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论随笔两则

王登科

荣宝斋书法院院长、荣宝斋《艺术品》期刊主编

1.“大率书有三戒：初学分布，戒不均与欹；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能纯熟，戒狂怪与俗。若不均且欹，如耳目口鼻，窄阔长促，邪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与滞，如土塑木雕，不说不笑，板定固窒，无生气矣。狂怪与俗，如醉酒巫风，丐儿村汉，胡行乱语，颠仆丑陋矣。”（项穆《书法雅言》）

在以儒家文艺观主宰的书法史潮流中，始终将人生的格调与艺术做等量齐观，事实上，也一直将二者看成是事情的表里，即心与手。这里项穆关于书法学习的“三戒”正是为习书过程的基本三要素。

在这个条理清晰的过程中，项穆将书法学习过程用“学分布、知规矩、能纯熟”来表达。而戒之者又用“不均与欹”“不活与滞”“狂怪与俗”来体现。如果我们抛开前文，单看这语境，恐怕还以为这是讲人生之成长。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突出特色。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就艺谈艺”，而总是会以人生为底色，从心灵作缘起，体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为“人生而艺术”的多元视野和格局。

准确地说，在中国文化精神的理想中，一切的“游于艺”最终还是要回到成为“君子”的途径上，而成为“君子”的首要便是“修心”。那么，写字可能便是最好的“借手修心”的方式。所以写什么样的字，修什么样的心，这关乎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做什么样人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项穆如此把握书法的这些规矩，事实上，这是在捍卫文化的道统，这一点或许是我们现代人所不可理解和无法想象的。

说到此，大家或许就明了了，即便是当代，人们对于那些江湖书写也是嗤之以鼻的理由了。试想那些“江湖书写”不也正如文中所说的“醉酒巫风，丐儿村汉，胡行乱语、颠仆丑陋”吗？可见这些与“君子之风”背道而驰的人无论古今，都是大有人在的。

事实证明，艺术的问题的确不仅仅是艺术的问题，它攸关“世道人心”，所以还是要居中道为好。断不可以以追求自由和所谓“个性解放”为理由去“装疯卖傻”，艺术应该是庄严与温暖的代名词。

2.“书以笔为质，以墨为文。凡物之文见乎外者，无不以质有其内也。”（刘熙载《艺概·书概》）

在此，刘氏将笔与墨分别与书的“质”与“文”相联属，贴切得妙不可言，这也正是刘氏高瞻的视野和与众不同的地方，同时反映出了他以儒家思想为审美主线的“书法观”。

《论语·雍也》作：“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文采；质，质朴；彬彬，乃杂半之貌。朱熹《论语集注》：“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也作：“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孔子在此所说的“文”是指合乎礼的外在修为，“质”指内在的“仁性”。只有具备了内在“仁”的品格，同时又能合乎于“礼”，这样才能成为“君子”。可见，“文”与“质”的关系也正是“礼”与“仁”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

那么刘熙载关于“书以笔为质，以墨为文”的讲法，则完全是这种“文质观”的延展和应用。

笔与墨、心与手、质与文，这些看起来有些“玄妙”的概念，如果你仔细去体会其中的话，它们又是特别平实的道理。心托寄给手，手借乎笔，笔又以墨来氤氲而成，那么最终所呈现的仍然是一种心灵图式。只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是最为重要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之下的书法艺术，它的审美和追求，都离不开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完善人格、格物致知是所有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当然，成为“君子”更是一种具体的愿景与目标。

所以，准确地说，中国书法艺术所追求的审美极致也正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风”。

当然，新的时代自有新的属于“君子”的标准。但由于书法特别的文化属性，会使得它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段，都会显得比其他艺术更“固执”和“顽固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