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与权变：王铎的“文语”（第七讲）

◇ 主讲人：薛龙春

◇ 时 间：2017年12月29日18：30—20：30

◇ 地 点：湖北美术学院（江夏校区）

第七讲主讲人

在王铎（1593—1652）的传世作品中，有一类特殊的内容，有些是他的独白，有些则是与他人的倾谈，日本学者最早称之为“文语”。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王铎文语的文本特色及文本对书法形式的影响。

一

王铎的文语作品，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所处环境及心绪的记录，如《燕矶书事文语》云：“吾洛与津为寇破，幸在山岩，渡河南行，雪冰涩梗，及至白门，氛祲复逮，船中琴书如蜗牛角，丈夫何地不可栖，龙湫、雁宕可为莬裘之处。”这件作品书于崇祯癸未（1643）二月，时王铎因家乡孟津为李自成农民军攻破，自河南新乡一路南行避乱至于南京，而此时战乱已开始向南方蔓延，蜗居在小船上，王铎感叹无所栖身，计划继续南下浙江。这是王铎其时境况与心绪的记录。这件作品没有署上款，或为王铎拨闷之作。

在友人聚会时，王铎也经常应人之请作书。除了书写自作诗或是临帖，也有记录环境与心态的文语作品。如顺治丙戌（1646）正月《东俾公文语》记其在友人侯佐（东俾）斋中一气写了十多件条幅，颇为快意，并感叹一年前在南都时，无法有此安闲。又如《辛卯仲春文语》云：“辛卯仲春，烛煌星晦，左携胜友，环以歌姬，逸兴遄发，墨渖淋漓，勃然书此，苍头催去轮返庐，岂知老夫意趣迨畅适处，即在城市，何异吾家濦水缑磵间也。仆夫何知乎？”在友人宴集、歌姬环绕的环境里作书，王铎兴致甚高，而这时候仆人却不断催促他回家，令他颇感嗔怒。这一场合书写的文语通常没有明确的受书人，但有时也会赠给参与聚会的某一位友人，如1651年正月在蔡总戎斋中所书《辛卯一月文语》，就是为在座的倪嘉庆（朴庵）所书。可知王铎记录环境与心境的文语作品除了遣兴，也常常作为应酬友人的礼物。这类文语很像王铎书法作品之后的“跋文”，但是在特殊的应酬场合，它却成了“正文”。

另一类文语，是王铎与他人的谈话或是赠言，其对象多为初识者或未谋面的索书者，内容不外乎赞美与勖励。这些作品都为应酬而作，许多受书人的名字蕴藏于文本至中，而不另写上款。如崇祯己卯（1639）《予年文语》云：“予年十八岁，过中条，至河东书院，忆登高远望，尧封多葱郁之气，今齿渐臻知非，觏吾乡太峰，眉宇带中条烟霞之意，勉而书此，岂非非之为欤。”“太峰”是王铎山西友人阴润（1634年进士）的号，王铎称其为乡人，在落款时也特意署“洪洞”祖籍。在这段文字中，王铎通过对中条山的不同认识，来赞赏阴润不凡的气质。在十八岁的时候，王铎曾在河东书院登高远望，觉得一片葱郁，现在年纪已臻知非，却从阴润身上看到了地域赋予他的烟霞之气。从语气上推断，此时他与阴润结识时间还不长。

王铎为初识或不认识的人创作文语，有时是他们自己向王铎索书，有时则通过中间人。如崇祯九年（1636）夏，王铎在南都掌翰林院事，此时他刚刚认识一位名为华宇的医生，华宇是王铎挚友屈动（1634年进士）的熟人，屈动居间向王铎索书。王铎在文语作品中记录了初识华宇的印象，大抵是与医术相关的套话。从款识“静原亲翁持此求言”可知，华宇所索求的除了书法之外，还有文字，故王铎合二为一，了其心愿。另一件《文吉文语》，为友人张若麒（1631年进士）所代求：“文吉张乡丈作牧二东，闻孚惠，不雕刻其氓，天石屡诩之，梅花佐寿㪺，非私相介也。合群黎欢心聚和为遐耉，其眉寿无害，宁有歇乎？门弟子之祝尚弗如麦丘邑人之弘。”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自己听友人张若麒说登州知府张尚贤（文吉）治民有方，不事苛政。在他生日的时候，不独自己为他祝寿，当地的百姓也都为他祝寿。话锋一转，王铎又用“麦丘之祝”的典故，勉励张氏要更多关心民瘼疾苦。此时王铎和张尚贤并不相识，故起首数字，王铎甚至将张氏作令的地方写成了“汉阴”，后点去重书“二东”。从款识“冬夜率奉”可知，王铎对于这段文字并未精心构思，而是信手酬应。另外一件崇祯庚辰（1640）上元为朱瑗所书《吾闻文语》，由王铎同年进士南居仁代为请索，这件作品的第四个字，也就是其人的名字“瑗”，王铎写成了“援”，后来应该是在南氏的提醒下，王铎点去了这个字，在作品末尾重书，由此可见王铎应酬时漫不经心的态度。

王铎有时将给友人的信札，也写成文语作品。如顺治庚寅（1650）写给河南府推官霍炳（1646年进士）的《问讯文语》，起首四字“问讯吾事”，知王铎收到霍炳询问近况的书信之后，向霍氏报告自己的近况和希望解绶归田的心愿。这本该是一封私人信件，但王铎却将之写成立轴，或许霍炳在信中曾向他索书，王铎以这一形式回应，一举两得。王铎还将给山西某地方官澄澜的一封信，直接写成了扇面。王铎书写这件作品，乃因其弟将往河南，故托为顺路捎带。信中勖勉澄澜丕振纪纲，爱恤民瘼，同时表达了自己期盼隐逸的愿望。这件文语作品，其格式与信札完全一致，只不过写成了一件可以欣赏的扇面。

二

明代中叶以来，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小品文勃然蔚起，自王讷谏万历三十九年（1611）编辑《苏长公小品》与《古今小品》之后，以小品命名的书籍层出不穷。王铎的友人中，王思任（1572—1646）、陈仁锡（1581—1636）都有小品文专书，祁彪佳、张岱更是擅名明末清初的小品文佳手。小品文与高文大册不同，多为作家的乘兴之作，在体裁上不拘一格，偏重于内心真实感受的流露。由于它可深可浅，可雅可俗，短小而不乏隽语，成为人们娱乐闲赏的对象，王铎友人郑超宗（1643年进士）所辑小品，其名称干脆就是《媚幽阁文娱》。在晚明出版业的竞争中，小品文书籍是一种颇受欢迎的消费品。

王铎虽非小品文专家，但他擅长笔记、语录式的文学创作，《拟山园选集》文集所收录《王子》上下卷、《语薮》上下卷、《文丹》等，皆为讨论道德、日用与文学的短文，有的只有十数字。其内容与文语虽略有侧重，但形式大同小异。如《语薮》卷下有一则云：“一日两次八盌粥，对一块石、一幅画、一两枝花、一两卷书，写数行字，饮二三杯酒，夜灯一盏，诵三四佛道经，弹一弄琴，此是自家光阴，不知老之将至。”这是王铎生活态度的自然表白，与王铎崇祯辛巳（1641）九月赠给同年进士苗胙土的《书法文语》同一机杼。王铎友人魏象枢（1617—1687）曾对他的《语薮》所具有的价值表示激赏。这说明，短小而有意致的文句，是其时容易被接受的一种创作方式。因此就文本而言，文语为受书者所认可，毋庸置疑。

以文语应酬友人，王铎有多重考虑。一方面，文语是简便而有意义的应酬方式。王铎对于自己的诗文极为自负，按照他的说法，自己不轻易为他人书写自作诗，除非对方也是这一方面的行家里手，是个“解人”。一般人向他求书，他都以临帖应酬，因此临帖在王铎传世的应酬作品中占有很大的分量。王铎的文语作品除了少量记录环境与心态的内容，基本都是应酬初识者与陌生人。这些人中有前辈也有后生，通过文语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赞美或是勖勉，符合王铎“文以载道”的观念。文语不是正式的文章，不需要周密的考虑与遣词，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既无记诵之劳，也可信手拈来。这样的应酬经常发生在率尔操觚的情境下，而文语简单的写作套路让王铎可以轻松应对。王铎应酬友人的文语写作模式，大致有以下三种：

1．为不认识的人作书：听说他人的介绍+赞赏或勖勉+乐于书写，或是更为简化的：听说他人的介绍+由此及彼+乐于书写；

2．为初识的人作书：见面情景+赞叹或感叹或勖勉；

3．为相对熟悉的友人作书：对方的经历+感叹或赞叹或勖勉。

这些简单的写作套路存于胸中，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取之不竭，用之无穷。因此，文语实为王铎应酬特定对象时简便而有效的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通过文语这一轻松而亲和的方式，王铎也更能拉近受书人与他之间的距离，同时巧妙体现中间人的功劳。王铎的文语作品中，有十多件以“闻”字起首，都是转述中间人对受书人品学与事功的介绍（如前文提到的屈动、张若麒、南居仁等人），当中间人将王铎的作品交给受书人时，他的功劳已经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文语作品除了一件手卷、一件短卷（这两件皆书于应酬场合，或与材料有关，且短卷为刻帖，其原始形态很可能是扇面）、三件扇面之外，其余都是清一色的立轴。王铎很清楚，这些作品将被那些受书人悬挂在厅堂中显要的位置，供前来访问的客人欣赏。文语较为私人化的文字内容，将通过展示而成为公开的信息。折扇虽然无法悬挂装饰，但在社交活动中常常是一重要的道具，传观书法自会经常发生。当人们在观赏王铎的文语时，不可避免要讨论其文本，包括王铎对受书人的赞美与勖励。前者，可视为受书人的荣耀；后者，观众则可借此反观王铎的道德情怀，而那些中间人与二者密切无间的关系，自然也成为人们的话题。文语作品因为文字内容的特殊，不仅延伸了人们的欣赏空间，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读解社交网络、人格、志趣等种种社会文化信息的文本。

三

王铎将给山西某地方官澄澜的一封信，直接写成了扇面。信中勖勉澄澜丕振纪纲，爱恤民瘼，同时表达了自己期盼隐逸的愿望。这件文语作品，其格式与信札完全一致，只不过写成了一件可以欣赏的扇面。

文语这一即兴、简便的应酬方式，也造成王铎此类作品形式上的一些不同寻常之处。一方面，它具有王铎即兴作品所具的种种特色，比如刺激的墨色对比以及由此带来的整体性的节奏感与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黼臣文语》《陈年丈文语》《辛卯一月文语》《辛卯二月文语》《西湖文语》等，都有大量的墨渖晕化的单字，甚至出现墨渖在材料表面横流的现象。这些作品大多书于聚会场合，王铎在友人围观的情形下泼墨挥毫，常常由两人牵拽绫素，自己悬空疾书。这造成墨点淋洒在画面、衣袖摩擦污损画面、墨渖在画面流动等种种特殊的现象。也因为这样的书写方式，许多作品第一行与二、三行，第一、二行与三行，第一、二行与三、四行之间的间距较大，尤其是作品的上部，更为明显，如《纬黄文语》《前辈孟宗伯文语》《记鲁一文语》《书画虽遣怀文语》《我与五弦文语》《闻在吴文语》等。这是因为王铎文语立轴的宽度基本在48—56厘米之间，王铎书写时先立于绫素的右侧，在写第二行或第三行时，改为立于绫素的左侧，站在绫素不同的位置，其审视的角度不同，笔势走向不同，对于他控制行距自然有所影响。

文语在视觉形式上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一些作品的篇章极为紧密，几乎没有留白。这是王铎在书写时并无成稿、即席发挥造成的。换句话说，写到哪里结束，王铎起先并不清楚，也未预先设计整个画面的布局。王铎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绫素结束，文字结束。表现在文本上，我们的阅读常常有戛然而止之感，如《莱州文语》，最后一句是“孔融知世有刘备”，似言犹未尽，然绫子已经结束只能收尾。又如，《前辈孟宗伯文语》，写到其子孟绾祚进士及第，“谦抑好古，能世家矩”，基本就可以结束了，但绫子还剩一行的位置，于是，王铎又加上一句与前文并无关系的感叹：“寻萧寺作一序以阐宗伯公经济，以见山仰前辈，愧不克及也。”总体上说，这样的文字虽不能说不成文，但是逻辑关系并不绵密。王铎一边腹稿，一边挥洒，还要计算字数，确实无法做到文意精致。当绫素已经结束，而文字尚未结束时，王铎常常通过增加行数和压缩字的大小的办法来完成全篇。

总体上看，王铎的文语作品常常是写满整整三行，然后在左侧落款，也就是说正文完全是“顶天立地、密不透风”的。如《纬黄文语》《予年十八岁文语》《吾闻文语》《云之为体文语》《黼臣文语》《秋爽文语》《书画虽遣怀文语》《济宁文语》《辛卯仲春文语》《关山文语》等，都是如此。《辛卯仲春文语》因左侧逼仄，而三行行将写满，王铎只得将最后几个字向右收，留出左侧很小的空白落“王铎”二字穷款。首都博物馆藏一件同样内容的作品，不过每行字数有所不同，第三行末尾留出了足够的空间题款字，正暴露其为临仿之作。《书画虽遣怀文语》的落款只能在左侧的缝隙中完成。此外，《西湖文语》因左侧逼仄，第三行末尾只有一个字的空间落“王铎赠”三字穷款。《闻便之老兄文语》是这些作品中最为奇特的一件。这件作品共四行，全部写满后，左侧已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安排落款，王铎别出心裁，在右侧的空隙中洋洋洒洒写了一行19个字的长款，密上加密的手段，因为字形大小的反差，反而冲淡了通篇过于拥塞的感受。可知王铎很多新奇的落款方式，并非出于自觉的预设，而是实际情形下救失的一种权宜。

王铎文语作品总体上极为撑满的章法特点，是由文语这一即兴创作的文本的特性决定的。它的事先非确定性，使得王铎无法精确计算通篇及每行的字数，但同时也为王铎展现其应付复杂局面的手段提供了用武之地。对于环境与局面的操控，正是一个艺术家高人一筹之所在。王铎论作文时曾说：“文要在极窄狭处布局布势，使有余地，如高崖临万仞之谷，崖穷路断，却墄石为基，插架悬木，展拓于山壁之外，为院为亭榭高台，使人登眺不穷，引瞩无限，此段景界尤为奇旷。”这段关于奇旷趣味的表述，移来作为王铎文语作品章法特点的注脚，是再适合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