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戏剧文本研究综述

时间：2024-05-20

曹禺戏剧文本研究，自其处女作《雷雨》的问世就已开始了。一篇署名伯克的文章《〈雷雨〉——孤松演出批评》[1]对《雷雨》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的演出进行评论，这可能是国内曹禺戏剧研究最早的一篇文章。刘西渭（李健吾）的《〈雷雨〉——曹禺先生作》[2]则是较早一篇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文章。刘文重点论述了《雷雨》的“命运观念”和蘩漪性格的内涵，认为《雷雨》虽然是处女作，却是“一个内行人的制作”。此后，曹禺戏剧文本研究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在所有曹禺戏剧文本研究的文章中，《雷雨》占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这其中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可以说是第一部关于《雷雨》人物的专题论著，也是曹禺剧作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全面分析《雷雨》剧中的8个角色，它的问世填补了曹禺剧作研究的一项空白。钱谷融之所以把人物形象作为研究对象，这同他所力主的“文学是人学”的美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他主张作家创作必须从人出发，“不仅要把人当作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该书对每一个人物几乎都是从出场到终场，依次进行全面分析的，通过人物的言行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深入剖析他们的思想、性格、志趣、意向，有时还运用评论者自己的生活经验，补充和发挥剧本未能写到或未及写到的某些情景，使人物形象更加丰富生动，具有立体感。由于作者能深入到人物内心深处，设身处地地体会每个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因而也就能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不断用新颖独到的见解，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更为难得的是该书在充分肯定曹禺在人物塑造方面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之时，也指出《雷雨》存在着的局限和不足。如指出曹禺对周朴园的态度是批判的，但分寸把握不很明确，作家对周萍的态度也“显得过于温和了些”等。[3]

蓝棣之的论文《两个阶级之间的爱情故事——曹禺〈雷雨〉症候分析》，采用“症候分析”的方法，即考察作家创作中的无意识趋向，越过表层，直抵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里层，以作品中出现的各种反常的、悖逆的、含混的、疑难的现象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求这些现象的意义。《雷雨》一剧就有几个令人费解的疑问：周朴园看似“老奸巨滑，诡计多端”，为何被作家写得那么深情款款？繁漪这个阴鸷狰狞的女人让人生厌，为何曹禺竟说她可爱，竟然如此喜爱她？蓝文对作家及作品中的无意识作出分析后认为：周朴园的“老奸巨滑”只是他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是周朴园所属儒家文化体系的无意识，周朴园本人是并不自觉的。此外，曹禺也存在另一种无意识，即政治无意识，它阻挠着曹禺对周朴园的批判，以至于把他写得温情脉脉，手下留情。曹禺之所以认为繁漪可爱是因为作者不知不觉地在繁漪身上寄托了他的梦想：不希望他创作此剧本时的恋人郑秀成为第二个四凤。周冲的生活原型其实就是曹禺本人，曹禺确实爱过四凤这样的姑娘。剧中周冲因四凤另有所爱，而得不到爱情。曹禺写繁漪对于爱的热烈，等于是教育郑秀要向繁漪学习，要郑秀如繁漪那样爱他。正是作家这种无意识趋向，才使得曹禺“不知不觉”中在繁漪身上寄托了他的梦想和渴望。[4]蓝文对《雷雨》的“症候式”解读尽管有待商榷，但其独创性地解决了一些长期悬置不决的难点，或为这种解决提供了线索。

2013年9月，在纪念曹禺先生名剧《雷雨》诞生80周年之际，天津市委宣传部联合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上海戏剧学院等单位在天津曹禺故居纪念馆主办了“纪念《雷雨》诞生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结集《〈雷雨〉八十年》[5]一书，代表了近年来《雷雨》研究的最新成果。田本相高屋建瓴地用“典范性”一词高度概括了《雷雨》在中国话剧历史上的地位，认为这种“典范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曹禺针对五四以来的所谓问题剧潮流而提出一个崭新的戏剧观念——戏剧诗；《雷雨》所蕴含的深刻而广阔的人文主义关怀，对人生，对人，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以及作者对宇宙的憧憬，是其它剧作所未能达到的；《雷雨》树立起一个新的诗化现实主义的典范，这是一个以塑造性格为核心，创造诗意真实，讲究说故事，讲究穿插，讲究场面，既可读又可演的为中国人所情愿接受的话剧范式；《雷雨》的典范性，在于它提供了最佳的范例和最佳的经验，那就是以他人的金线制成自己的衣裳。田本相认为《雷雨》的成功是偶然的，但它却是为时代所孕育，为历史所积累的结晶。曹禺那种十年磨一剑的创造精神，让他登上了中国话剧历史的一个巅峰。刘家思认为《雷雨》作为一部划时代的经典戏剧，它的成功与曹禺精心构设戏剧情境有密切关系。曹禺通过创设郁闷压抑、紧张激烈而又充满诗意的戏剧情境，营造了强烈的剧场性，形成了一种很强的艺术张力。刘卫东则回溯历史，探讨了1960年代关于《雷雨》人物的论争，他认为这场论争的实质是“如何塑造和评价作品中的人物”，很快，“写英雄”等理论席卷而来，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而钱谷融等学者讨论的问题不再被提及。这场论争其实并不复杂，这也从反面论证了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的重要性。

宫宝荣通过戏剧符号学的行动素模式分析发现，《雷雨》虽有五个男人，看似阵容强大，但却无法承担起主体的大任，不足以支撑起全剧的行动。相反，全剧行动的主体不是男性人物，而是女性。全剧意志最为坚定、行动最为明确、最具有主体特征的非蘩漪莫属，她不顾一切地追求自由与爱情，才是整个剧情的真正推动力量。陈焕新同样以女性主义视角审视该剧，认为《雷雨》的核心在于三个女人。汤逸佩则从《雷雨》叙事空间的角度来剖析《雷雨》的经典性，他认为《雷雨》的叙事方法迥然不同于中国传统戏剧，而是源于西方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代话剧。《雷雨》的出现，也必然对中国话剧文学的解读，对中国话剧的舞台演出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汤逸佩指出《雷雨》在叙事空间设计上最引人注目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客厅在人物行动中所起到的那种细腻、微妙而且促动心灵的作用，这种空间大视野的建构是曹禺对现代戏剧叙事艺术的杰出贡献，也是他的经典作品之所以能超越时空的重要原因之一。董宸关注的是《雷雨》一剧中的配乐《b小调弥撒》，这是跨类研究的另一收获。

曹禺建国前创作的《日出》《原野》和《北京人》与其处女作《雷雨》并称为曹禺的“四大名著”，其剧作一经问世，就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和喜爱。茅盾、巴金、张庚等纷纷撰文盛赞《日出》，巴金甚至认为《日出》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6]《原野》的评价则备受争议，许多人认为它是一部“失败之作”，其主要原因在于与抗战背景无关、过于西方化，以及主人公仇虎的身份问题。杨晦就在其论文《曹禺论》中直言《原野》是曹禺最失败的作品，因为《原野》“把那样现实的问题，农民复仇的故事，写得那么玄秘，那么抽象，那么鬼气森森，那么远离现实，那么缺乏人间味”。[7]进入新时期后，一些研究者对《原野》一剧进行重新的评价，田本相、胡复丹、唐弢和朱栋霖等学者都给予《原野》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朱栋霖在《论〈原野〉》一文中认为，《原野》保持了《雷雨》和《日出》的艺术特色，又有了新的发展。“《原野》再次发挥了他心灵艺术的特长，他以人物内心深处发出的意志冲突，情感激荡形成内在矛盾、感情波涛的起伏，从而构成戏剧冲突”，“全剧始终汹涌着一股由仇恨、爱恋、凶暴、痛苦交织起来的感情的激流”，“语言凝炼含蓄，包孕着丰富的内心感情，富有内在戏剧动作性”。朱文认为“《原野》在曹禺个人的戏剧创作道路与中国戏剧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8]《北京人》问世同样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关注，茅盾在第一时间就撰文称赞该剧“成功的人物描写，它的对于封建的旧制度和人物的暴露和讽刺”，是曹禺固有的特长，《北京人》中曾家“无色彩的贫血的生活”打击了观众的心灵，使他们战栗、警醒，因此，“决不能估低《北京人》的价值，估低它的社会意义。”[9]

值得注意的是曹禺的《蜕变》一剧很少为人关注。它是一部抗战戏剧，原本是为劳军而创作的，是抗战戏剧中为数不多的佳作，但又是一部歧义纷呈的剧作。马俊山的《从〈蜕变〉的审改看抗战时期国家认同的歧义性》就通过《蜕变》的审改以及剧作主人公梁公仰的身份来阐释《蜕变》屡遭误解的原因。《蜕变》本应歌颂军人的牺牲精神，剧作却主要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造成了剧作主题的“漂移”；主人公梁公仰是国民党官员，身上却有着共产党干部的某些品质，这种不伦不类的身份，造成意指和能指的错位和仳离，使得梁公仰在接受过程中常被误读误解。《蜕变》中存在的国家化和市民化的矛盾，招致了两方面的不满：国民党官方嫌它民间气息太重，而市民观众认为它过于国家化、理想化。尽管如此，《蜕变》的出现，“预示着抗战后期的话剧创作将逐渐摆脱政治国家的思想束缚，步入一个市民化、生活化的新时期。”[10]

曹禺以其建国前的代表作《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等剧蜚声剧坛，解放后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之余创作了《明朗的天》《胆剑篇》（与于是之、梅阡合作）和《王昭君》等剧。这些剧作的成就、地位如何，学界少有论及。倪宗武的论文《试论曹禺建国后的戏剧创作》对此做出了评价。倪文认为，建国之后的曹禺始终倾心于艺术的追求，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矛盾冲突的建构与戏剧语言的提炼，具有戏剧性，又富文学色彩，为新中国剧坛增添了光彩。但他建国后的这几部作品有更加“强烈的创作使命感与鲜明的思想性”，每部作品都“染上了浓烈的、时代的与政治的色彩”。其原因在于曹禺建国前后的创作心态不同：建国前创作心态自由奔放、激情澎湃；建国后慎重、拘谨，更多的是以理性的思考替代了感情的冲动。论文最后提请广大艺术工作者思考直接关系着中国戏剧的成败与命运的两大问题——知识分子定位问题和创作自由问题。[11]

新时期以来，曹禺戏剧文本总体研究方面出现一批重量级的学术著作，其中较为突出的有田本相的《曹禺剧作论》、[12]孙庆升的《曹禺论》、[13]钱理群的《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4]朱栋霖的《论曹禺的戏剧创作》和《情感的憧憬与发酵》、[15]王晓华的《压抑与憧憬——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16]邹红的《曹禺剧作散论》、[17]刘家思的《苦闷者的理想与期待——曹禺戏剧形态学研究》和《曹禺的戏剧人生与艺术》等。[18]

田本相的《曹禺剧作论》是国内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曹禺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以曹禺一生创作的9部主要的剧作为论述的对象，对其作了系统、详尽的分析，特别对《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剧作，就其思想深度、艺术成就、人物典型、艺术风格等作了深入的研究。作者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围绕曹禺的创作个性、现实主义、典型形象、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的形成等论题，展开对曹禺剧作及其创作道路的研究，揭示了曹禺创作不断升华的历程。该书观点鲜明，有不少独创的见解。朱栋霖的《论曹禺的戏剧创作》原是其1981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后经修改成书。该书主要从曹禺剧作的“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追求个性解放”的一贯主题；具有鲜明的严肃探索与执着追求的创作个性；注重冲突与心灵交锋；既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又具有个人独创性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的。钱理群的《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从曹禺戏剧文本的重新阐释、曹禺戏剧的接受史、曹禺戏剧的演出史三个方面，对作品进行了解读，还对曹禺的精神世界作出深入而细致的“心灵的探寻”。钱理群发现了曹禺身上显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难免的人性的弱点，他的历史选择与生存状态、生存困境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和典型性，这也是钱理群之所以研究曹禺的目的所在。王晓华的《压抑与憧憬——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主要从曹禺戏剧文本“深层结构”中“世道”与“人”之间的选择与被选择关系的变化，从曹禺本人心理结构的特征来阐释曹禺个性的毁灭、精神的萎缩，并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一代知识分子精神的衰落。刘家思的《苦闷者的理想与期待——曹禺戏剧形态学研究》，分别从英雄神话原型角度论述曹禺戏剧的历史承继形态，从人物形象的配置与塑造角度论述曹禺戏剧人物的表现形态，从讽刺艺术角度论述曹禺戏剧风格的形态特征。

曹禺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一生创作与改编的剧本只有十余部，但是曹禺戏剧的研究论文及论著却汗牛充栋，不可胜数。相关研究内容涉及曹禺戏剧总体研究、曹禺创作心理研究、曹禺戏剧文本研究、曹禺戏剧比较与接受研究、曹禺戏剧的改编与演出研究、曹禺戏剧的版本变迁研究、曹禺剧作的表、导演研究、曹禺改译剧和戏剧翻译研究、曹禺的戏剧教育和戏剧管理思想研究等等。曹禺戏剧研究是随着《雷雨》的发表与上演而开始的，虽然历经80多个春秋，但曹禺戏剧仍然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注意，曹禺戏剧研究的步伐也从未停歇，还有很多学术弱区和盲区有待研究者去深入挖掘，这真可谓是“说不尽的曹禺”。

注释：

[1]伯克.《雷雨》——孤松演出批评[N].益世报,1935-8-19

[2]刘西渭（李健吾）.《雷雨》--曹禺先生作[N].大公报,1935-8-31

[3]钱谷融.《雷雨》人物谈[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4]蓝棣之.两个阶级之间的爱情故事——曹禺《雷雨》症候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1999（1）

[5]耿发起.田本相.宋宝珍编.《雷雨》八十年[M].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这两段观点均选自该书。

[6]巴金.雄壮的景象[N].天津大公报,1937-1-1

[7]杨晦.曹禺论[J].青年文艺,1944,1(4)

[8]朱栋霖.论《原野》[J].文学评论丛刊，1985，（23）

[9]茅盾.读《北京人》[N].香港大公报,1941-12-6

[10]马俊山.从《蜕变》的审改看抗战时期国家认同的歧义性[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4）

[11]倪宗武.试论曹禺建国后的戏剧创作[J].福建论坛,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