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篆书、篆刻的两点反思

◇ 邹涛

一、“印宗秦汉”与篆书学习

这两年，应某出版社之邀，为《书法篆刻讲座》系列丛书撰写《篆书八讲》一册。因为写篆书，少不了对篆书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包括汉以前和唐以后两大部分。为什么这么分呢？因为自汉字起源，直至汉代篆隶交接，至少一千五百年以上的文字历史，都是“篆书”史，从甲骨文、商周金文、春秋战国列国文字（这些统称为“大篆”），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篆书 “小篆”，直到汉代渐渐篆隶融合，最后被淘汰出实用文字范畴，而在其他领域沿用。篆书在汉代被隶书取代，脱离了日常实用，越来越沉寂，直到唐代李阳冰将其作为一个古老的书体重新发掘，进入书法艺术的创作范畴。李阳冰好古，师法秦相李斯，入古出新，得到了当时书法界乃至历代书法评论家们的赞许。颜真卿写碑，也要专门指定李阳冰为其以篆书题额，著名的有《颜氏家庙碑》题额，可见其篆书影响力之大。李阳冰之后，篆书基本上都在李阳冰的体系之下，日渐式微。清中期邓石如师法李阳冰，又上追秦汉，使得篆书创作获得了新意。确切说，邓石如也依旧是李斯、李阳冰一路的小篆体系，吴昌硕才真正打破小篆的篆书概念，师法战国《石鼓文》、西周《散氏盘》等，开阔了清代篆书的领域。书法界通常说，汉以前的篆书，是文字实用性质的书体，属于日常书写文字；李阳冰以及清代篆书，才是以书法艺术的自觉为前提的书体。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篆书分成“汉以前的实用性书体”和唐以后的书法艺术性书体。这样分好像也没什么不对，类似于篆刻艺术史，把元明发展起来的文人刻印称为“篆刻艺术”，而历朝历代的印章历史称为“印史”。

图1 《皇帝信玺》封泥(附实物正面、背面照）现藏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

那么，问题来了，篆刻界，元明以来提倡“印宗秦汉”。学习篆刻，都必须学习“秦汉印章”，这理论在篆刻界属于“无等等咒”，对此，应该没什么人会提出异议。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战国秦汉玺印出自工匠之手，一如彼时的篆书，不是某个书法家的艺术创作，但依然尊崇秦汉，视秦汉印人为无名“艺术家”。纵观那时的印章，几乎每一方都富有艺术气息，是我们这些篆刻家们所向往、追求的“古趣”，因此，秦汉印章，乃至战国古玺，都是我们学习篆刻所取法的宝藏。

篆书界是不是也“篆宗秦汉”或“篆宗三代吉金”呢？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只要看一看书坛的各种展览可知，模仿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莫友芝等清人篆书，或近、当代的某个书家的作品是篆书“创作”的常态。其实，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他们都是师法秦汉，他们的艺术观和方法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篆刻界在倡导的“印宗秦汉”之后，于清代还推出了“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理论，篆刻家们除了刻印外，必须书印结合，相辅相成，共同进步。试看清以来有成就的篆书家，基本上都是篆刻家。当代有成就的篆书大家，也大多是篆刻大家，他们开阔视野，上溯商周金文、春秋战国文字、秦汉篆书等古典，在清代篆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走出了自己的篆书艺术之路。这可以说是“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理论的现实意义。“篆宗秦汉”，“篆宗商周、春秋战国”，“古为今用”，化古为己，这当是篆书学习的正道。

当今书坛已经全面进入“艺术创作”范畴，篆书的艺术创作属性正在被深入挖掘。其中原因之一，如王镛先生所说的，五体中篆书最具有可塑性：篆书文字结构中线条的长短、字形的方圆，直线、斜线、弧线等种种组合、变化，无穷无尽。远古的青铜器铭文、玺印、瓦当、权量、镜灯等文字，早已展现过它们的自由自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清晰地了解篆书的时代脉络，从中取法，在师古与现代美意识中发挥出书法家们的聪明才智。我相信，真正意义上的“篆书艺术”时代已经到来，前景十分广阔。

二、“印宗秦汉”与“印宗隋唐”

前面谈到，篆刻界的重要理论之一是“印宗秦汉”。篆刻界把篆刻艺术的学习目标放到了“秦汉印章”上，视秦汉“工匠”的制作为高雅、为经典，这是篆刻界的先知先觉。

图2 [隋]永兴郡印

图3 [唐]尚书吏部告身之印

图5 [北周]天元皇太后玺

“印宗秦汉”就是以秦汉印为学习的范本。在一般人眼里的秦汉印，就是把秦汉的古印钤盖于纸上，做成印谱，也就是大家所见到的各种公私所藏《秦汉玺印印谱》。最著名的有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谱》，收印一万余方，以秦汉官私印为主。据韩天衡先生的考证，印谱始于北宋，那之后，人们所看到的秦汉印就是印章钤于纸面上的印样，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白文印、朱文印，或者说阴文和阳文。可是，诸位想到了没有，秦汉印当时所钤盖的是啥样子？是印谱上的印章式样吗？不是。秦汉印章是钤盖在特殊的泥上，用作竹木简牍文书的泥封，也就是将文书简牍捆扎好，在捆扎的结上填入专用泥块，再在泥块上钤盖印章，防止别人拆封，这就是“封泥”（图1，西汉《皇帝信玺》）。

汉代刚刚发明纸张，还没有得到普及，当然也没有把秦汉印钤盖于纸张上的实例，印章的用途除了证明身份外，实际钤盖只限于封泥。大量的封泥实物和秦汉魏晋竹木简牍可以印证这个历史事实。没有钤盖到纸张上，当然也没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印谱。宋代印谱出现，然后人们开始认识了秦汉印的式样，但也误导了人们对秦汉印钤盖封泥的真实认识。印谱出现以后的千余年来，人们只注意到了钤盖于纸上的朱文白文，却忽略了封泥本身。而封泥却是与纸张所呈现的朱白文正好相反的视觉效果，印谱上那些阴文，封泥却是阳文，那才是秦汉时代应该有的实际状态，被历史忽视了一千余年。

印章在纸上的钤盖始于何时？目前尚不能有确切的记载，敦煌出土经卷、文献上有印章钤盖的实例，有寺院专用印、文献官文官印等。寺院印，比如隋代《永兴郡印》（图2）、唐代《三界寺藏经》等，类似于今日的收藏印；而官文用印，就如同秦汉印官印封泥。有年号的，比如开元廿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落款的文书钤盖的《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图3），这让我想起徐浩《朱巨川告身帖》、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图4）上钤盖的《尚书吏部告身之印》。从敦煌出土写经、文献等资料上所见的印章，或钤墨，或钤朱，方形、长方形的多种式样，绝大多数用印都是阳文印，这与封泥的呈现是一样的。公文印，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印章的钤盖是覆盖性的，也就是说，把印章不留余地地盖在了有年月日、名字等特殊文字的地方，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防止别人更改，与封泥防止简牍被拆开的属性一样。

除了敦煌文献上所钤盖的实物外，各个博物馆以及众多的公私藏家藏有大量的隋唐印章实物，也都是阳文印章，以方形为主，部分长方形印，尺寸普遍远远大于秦汉印，以5.3厘米左右方形为多，这也透露出诸多信息，如印章巨大化与钤盖方式、用途有关，之前是封泥，太大了有碍封泥的完整保护，加之佩带也不方便，因此秦汉官印一直在方寸间，2.3厘米至2.5厘米（烙马印除外）。直到南北朝后期，渐渐开始巨大化，有个别的达到3.2厘米左右。

南北朝北周武德皇后墓出土了一方大型金印《天元皇太后玺》（图5），宽4.45厘米，长4.55厘米，獬钮，阳文。这方印的制作，大约在北周武帝迎娶武德皇后（568）至武帝驾崩（578）年间。它的出土让我们可以清晰地判断，巨型阳文印发源不晚于南北朝时期，朱文印显然是用于钤盖纸张的，区别于之前的封泥用印。南北朝时期当是印章制度的转折点，而隋唐起，大型阳文印开始普及，渐渐流行开来。在我看来，这是印章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或者说是印章史上的第一次革命。

隋唐官文、藏书印类的实物多见，个人书画作品上的钤盖名印，当是宋代的事，苏东坡、米芾、宋徽宗等，皆有实物传世。之后，书画作品落款钤印成了一种必须，流行至今。

图4 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局部

邹涛 凿山骨（附边款）2.7cm×2.7cm 2020年

邹涛 拟北魏如来立像 19cm×7cm 2019年

邹涛 五尊像（附边款）6.3cm×6cm 2019年

邹涛 外乡邹涛章（附印面、边款）3.1cm×3.1cm 2021年

邹涛 篆书杜甫饮中八仙歌 68cm×90cm 纸本

宋人好古、好事，把古人传世、出土的印章，在纸上钤拓下来，编辑成书，就是我们今日所谓的“印谱”，从此，世人通过印谱遥想秦汉古印的风貌。起初，大家对先秦古玺并不知晓，所能辨识的也只有秦汉古印。也因此，宋以后仿古之士都把学习的目标定为秦汉。“印宗秦汉”便成了学习古印的正宗。当然，所依据的是纸面上的印谱。于是，所刻的仿汉之作有了阴文（白文），而实际隋唐传下来的阳文印，因其历史的短浅，而为文人们所不齿，一直被拒之于文人篆刻艺术之外，贬抑之。可以说，印谱的出现传播了古代秦汉印章乃至先秦古玺的历史文明，同时也将文人们引导到了与秦汉封泥正好相反的路上，用现在的流行语，把大家带沟里了。

试想，秦汉印钤于封泥是阳文，钤于纸面是阴文。那时的认识大多局限于印谱，而未曾想过秦汉印从未钤于纸面而用于封泥。实际上，真正发现封泥、研究封泥，都是清代晚期的事，离宋代印谱传播已然过去了近千年。

宋元好古之士，还没有能力自己刻制印章，因此往往请工匠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刻制。王冕、文彭始用花乳石制印（以石材制印，其实早在汉代就有，只不过都属随葬品，不属于正规印章，也没有流行开来而已)。文彭以后，何震发扬光大，又将所刻印章编成印谱，于是渐渐流行开来。这是印章史上一项重大变革，我称之为印章史上继隋唐钤纸而产生的巨型阳文印以来的第二次革命。

从此，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其中，限于地域的局限，以及封建师徒传授方式的局限，门派观念开始形成，皖派、浙派等流派不断兴衰，在明中期以后的数百年间，创造出了众多的篆刻家。浙皖两派之后，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各家登峰造极，巅峰林立，篆刻艺术随之丰富多彩。明清印章在官样僵板的制印体制外，发展出了一条以石印为材质的新的历史，这便是流派印的历史。

由于印谱的普及、传播，以及一直以来对古代印章发展历史缺乏足够的认识，加之篆刻家们很少能够真正研究秦汉印、隋唐印实物，因此，认识局限于“印宗秦汉”，确切说是“印宗印谱上的秦汉”。这是值得我们今后认真研究和反思的。

秦汉印当然值得篆刻家们学习，先秦古玺也值得学习，那些古代玺印都是印章历史上的经典，是那个时代的艺术杰作。与此同时，隋唐印是真正钤盖于纸张上的印章，也是古代印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样值得认真学习，对创作巨型阳文印有非常重要的启迪、借鉴意义。隋唐印中不乏精彩制作，艺术性值得当代乃至今后的发掘。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以为，“印宗秦汉”的同时，还有必要“印宗隋唐”。

当然，“古为今用”，学习古典，不能只是模仿，而是入古出新，“书从印入，印从书出”，与古为新。

邹涛 虎跳峡 72.7cm×91cm 绢本设色 2012年

邹涛 黄河颂·壶口瀑布 91.2cm×117cm 绢本设色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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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涛 寸金难买寸光阴（附边款、印面）6cm×4.6cm 2020年

邹涛 篆书吴昌硕诗 180cm×90cm 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