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明先生二三事

祝兆平

俞明先生卧床不起已经五六个年头了，所以今年五月的一天传来俞老远行的消息时，在心理上并没有太大的意外，相对于多年前俞老突然入院时第一次去探望他时的痛苦和打击，反而有一种替他和郑老师终于从肉体和精神双重痛苦中解脱了的放下。

大约五六前的一个秋天，得知俞老突然因脑梗住入第一人民医院病房救治，第一次去看他时，望着这个原来谈笑风生诙谐幽默的老革命老前辈连最基本的语言都无法顺畅表达，心里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和痛苦一时几乎难以承受。尽管精神乐观意志坚强的俞老丝毫没有表现出软弱或哀伤的神情，甚至当我们向他告辞时，他还以他一贯的风格吃力地举起右手，用两个指头向我们行了一个美国水兵礼。我的心里一热，差一点流出眼泪，心里不由自主反复跳出来一句话：那个可以和自己无话不说的人再也没有了。在内心深处汹涌而起的那种悲凉和无奈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我和俞明的相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已有近四十年。当年，他是市委宣传部的部长，我只是一个市广播电台年轻的记者编辑。一天下午，台长（广播事业管理局长兼）通知我到市委宣传部去见俞部长，我抱着忐忑之心第一次在办公室面见了俞部长。当时谈了什么，为什么叫我去，如今已经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俞部长和我聊了不少时间，并没有什么严肃的公事，只是和我聊了一些读书和写作方面的事。谈话结束后回到距离很近的单位时，天色已晚，结果却惊异地发现两位局台领导还在等我。见我回去，很认真紧张地问我，俞部长有什么指示，打听俞部长和我谈了些什么。由此我知道了俞部长的威望。

20世纪90年代，我和俞老的家离得比较近，经常俞老一个电话我就过去了，有时是晚饭过后，我们一起去散步，边走边聊。他虽然年逾花甲，但由于经常打网球（我也曾经跟他学打过一阵网球），尽管腆着弥勒肚，走路却很快。更多时候，是他老人家一个电话把我约过去，一起喝点小酒，虽然没有什么菜肴，但聊天聊得十分愉快。俞老往往一边聊天一边手不离一块木板，时不时在木板上夹着的一张五百格稿纸上写几个字。他告诉我，不少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1990年晚秋的一天，我问起俞明先生出集子的事，他笑而不答，拿出一个还未定稿的封面设计请我欣赏：淡淡的色彩，流畅的线条，勾勒出“人家尽枕河”的江南水乡韵味；书名“姑苏烟水集”几个字用笔老到，不乏风骨。我称赞这几个字写得好，只觉得眼生，请教出自哪位大手笔。他微微一笑，让我猜三次。我对本地一些著名书法家的字比较熟悉，以为是他请了外地名家写的。他听罢哈哈大笑，说：“这个书法‘名（明）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自己呀。”我也不禁大笑起来。这就是他当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散文作品集。在以后的十多年里，俞明先生先后出版了《尚书第旧梦》《山水尘世间》《评弹人家》《故雨新知》《苏州故事》《姑苏烟云》（《过隙》）《云南散记》《苏州，一个甲子的林林总总》等书。

大约20世纪末，他为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作品集写了一篇短序，其中写道:“我和兆平是忘年交。在多年的交往中，他对我的帮助不少。他是藏书家，源源供应我读书的书源，他耗却宝贵时间，为我打字并催促我完成书稿。”短短几句话，包涵了我们之间许多不为人知的交往故事。

俞老是抗日战争年代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搞地下革命工作的老革命，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些那时候的人和事，虽然充满危险，他的语气却显得轻松和有趣。比如讲到几个声名显赫的老革命家和一些同样声名显赫的上海青红帮人物，在我听来近乎说天书，而在他就可能是曾经生命经历中的一部分。他遭遇过惊险，但听他讲来，好像不是说他自己的经历，而像是一个作家在讲深入生活时捕捉到的精彩故事，特别是讲到一些对人的观察，虽然简单几句描摹勾勒，一些大人物的言行举止，个性特征，马上活灵活现出现在我眼前，瞬间颠覆我对历史和一些人物的传统理解。

俞老称我为忘年交，那是他老人家对我的厚爱、信任和鼓励，我是至今也不敢如此自许的。在拨乱反正的改革开放初期，俞老就在《瞭望》等一些报纸杂志上化名“吴人”发表一些散文和杂文。大约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他开刀住院，其间跟我说，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设了一个写苏州的专栏，因病不能完成，希望我能帮他写一篇接续，我不知怎么也就仿着他的手笔写了一篇小文章去顶缸，好像也发表了。反正，俞明先生当时不仅在苏州政界上声名显赫，在文化人士之中也颇具声望。后来知道，他还在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运动中为几个知名人士，如“苏州一同志”许君鲸和章太炎弟子朱季海等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待遇，做了不少有力的工作。

俞老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大气、坚强和乐观，语言能力特别强，不仅可以惟妙惟肖模仿各种方言，评论人事往往一语中的、入木三分。他对一些事物的理解具有超越常人的敏锐和深刻，而决不含糊是他坚持原则的最明显的表露，所以有时难免对一些人和事的评论太一针见血而让个别人不舒服。而一般情况下，风趣幽默、诙谐讽喻、嬉笑怒骂是他最平常的语言风格。

1992年冬的一天，他打来电话，说他在医院里，请我过去一趟。我心里一惊，马上就赶去看他。到医院，一间很大的病房里就他一个。他见我进去，第一句话就是：“小祝，我生癌，明天就要开刀。你在三天内不要来看我，第四天来，带一本书给我。”

第四天我带了一本书去看俞老。他虽然不能起身，但能够讲话。他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小本子，告诉我开刀后这几天很难受，但他还是不停地思考写作，并把自己不时闪现的灵感和想法及时记录在这个本子上，既积累了写作素材，又帮助自己转移和减轻了术后的疼痛。

在我家里几十个书柜中，至今有一排用各色书皮包裹着的藏书，这就是当年俞老借去阅读后还我的那些书籍，每次还我书时都是郑薇青老师用纸认真包好了书皮，书皮上还留着郑老师那大气又秀气的书名手迹，成为我众多藏书中一道抹不去的色彩，至今我都原样珍藏。这些书大部分都是纪实类的著作，比如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陈丹青的《多余的素材》和朱正、李锐、叶永烈等名家撰写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传记实录。也有几种小说，如余华的《活着》、王安忆的《长恨歌》、唐浩明的《曾国藩》、岳南的《南渡北归》、高行健的《灵山》等。这些书，有些是他开的书单，有些则是我向他推荐的。如今书柜中这些包着书皮的书已经成为我和俞老十几年间一起读书交流的一个默默无语的历史记录和见证。

☉《姑苏烟云》书影

开刀以后的恢复休养期间，俞明先生跟我说，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一方面以利休养，一方面作为自己在写作上的一种新尝试。他早就把小说的书名都想好了，叫《过隙》，并多次给我讲解这个书名的意思，主要就是取白驹过隙的意思，说人和社会的历史变迁就像白驹过隙，认为只有这个书名才最能表现出他创作的深刻含意。他甚至将这部尚未动笔的书的封面都设计好了，主要画面是一扇隙开了一条缝的老房子的大木门，一束光从外面照射进来。关于这些他让我对外绝对保密。

我竭力怂恿他进行写作上的探索尝试，并以我的方式给他鼓劲。俞老是行动派，很快写出了第一个章节给我这个第一读者，并要求我百无禁忌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意见。我年纪轻，毫无城府，就在几句客套后直接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感觉材料虽好，在语言上尚不是小说的。俞老听了不说话，没过几天，他就完全推倒重写了一稿，从标题到内容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并很快写出了第二章。读到第三章时，我已经完全为俞老的通达透悟的灵性及文字语言上的才气所倾倒，完全进入了长篇小说的天地里面。起先俞老将他的手稿交给誊印社去打印的，结果发现差错实在太多，俞老十分恼怒和郁闷，就委婉地问我能否帮忙电脑录入。正好不久前我买了一台286PC电脑，刚开始学打五笔字形，虽然当时我的工作也十分繁重，但认真思考后和妻子商量说：“我准备牺牲一部分自己的写作，以为苏州的历史文化作一点更有意义的贡献。”于是，我很快向俞老表示愿意为他将小说输入电脑，他十分开心。起先，我一小时只能输入几十个汉字，几个月后，就提高到一小时能打出近两千字的速度。俞老的手笔比较行草，而我几乎没有认不出来的。我作为第一读者，又直接录入文字，有时做编辑的坏毛病就会泛上来，往往读到精彩之处，不禁拍案叫绝，哈哈大笑，而有时又会陷入小说情境之中，要与俞老进行个别文字或人物情节上的探讨。俞老也不见怪，有时还吸收我的意见，而我当然始终坚持以鼓励表扬为主，特别是写到中间，俞老偶尔会停顿一下，沉入思考之中。每当此时，我总是给他鼓劲，劝说他克服一些纷繁的思绪，坚定地写下去。就这样，从1993年春到1994年间，他终于完成了四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姑苏烟云》（《过隙》）。这是一部凝聚了俞老对历史对人性的深度反思的长篇小说，是他写作上的一次探索和突破，也是他耗费心血最巨，最看重的一项文学创作工程。

这部书写了近两年就基本完成，但出版却花费了整整十六年。

在完成了《姑苏烟云》的创作后，俞明先生又利用积累下的多余素材，以熟练老辣的笔墨，创作出了另外一部十多万字的小说《苏州故事》，于2007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但《姑苏烟云》的出版遭遇难产。其间有冯英子、牧惠、陈四益、范培松、王尧等很多学界朋友为此书的出版而奔波，也有好几家全国性著名出版社很想出版此书，但几经周折，始终只听楼梯响，不见书出来。时间到了2010年8月中旬。俞老在电话中以兴奋的口气告诉我书终于出来了，样书已经送到他手里。我也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立刻从柜子里取出一瓶珍藏已久的进口红葡萄酒直奔俞老在园区的新居，开瓶倒出两小杯红酒，郑重地举杯，碰杯后一饮而尽。俞老动情地对我说：“我真怕不能活着看到此书出来啊！”言毕，情绪颇为激动。我们两人沉默无言良久，千言万语，尽在此杯中。俞老时年八十三岁。

我在2016年六十周岁时自印六百册《甲子兆平》以小结半世人生。书里收录多位前辈师友和我的通信，其中有两位我所尊敬的前辈冯英子、艾雯和我的通信最多。而他们和俞老也都是深情厚谊的好朋友。这里我摘出信中和俞老有关的一些信息和大家分享，冯老给我的六封信中，每封信都提到俞老，其中有三封信谈到了俞老这本书的出版话题。其一：“俞明同志的小说，牧惠来信说，已交严秀，过几天我写信去问问他如何处置。”其二：“老俞的书，我已写信牧惠，请他去看看韦君宜，能否担此重任。上海方面，文艺出版社先有回信来，最好把第一、第二章寄出看看，以便作进一步考虑。”其三：“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方面的编辑想找老人写点集子，我推荐了俞明同志，请他们去拜访。我尚未函告俞先生，倘见面，请代达。”冯老和俞老的交往可能比我更早，俞明是顾炎武研究会的会长，冯老是副会长，他们为顾炎武研究会的学术研究成果作出过重要贡献。冯老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和杂文作家，一位充满了正义感的善良之士。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常去沪上他的家中聆听他的教诲，了解到很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情况。他和俞老可谓是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我曾经不止一次陪同俞老在苏州会见过冯老，每次都是愉快的聚会。

艾雯是出生在昆山的苏州籍台湾著名散文作家，本名熊崑珍，曾是一名文化抗日人士，在因战乱而与大陆分离的半个世纪中，她写下了大量关于家乡苏州的思念和抒情的美文。在她1990年至2003年间惠赠我的近十种著作中，《昙花开的晚上》《艾雯自选集》《渔港书简》《倚风楼书简》等书中都有不少对故乡苏州充满深情的回忆和抒情笔墨，文字如诗如歌。在离开故乡五十年后，她于1990年第一次回到日思夜想梦魂萦绕的故乡苏州。我有幸得识了这位年纪和我母亲差不多大的艾雯老师。艾雯老师和我有缘，一见即结下友谊。她希望在苏州期间能够见几位苏州的文化人，我就介绍她认识了俞明和尢玉淇两位。结果她和这两位都成了很好的朋友，称他们为乡长。特别是在2000年，艾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返乡时，俞明先生专门安排陪同她和女儿朱恬恬一起去她的出生地昆山游览了一天，我作为陪同者，为他们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照片。如果看照片，当时的俞老和艾雯老师虽然都年逾古稀，但就像两个天真率性的老顽童，一路说笑不断，似有说不尽的知心话。她在和我的通信中，称我为乡弟，称俞老为乡长。在给我的通信中，大多有“代候俞乡长”，并谈及她和俞乡长的电话书信交流，让我充分感受到老一代文化人相交的真诚和真挚之情。艾雯最后给我的来信中，有这样一段：“兆平乡弟：展读附信，同游昆山的情景又一一呈现，却已是四年前的事了。当时许愿说明年再来，不想再也走不动了。有时乡思无所舒解，也曾打国际电话给俞乡长，听他娓娓道来，虽然短短一二十分钟，对故乡种种约略知晓，也算聊慰乡思。故乡遥不能返，没有比这更心酸悲哀的！”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她对故人故事故乡深深的爱。

我想，随着俞老的仙去，他又可在天堂和那许多往昔的好朋友进行无拘无束的相会畅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