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邹一了 讲师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上海 201620
笔者于2015年10月赴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访学一个月时间,寄宿在普通英国家庭,并利用周末时间游历十多个城市,参观了五十多个文博场馆,及英国科教所得的感受和体验,受益匪浅。
工业革命时期,大英帝国作为“世界工厂”曾经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后来渐渐失去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英国另辟蹊径,最早提出了“创意产业”理念,198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工业路径文件》将创意产业定义为“源于个人创造力与技能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取用具有创造财富并增加就业潜力的活动。”[1]
对英国教育产业化曾有所耳闻,笔者还是被产业化规模深深震撼,诺丁汉拥有约30万城市人口,仅诺丁汉大学和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两所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已经超过5万,占城市总人口的1/6以上。虽然体量这样庞大,英国的教育产业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准,学校、企业、政府、机构和公众之间的良好互动是英国教育的一大特色,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以注重教学质量、注重实践而著称,注重国际交流,不仅拥有国际生源和教师团队,更与全球六千多家企业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因而实习率全英第一,是最受欢迎的大学之一。其中艺术和设计学院是全英国最历史悠久的设计学院之一,与中央圣马丁(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齐名,与业界的合作十分紧密,教师的研究都是与企业、合作院校共同完成的。这些都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情况非常类似,然而教师研究方式却有很大的不同,在产业链中的定位也非常不同。
艺术和设计学院国际时尚品牌营销专业的安东尼·肯特(Anthony Kent)教授是笔者的访学导师,被学生称为神奇的导师(amazing adviser),同时也是多位访问学者的邀请人,大家在他的工作室共同交流学习。安东尼教授研究方向是信息时代的实体销售空间与销售模式,他受邀请参与一个面料生产企业的百年庆典活动策划的项目,与国内许多设计院校直接参与策划、设计、执行等不一样,教授选择的是前期市场研究。当被问及研究方法时,安东尼教授觉得阅读、访问等传统的方式就非常有效,研究者们在学校可以查阅历年的所有文献和整个行业的零售业数据,也可以对品牌用户进行各种形式的深访。深入大量的研究工作是国内大学与企业项目合作时所缺乏的。
参照国内设计学院的项目制或是实践类教学,虽然也特别强调实用,然而其实更注重“用”而不够“实”,用行业执行的标准来衡量教学成果难免会有“马上就能用”、“看起来好用”等偏差。前期对品牌和用户的深入调研足够“实”,才能在策划过程中真的能“用”,放任初学者去凭空奇思妙想其实是不“实”是不能“用”的。所以求“实”的学生们非常自觉的努力深入调研和思考,在尝试中找到从根本上创新的方法;而一些不停向他人证明:“我很努力”、“我在成为你们想要的样子”的学生则显得舍本逐末了。
学校应该怎样面对社会和企业对本科教育“教出来的人没法用”的质疑呢?学生在大学期间就能完成达到行业标准的成熟设计是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呢?国内的革新每日轰轰烈烈,每时都有新“作为”,曾经有形象地比喻许多所谓创新,像举着刀子戳果冻,抖动的动静很大,过后并无改变。这样的举动并不像西方的革新,直接用刀子切开果冻看看核心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学校若对“可用之才”有着自信的标准,就不会被各种声音扰乱思路,坚定务实的贯彻培养方案,而不用朝令夕改乱投医。
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是研究型的顶尖名校,2014年被《泰晤士日报》评为“全英最好的校园大学”,拥有全球领先的科研成果,比起国际知名度在英国本土享有更隆的声誉。这类研究型的大学有与之配套的实验室,在领衔教授的指导下,主要研究任务是聘请专业的研究人员来完成的工作,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都会参与其中。
理学院计算机科学专业皮特·霍尔(Peter Hall)教授领衔的计算机视觉研究实验室,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各种艺术绘画作品的目标检测识别”。霍尔教授认为目前用计算机识别人脸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那么用计算机识别艺术绘画作品中的形象应该是非常有趣的尝试。研究人员已经花了两三年时间在这个课题上,目前并没有重大突破。研究人员采用传统的图像分类(bow)和直接标识(DPM)的方法,每天看行业文章,思考自己的方法,编程实现,然后根据实验结果撰写报告和文章,这样日复一日地不断尝试。当被问及这样的研究有什么用的时候,研究者沉思了一下说,这是探索性的研究,是为了开拓未知的领域,并不是为了实现某项用途而做的研究,他们也想象不出这样的研究成果将会有什么样的实际用途。当问及已经在研究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素材,为什么不换种方式结题,研究者微笑着说不能结题就不结啊,关键还是想要实现当初的假想。
爱因斯坦认为人类的所有理性抽象思考,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想象力,这也是西方研究和教育中最重视保护的部分,也是目前中国教育中比较忽视的部分,是被视为有趣但是“无用”的东西。为想象而努力更是“无用”的,不切实际是不被鼓励的。
进入寄住英国家庭的时候,家里19岁的女儿Lzzy独自一人在家,简单准备隔天的早饭和午饭,她下午出去工作了,第二天上午才能回家,工作内容是照顾和治疗有脑部损伤和疾病的人。每次Lzzy工作完回到家都累得精疲力竭,每周不仅要工作三至四天,还要花一天的时间深入学习。在后来的交谈中得知,因为Lzzy报考的大学,特别护理专业需要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所以她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了工作和学习,也将用自己积攒的工资来支付学费。国内的很多大学生读着父母挑选的专业,花着父母的学费和生活费,毫无目标地完成学习任务求个毕业证。而Lzzy说她在朋友们中不算特别独立的,许多同龄人已经自己经济独立离开父母独自居住了。
我们可以想象经过如此艰苦的准备,当Lzzy进入梦想的大学,会更加努力地自主学习。英国的许多大学在国内的招生广告都会把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作为重要选项。然而,很多英国的年轻人在成年的过程中已经学会独立思考,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学校知道应该选择怎样的学生,怎样去培养成为可用的人才,学生知道应该追求怎样的人生,放在英国的大环境中,这看起来是一件非常简单且理所当然的事情。培养一个“有用”的人才,不只是学校的任务,在英国整个社会、家庭、各类机构、企业和学校一起承当了教育的责任。
据说Lzzy家里的孩子们小时候在博物馆和美术馆能呆一整天,直到关门才肯出来,Lzzy高中时候在艺术选修课上通宵达旦,完成的画册里有非常精彩的原创画作,并不输给国内的大学生作品。
历史上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就诞生在英国,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是英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每一个中型以上城市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博物馆,仅首都伦敦就拥有200座以上的文博场馆。每个城市至少拥有两个综合类博物馆和美术馆,与学校共同承担艺术与科学通识教育责任。另外,拥有各种特色博物馆向游客和市民展示本地的特色文化与历史,无形中成为旅游与教育这两大英国支柱产业的有力保障。到底是成为做研究的象牙塔还是成为娱乐大众的迪斯尼乐园,这种纠结状况与美国博物馆有所不同,英国博物馆从建立至今一直坚持将教育作为核心功能。
英国博物馆以真实展示自然与历史,启发观众观察与思考为己任,非常注重观众的意见与建议。在巴斯的罗马浴场,博物馆甚至提供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版本的观众调查问卷。
观众之间的观点交流也备受重视,几乎每个英国博物馆都在结束前放置互动区,收集和分享观众的观点、作品。曼彻斯特的人民历史博物馆(People's History Museum)主要展示的是英国的民主发展历程和劳动人民的工作场景。入口长廊目录性地展示着:一直都有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鞋匠的权益”“女性投票权”等等,在出口处观众可以用手写笔记本或互动屏幕留下自己认为值得为之而奋斗的理念。约克的城堡博物馆(York Castle Museum),“战争1914”(the war in 1914)展区尾厅的黑板墙面上密密麻麻地布满观众留言,发表自己对于战争的看法。
英国特色的博物馆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英国教育委员会1931年颁布《公共博物馆与公共教育机构不断增加的合作可能性备忘录》,1988颁布“国家课程”,规定英国博物馆需要针对不同学龄青少年,根据相应的课程要求来制定各类博物馆课程和活动。)笔者在伯明翰科学博物馆(Think tank)看到学生们在导览员带领下观看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动机是怎么运转的。在诺丁汉正义博物馆(Justice Gallery)看到小学生们看完展览后在导览员的组织下讨论犯人是否应判有罪的课题,无论同学的结论是什么,主动发表意见都是被尊重和赞赏的。在伦敦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看到中学生在美术老师的带领下席地临摹印度的织物纹样,老师要求他们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展品来表现,并阐述喜欢的原因。
我们从博物馆课程能看到,公民被培养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和了解真实的世界,不止于书本;用自己的思维来理解事物,不止于教条;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想法,不止于常法。观察感受、理解思考、创新实现这些能力是综合一体的,是一点一滴日积月累的。英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创意产业和教育产业强国,因为整个社会在“无用”之处做了许多功夫。
美学大师朱光潜将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分为三种: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2]其中美感的态度最受其赞赏。
人与世间万物一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人抱着实用的态度是由于人的第一大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人为了解决生存而有竞争意识,因而会研究如何利用环境,若生长于动荡无法自控的环境,对于生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人们自然而然会选择实用的态度。朱光潜认为人对事物的爱憎取决于对我们是有益还是有害,亦或无关痛痒。
对于研究教育若能抱着求“实”的心态,实用主义亦无不可。同是“实用”,“不实且用”比“求实而用”要危险的多了。与诺丁汉纽伦特大学的项目相比较,同样是活动策划,“用”的目的到底是为企业、用户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与参照,还是按照甲方诉求完成项目在成绩单和履历上添加一笔,“为”的方式会不同,结果也会不同。
科学的态度与实用的态度不同,需要摒弃个人喜恶情感,放弃个人成见偏见,追求纯粹客观的理论,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这与“实用”的态度是相对的,“理论本来可以见诸于实用,但是科学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科学的态度对于研究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人们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受到专业教育与训练,更容易愿意为了求“真”而付出“无用”的努力,甚至为了求“真”放弃“实用”的选项。
朱光潜认为不计较实用,摒弃主观的意志与欲念,不执着于科学的逻辑与推理,脱去主主观意念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就是“直觉”,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殊途同归的将“无功利的沉思”——朱光潜翻译为“无所为而为的玩索”(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视为“至高的善”。英国哲学家夏夫兹博里(Shaftesbury 1671-1773)提出了现代美学中的“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概念,经过康德、叔本华、克罗齐等理论家的反复论述,已成为现代美学的一个关键词。[3]对应大家熟知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我们猜测极可能在人们在满足生存,解决温饱,受到尊重之后,才能逐渐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无功利性”。
就“用”的狭义来说,美是最没有意义的。然而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教育先驱者甚至将教育中的美育作为救国之道,王国维将教育之事分为三部:智育、德育、美育,认为“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4]蔡元培甚至提出了“美育救国”的理念,他在《教育大辞书》中说道“一类计较厉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为国之德属于此,赖智者之助也。又一方面,不顾福祸,不计生死,以热烈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人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也。”
《道德经》第四十三章中说道“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我们权且认为是说天下难得有比不发号训戒的教导,不做强而为之的动作更好的事情。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学生是社会共同教育的产物,我们常说“科教兴国”,已先削弱了研究和教育的“去功利性”。功利的社会、功利的学校必然造就功利的科研项成果和功利的教育产品。就表面看起来研究、教育对国家是最无用的,美育教育对于教育又是最无用的,然而表面看起来最无用的事情却是最有用的,于个人于国家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