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小巷两头通

叶正亭

从前苏州的小巷里很少有店，我家所在的小巷，则是全无。走出小巷，那叫街或是路，会有几家小店，比如大饼店、酱油店、烟纸店、粮米店等。姑苏小巷两头通，通到外面，是街，是路，那里定然还是会有几爿小店，也是数得清的，定然是百姓生活须臾也离不开的。

老虎灶

它还真称不起是店，也非馆，只是一个水站，卖水的铺子，苏州老百姓称它为“老虎灶”。也许是象形吧!一个木制的长圆形水库，里面可以存很多水，像个老虎似地蹲着，居高临下。被称作老虎灶的店铺挺宽敞，有灶台，有多眼灶，四五个水罐，同时烧着水。燃料是砻糠，就是大米外面包着的一层壳，金黄色，用作燃料是一级棒。烧成的灰叫砻糠灰，爱养花的人都会来取，回家用它扦插花木是最好了。

☉ 老虎灶

20世纪60年代，苏州开始有自来水了，老虎灶烧的都是自来水，有个龙头，绑根管子，直通木水库。龙头一开，水哗哗流，很是方便。这种方便的水源称“自来水”。它来到苏州之前，苏州人都是喝井水、河水的。老虎灶老板就是个干苦力活的，是挑夫、车夫，大自然的搬运工。每天推着一辆车，车上蹲着“老虎”，要去胥门外去取水。胥门外的水称胥江，水流湍急，水质特别好。老板一天要跑两趟。上午一趟，水是要挑进订户人家的。那些又有钱又讲究的人家，家家备有几口大缸，每天喝的、用的都是大缸里的水，是胥江的水，是水老板一桶一桶挑进屋的。下午一趟，则是供老虎灶烧的，要面市。傍晚时分，尤其是寒冬时节，家家户户要去老虎灶打开水，苏州人称“泡水”。手提几个竹壳子热水瓶，有的还带上铜汤婆子，去老虎灶泡开水，一分钱一瓶，找零用的是竹制的筹牌，一角钱十二根。

☉ 剃头店老照片

我家小巷的东头，一条并不宽的街上，有个老虎灶。老板姓杨，全家都是胖子。唯一的儿子叫金才，和我是小学同学。他在我们班可是“大人物”，主要是人高马大，一个顶俩，也喜欢指手画脚，一帮子同学都围着他转，俨然是个孩子王。可金才似乎命运不济，或者说杨家好像留不住他似的，先是在硫酸厂上夜班，一失脚跌落硫酸池，成了一个灼伤人。后来去相门河游泳，一头钻进木排里，就再也没出来。

啥是木排？恐怕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从前苏州葑门到相门的河道，是古城河道水面最宽段。每年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苏州都在这段河上举行游泳活动。整整齐齐编好队，边游泳边喊口号，手里还举标语牌，举着毛主席游泳的图片。在这段最宽阔的河面上，有一边是排列着无数木排。所谓木排，就是将原木绑扎在一起，组成长长宽宽的排筏，用轮船将这些木排从林场拖运到苏州。到了苏州后并不是马上进木材加工厂的，而是要在河里浸泡几年，一旦需要，就将原木运送到木材加工厂。平日里，木排就静静地躺在河边。我小时候，也上过木排，为捞鱼虫。跳上木排，脚下摇啊晃的，很有点吓势势。我那小学同学、老虎灶杨老板的唯一儿子，一头扎进木排下，肯定是直奔阎王了。杨金才，我同学中第一个离世者。

杨家老虎灶因为失去了宝贝儿子，从此就变得死气沉沉。以前的杨老板，为大家泡开水，放自来水，总是嘻嘻哈哈，充满热情。儿子死了，当爹的像变了个人似的，满脸阴沉，很少开口。有一年，我去那老虎灶讨要砻糠灰，但那里已不再用砻糠作燃料，没能要到砻糠灰，也没见到杨老板。

剃头店

现在的发廊、理发店，美容院，从前则叫剃头店。

我家小巷的东口，中街路上，居然有两家剃头店。一明一暗、一大一小。大店，其实也不大，两三位师傅、四五张凳子，它是集体所有制的，门口有转啊转的灯柱，屋内开很多日光灯，挺敞亮。另一家，则小则暗，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因为是个体店。说店，其实是褒它，准确说只是一个铺，是个摊，但确实在室内。一间很小的房子，有点破旧，外面下大雨，里面要拿出无数盆盆罐罐积雨。屋子三分之二处，有一块大布幔隔着。稍大一点的空间在外，临街，靠墙的搁板上放了几样剃头工具，就四样吧，一把夹剪、一把木梳、一把剪刀，再一把刷子。没有一件电动工具，比如电夹剪（旧时，孩子们称“电动小汽车”），还有电吹风之类，统统没有。店小、店暗，却温暖、实惠。店老板对去剃头的每一个孩子都像自己孩子似的，疼爱有加。小店里有很多连环画，还经常添新书。孩子去理发，他只收一毛钱。因为收费少，又有连环画，家住附近的小孩都爱来这里剃头，久而久之，这里几乎成了儿童剃头店了。老板估计有肺病，总听见他不停地咳嗽，是那种干咳，让人听了很不爽。他工作时总戴着口罩，一边咳，一边做着手势，让大家轻声说话，且不知为啥？每个孩子先剃头、再洗头，洗头时，老板把大布幔拉开一点，闪身进去。原来，后面搁高有只小缸，一根橡皮管子通到前屋。老板进去，先在缸里倒半瓶热水，再加点凉水，他用温水给孩子洗头。洗好头了，擦得很干，老板给扑点痱子粉，轻轻拍三记，“新剃白白头，曹操橄榄头，1—2—3”。老板笑着，像是欣赏战利品。他说的“1—2—3”是浓浓的扬州话，严格讲是苏州版的扬州话。

剃头店老板的咳嗽是越发严重了，有时剃着头还在咳，不得不停下手，猛咳一阵。有一次，轮到我剃头时，他又猛咳，狂咳不止，就奔到外面咳去。就在这时，神秘的布幔拉开了。原来布幔后面有张小床，老板娘是苏州某丝织厂女工，“三班倒”，逢上夜班时，晚上去工厂上班，白天就在布幔后睡觉。就在我还坐在剃头凳上，老板冲出门去狂咳的时候，老板娘出现了，穿着睡衣、睡裤，一脸慈祥。她说：“小弟弟，我来帮你剃，我的手艺也不错哦！”抿嘴一笑，笑得很好看。老板狂咳一阵后，进得屋来，见他剧烈喘气，面色煞白，满脸愧疚，执意要抢下老板娘手中的工具。老板娘微微一笑，说：“你去睡一会儿吧。这几个孩子的头，都由我来剃吧。”

时隔不久，那爿小小剃头店关门了。听说那老板得了开放性肺结核。

皮匠铺

其实更不能称为店的，好像也不能称摊，就是一个居民家客厅的墙角边，蜷缩着一位残疾老人，身边堆满了皮匠的工具，原材料和成品、半成品。他的工作室只是占了人家客厅的一角，我想还是称它铺吧，皮匠铺。

不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皮匠铺、皮匠摊还真不少，有时小巷里也会来一个流动担子。皮匠在街头干一天，生意好的，顾客都排着队。想想也不奇怪，那时候，很少有皮鞋和球鞋，孩子身上衣、脚上鞋，都是母亲一针一针缝出来的。我依稀记得，黄昏的灯光下，母亲“咝啦、咝啦”地拉着长线———纳鞋底。纳完一批鞋底，还要做一批鞋帮。冬天的棉鞋，外层是灯心绒，里层是芝麻绒，中间铺一层棉花。母亲扎好鞋底，做好鞋帮，要“上”鞋，就是将鞋帮、鞋底合二为一，那就得请专业的皮匠师傅了。每年的深秋，皮匠铺的生意特别好，老皮匠经常得加班加点，连夜把一双双棉鞋“上”好。万一哪天忽然作冷，人们就有棉鞋穿了。

皮匠老伯没有妻室，也没有子女，他就一个人，生活在“走做”大嫂嫂家。大嫂嫂老公姓杨，有时会听到“杨师母”的称谓，但绝大多数街坊邻居还是称她“大嫂嫂”。她生了四个孩子，可谓人丁兴旺。她的职业是“走做”。何谓“走做”？就是边走边做，流动服务。她什么活都干，服务对象绝大多数是固定客户，她一家接着一家做，也有临时请她帮忙的，主要是红白喜事。走着做着，忙个不停。大嫂嫂的嘴有点碎，张家长、李家短，小巷人家的事，她好像什么都知道，人称“包打听”。但心肠热，可能也因为她的热心肠，她家就收留了皮匠老伯。

皮匠老伯是个孤老，还是个残疾人，走路要拄两根拐，所以很少见到他走路，大嫂嫂家大门敞开，老伯就在客厅一角忙碌。他没几根头发，却很白。胡子很长，也全白，有点像老寿星。他养一只鸟，乌黑的羽毛，蜡黄的嘴，还会说几句人话，总说:“你好！你好！”老伯一早就把鸟笼挂在沿街的一根电线杆，那鸟儿总是不停地和路过的人说“你好”，挺喜气的。过了上班早高峰，小街小巷都静下来了，那鸟会自说自话，自顾修理自己羽毛，冷不丁冒出一句“黄包车”，又修理一阵羽毛，又一句“三轮车”，毫无目的地练着自己的金嗓子。

皮匠老伯双腿残疾，上身又特别矮。他干活时，整个人就埋在了小山样的棉鞋帮和鞋底里。小巷里的人走过大嫂嫂家门口，总会被那鸟鸣所吸引，大家会和鸟儿打招呼，也说一声“你好”，顺便回头看一眼皮匠老伯，但似乎也看不出啥，几根白发飘飘，一缕雪白胡须。皮匠老伯并不知道有人在看他，他也从不主动和人打招呼，甚至很少抬头，只顾埋头干活。

皮匠老伯虽生活在大嫂嫂家，却相对独立，不和他们家一起吃。他独立开伙，隔三差五去菜场买菜，自己烧点好菜，晚上还喜欢一个人喝点小酒。就在街上，家对面，电线杆下。一只四方杌子，一张小靠背椅，老伯就在这里享受着美好时光。他喝着老酒，看看小鸟，时不时地和鸟说说话，还给鸟儿喂食、添水、洗笼。

那一年冬，寒潮来得有点早。小巷里的姆妈们紧赶慢赶，完成了一个家庭每个成员一双新棉鞋的赶制任务。可当大家不约而同送到大嫂嫂家时，却被告知一律不接。过几天，当人们早出晚归经过大嫂嫂家时，不见了皮匠老伯。几天后，大嫂嫂拿着一串新棉鞋，挨家挨户地送，并沉痛告知，皮匠老伯走了。临行前，他拖着病体，挣扎着，把他先前接的活全部做完。

感觉那一年，天特别冷，接连下了几场雪。小巷里的人们路过大嫂嫂家时，再看不见那熟悉的身影。皮匠老伯原来干活的位置，放了一只鸟笼，里面却没有了鸟。那只浑身乌黑、尖嘴金黄的小鸟，那只会说“你好”“黄包车”等人话的八哥，不知了去向。有人说放生了，有人说撞死的，问大嫂嫂，大嫂嫂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