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苏州剧界轶闻

赵骥

清季新式学堂在上海渐兴，为语言教学而使学生在课堂上大量朗读西方剧作。这种“形象艺术教学法”使上海学生最先接触到西方的戏剧作品，学生演剧之潮遂起，此风气迅速传至苏州。据朱双云《新剧史》记载，庚戌年（1910）冬，安徽水灾，苏州齐门洋泾塘福音医院“诸生谋有以赈之，因发起游艺会，演剧于阊门外大观园”。演出的剧目为美国的《血手印》（根据一篇翻译的侦探小说改编），描写一个银行职员，因舞弊刺死银行经理的故事。该剧原本的情节是银行职员葛恩偷窃银钱时，被银行经理发现，情急之下，葛恩当即拔刀猛刺经理胸口。为求真象起见，预用猪泡盛血水，系在胸前，另用一铅皮护胸，以防受创。岂知演至一半，铅皮滑落，饰演凶手的陈耀德竟未察觉，一刀刺去，正中心脏，鲜血直迸。台下观众不知就里，竟大声叫好，鼓掌不绝，“全场大溃”。出事后伤者即被送往苏州博习医院（天赐庄），抢救无效身亡。死者杨君谋，苏州吴江人，杨千里（1882—1958）之胞弟。这是苏州自有新剧以来第一个因演剧而身亡之人。

上海新剧传入苏州，大受苏人欢迎。1912年4月，陆镜若、欧阳予倩、吴我尊等组织的新剧同志会，演于苏州全浙会馆，大受时誉。当年某冬夜，阊门驻军哗变，抢劫商铺。当局竟认为乱军劫掠与新剧有涉，遂不准经营剧院，致使市面萧条，一蹶不振。为拉动经济，当地商人胡绣章认为“社会不良，新剧有转移之力；市场衰落，舞台具振兴之能”，遂由新苏台旅馆黄驾雄发起，宴月楼、久华楼、义昌福等店主联名具函当时在东吴大学任职的陆子青出面，请他在阊门外马路开设一新剧场。陆子青是清季苏州有名的新剧演员，曾在东吴大学校内指导陈大悲上演了《浪子回头》一剧。经禀请道尹镇守核准给照，陆子青在苏州阊门外马路创设“振市新剧社”，地址在义昌福菜馆隔壁的春仙剧场旧址。振市新剧社是苏州第一个专演新剧的戏院，陆出任剧务主任，并从上海聘请了温亚魂、查天影、朱孤雁和欧阳予倩等一批新剧知名演员莅苏演剧。

振市新剧社开幕后，带动了苏州演剧业之兴盛，阊门外马路成为当时苏州演剧之中心区域，继之而起的有新舞台的坤剧、春仙第一台的京剧。振市新剧社演剧因布景新奇、剧情精密，深得苏人的青睐，当地钱业巨商洪少圃“为其第二文郎完姻，特订振市新剧社全体艺员……堂演新剧两天”。

☉ 徐半梅的化装照

苏州自光复后，各路大军麕集城垣，各军士均随意游玩，却因南北方言不通，时常发生误会，引发冲突。胡绣章等开办振市新剧社以来，“生涯颇称发达”，“各商市面亦稍有起色”。为避免驻军骚扰，振市新剧社开幕之际，便预制一种半价戏票，分送给当地的军警政要，以示优待，免生冲突。孰料1916年12月某晚，振市新剧社上演新剧《红蝴蝶》时，冲突又起。当晚七时许，剧场内“观客挤满，几无余坐”。江苏宪兵总司令陈调元自南京来苏州出差，恰闻振市新剧社上演新剧《红蝴蝶》，该剧乃东三省之实事改编。于是陈司令便由总统府的史监察、张司令和驻军金团长等当地军界要人陪同，前往阊门外的振市新剧社观剧，薛团附、咸副官亦随同前往。陈、史等人到达振市新剧社后，便落座正厅看戏。正当开演之际，有一个叫裘宝昆的人乘醉进入剧院，而负责剧院检票的周树霖是苏州镇守使署的三等副官，他不知裘宝昆是苏州警厅行政科的助理员，向裘收取戏券，酩酊大醉的裘宝昆当即殴打周树霖。陪同看戏的薛团附和咸副官即上前去调解，又遭裘宝昆的殴打，振市社的经理胡绣章出面调解亦被殴，一时“座客大哗”。在隔壁包厢的宪兵陈司令见状，大为震怒，当即喝止。讵料醉酒的裘宝昆不由分说，对着陈司令又是大打出手。一旁的卫兵见司令被殴，“激动公忿，俱各上前”。场内秩序顿时大乱，茶壶碗盏，掷碎无数。振市新剧社经理胡绣章见此情景，恐酿成“人命巨祸”，即上前以身护裘，即遭拳脚交加，被打得遍体鳞伤，血流满额，伤势甚重。正在难解之际，阊区警局的大队巡警闻讯，前往喝止，混乱始得平息。事后，苏州警察厅厅长崔凤舞，闻知此事，大为震怒，遂命裘宝昆辞职谢罪。

☉ 欧阳予倩化装照

1917年4月，原阊门外马路的振市新剧社由胡绣章将社内一切生财（戏装与设备）均“出盘于民兴社张梯云”，苏州新剧遂由此进入了民兴社时代。

苏州民兴社接盘振市社之后，为了能在苏州站稳根基，一方面从上海引入大批新剧明星，以博苏人眼球，一方面与苏州当地的戏曲舞台进行激烈的商演竞争。据史料记载，苏州民兴社成立之后，为了独揽当地的新剧市场，竟向苏州总商会提出要求限制春仙第一台演出时装新剧。民兴社在致苏州总商会的信函中写道：民兴社“所排各剧于社会风化可收潜移默化之功，故自开幕以来，深荷各界欢迎。乃有陈尧禄等复就阊门外开办春仙第一台演唱京戏……讵第一台现已生意清淡，忽于京戏中加演时装新剧……此种无谓之竞争，含有同行嫉妒之心，殊非振兴商业之道”。为了打压春仙第一台，苏州民兴社不仅写信向苏州总商会告状，还向苏州警察厅、苏常镇守使具函，要求当地政府出面干预苏州的演剧市场。

苏州民兴社是当地颇具影响力的新剧社，自1917年由沪迁至苏州后，一直在苏地演出不辍，直到1928年解散。

为了保持演剧的上座率，苏州民兴社不仅搬演了《北寺塔》等极具苏州地方特色的新剧，还大量起用苏州本地的演员，如徐半梅、李君磐等人。据郑逸梅先生回忆，当时的苏州民兴社由李君磐负责，他引荐两位青年学生入社，一位即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张恨水（1895—1967），一位是当时的名演员黄秋士。秋士演旦角，擅小楷。为了赢得观众，苏州民兴社开幕的第一天，黄秋士给剧场内包厢和正厅的所有观众，每位赠了一柄团扇，均为秋士手写。除张恨水之外，李君磐还邀请了刘半农加盟苏州民兴社。张恨水担任编剧并撰写广告，刘半农先生演一般角色，演技虽一般，但日后却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

徐半梅先生是清末留日学生，曾亲历李叔同、谢抗白等人组织的“春柳社”在日本演剧。回国之后，一度活跃于学生演剧运动之中。辍演之后，寓居沪上写小说，这便是大家所熟知的著名滑稽小说家“热昏十年斋主”的徐卓呆，他的作品有《李阿毛外传》《何必当初》等。钱化佛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唱过京剧、演过新剧和电影，后又致力丹青，一生以画佛为主，成为著名画家，代表作为《大禹治水》，长达五六丈。钱先生是老上海，对于上海掌故，如数家珍，他交游极广，朋侪多为革命家、戏剧家、画家。黄秋士先生当时是名噪海上的演员，曾到北京城南游艺园演出，轰动一时。此人也能诗，但不幸中年夭亡。

徐半梅本系苏州当地人，在苏州演出，自有住处，而钱、李、黄、张四人只能在民兴社附近暂租一屋共住。屋内狭仄，仅容三铺，钱化佛、李君磐各占一铺，张恨水和黄秋士只能合挤在一张床上。传说他们租赁的这间小屋时常闹鬼，屋内又没有电灯，每晚演出归来，只能摸黑进屋，倒头便睡。据钱化佛的《花雨缤纷录》记载，“民初，上海新剧盛极一时，几乎夺京剧之席。可是盛极必衰，于是新剧权威新民社、民呜社合同期满，相率停业。新剧同志不愿就此散伙，便大开码头。郑正秋带了一班人马到嘉兴去，汪优游带了一班人马到宁波去，鄙人就和徐半梅、李君磐、黄秋士等，搭苏州阊门外民兴社的班子。这时，张恨水和我们混在一起，半梅和鄙人任着丑角，君磐是老生，秋士是旦角，恨水担任编剧和撰广告……鄙人等都是少年好事，胆气又壮，颇以不能亲睹鬼魔为憾，就毅然地住了下来，但四个人只有三张铺，鄙人和君磐各占一铺，恨水便和秋士合铺。屋舍没有电灯设备，我们每晚归寝，黑魆魆阴森森的，便燃点了蜡烛，略谈片刻，或进些半夜点心，聊以果腹，体已疲乏，倒头睡下，不一会便栩栩入梦了。”

苏州开辟金、平二城门后，即遭江浙战火影响。苏州当地人迷信，认为风水不利。金平二门尚未竣工之时，为振兴市面，特在横马路建筑一新式舞台，将原阊门外的民兴社迁至横马路新址，以图振兴。然受战争影响，振市乏力，苏州民兴社“自军兴以来，停演迄今，已有数月”。为谋求生计，民兴社主任张梯云与杭州城站第一台接洽，移社杭城，苏州新剧就此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