四、三字；中间的四、五两句可以不押韵，一、二、三、六句则必须有韵。《成相篇》中为三、三、七、四、七。在演唱形式上，“成相”是兼用韵文和散文，用“相”击节伴唱。

秦汉时代，说唱艺人被称为“俳优”，宫廷盛行蓄养俳优之风。刘向在《说苑·反质篇》中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修离宫数百所，倡优成千”。[8] 《史记·滑稽列传》说：“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9] 这里的“优旃”就是秦始皇时代宫中的俳优。两汉时期是说唱音乐在民间十分盛行的时期。《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俳优侏儒，倡乐之可狎玩者也。”[10] 俳优的表演就是说唱艺术，艺人们或谈笑，或击鼓唱歌，他们的神情憨态可掬，在模仿市井百态中透着灵性的笑容，非常诙谐风趣，所以十分讨人喜爱。《汉书·徐乐传》记载，汉武帝时，“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11] 据东汉桓谭《新论》记载：“昔成帝时，余好为乐府令，凡所典倡优伎乐，盖且千人。”[12] 足见汉代的俳优表演非常流行和兴盛，说唱艺人们以聪敏机智的口才，在音乐的背景下，沿着固定的曲辞，或说或唱，将民间传说、历史兴衰尽情演绎，

三、汉代四川的音乐盛况

“两汉”即西汉、东汉，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到公元220年魏国曹丕废汉献帝，是中国古代社会第一次耀眼于世界的强盛时期。

秦末的大战乱致使汉朝初期百业凋敝，经济接近崩溃边缘。汉初的统治者对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加以总结，以“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为治国理论，大力减轻农民租税，重农抑商，努力发展社会经济。到汉文帝时，尤加提倡农耕，提倡节俭，还减免了天下农田12年的租税；到汉景帝时，又将天下农田的租税减至1/30，于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闻名于历史的“文景之治”自此出现。

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艺术的兴盛。汉代特别发达的说唱艺术就是在繁荣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且兴盛起来的。因为经济力量的强盛，汉代的王公贵族们生活奢侈、纵情享乐。《汉书·成帝纪》说：“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13] “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蓄奴婢，被服骑毂，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13]他们生时醉生梦死，死后更要厚葬以示侈奢。当时盛行“厚葬为德，薄终为鄙”，推崇“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王公贵族们往往不惜倾尽家资修建豪华、奢侈的陵寝。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陪葬品以显示墓葬主人“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的汉代彩陶艺术俑应运而生了。

秦汉时期的四川非常富庶强盛。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汉之兴自蜀汉”[14]，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成帝业” [15]。当时的四川已取代汉中成为“天府之国”，因此，乐舞之类，百戏之属，风行于巴蜀民间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虽然关于汉代四川区域的音乐情况少见于专门文献的记载，但是，从散见于史籍之中的一些零星记载仍然可以见到一些与音乐、舞蹈有关的人和事。例如：《史记》《汉书》有相同的《司马相如传》，记载了西汉时期的大文学家、成都人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以文学才华著称，并非音乐专业人才，却能“以琴心挑之”，[16] 即弹琴表示爱情；卓文君虽“好音”，但亦非专攻音乐，却能隔窗听懂琴音，可见他们于音乐皆有高深的造诣。

《汉书·王褒传》中的王褒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他“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17] ，由此声名四播。《鹿鸣》是《诗经·小雅》的首篇，是一首可以吟唱的宴饮诗。王褒能依《鹿鸣》的旋律作出可照样吟唱的《中和》《乐职》《宣布》，当然是有很高的音乐造诣的。

西汉初年，四川东北部地区有賨人（板盾蛮），勇健好歌舞。汉高祖刘邦为平定“三秦”，以勇猛善战的賨人作前锋。賨人不仅勇猛善战，因其风俗善舞，即使在作战过程中也要以舞助战，令刘邦很是喜欢。战争结束后，刘邦便命乐工学习、改编了賨人的舞蹈，并命名为“巴渝舞”。巴渝舞是汉代著名杂舞，后传入宫廷成为宫廷重要舞蹈，用来在宫廷宴会上表演军旅战斗的场面，歌颂帝王的功德。

据《汉书·礼乐志》记载，表演巴渝舞时，舞者自披盔甲，手持矛、弩箭，口唱賨人古老战歌，乐舞交作，边歌边舞，巴渝舞是群舞，舞者有36人。[18] 据《风俗通》记载，巴渝舞的伴奏乐器以铜鼓为主，配合击磬、摇鼗、抚琴，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等4篇。其歌词未能保留，《风俗通》说是因为“其辞最古，莫晓句读”，[19]当系用賨人土语演唱。巴渝舞发展到魏晋，已完全变成庙堂祭祀、歌功颂德性质的舞蹈。

由是，从考古发现大量的汉代说唱俑及这些零星的记载可知，汉代时的四川音乐很普及，且具有较高水准。

本篇责任编辑钱芳

参考文献：

[1]班固. 食货志下[M]//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

[2]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陶俑卷）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3] 2016年逛国家博物馆笔记[EB/OL].（2016-03-14）[2017-08-22].http：//www.mafengwo.cn/i/5432233.html.

[4]魏学峰.四川陶俑艺术[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

[5]新都博物馆：说唱俑镌刻汉代市井生活密码[N]. 四川日报， 2016-12-6.

[6]民族声乐. http：//baike.sogou.com/v11259516.htm.

[7]黄建军. 成相篇[M]//荀子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8]王锳，王天海.反质篇[M]//说苑译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9]滑稽列传[M]//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