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 陆文夫在江苏师范学院的演讲

朱子南整理

我们的文学事业分创作、理论批评、教学三部分。教学部分占了很大部分，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文学欣赏水平。文学欣赏水平是很重要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创作水平，而且影响得很厉害。过去，文学欣赏水平拖了我们很大的后腿，群众舆论对创作有影响。文学水平高的一些作品，往往不被人重视，有些作品水平并不高，甚至很不高，却引起了轰动，影响了作者和编辑。欣赏水平提高是逐步的，大学写作教学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在外国所谓畅销书，许多是没有学术价值的。我来讲，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包括理论家、批评界。创作人员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要社会各方面配合。

我从五十年代开始，摸索着写点东西。五七年、文化大革命都没写，文革后才写了个时期。要真正探讨些东西要花力气，要看很多书。现在一些讨论常常在概念上争来争去，有些连概念也没搞清楚。创作实在是没经验好谈的，这个作品的经验和那个作品的经验常常是相反的。短篇创作更不好谈。一个人的经验就是他走过的弯路，弯路就是最好的经验。我们现在往往只研究真理，不研究谬误，实际上正确就是从错误中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研究谬误产生的。下面讲一点，但不是创作经验。

前一段时间想到评价作品的问题，从生活到创作怎么构成?大家不知是否注意过一个现象，我们这里谁也没有见过鲁迅，更远一点，谁也没见过曹雪芹，但看了他们的作品后，就认识了他们，而且形象很吸引你。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作品，一个好的作品，哪怕是一个短篇，都应该看出作者其人。鲁迅作品常用“我”，祥林嫂最后向“我”走来询问有没有灵魂的一段给人印象最深刻。我看到这里就觉得鲁迅站在面前。“我”也是个人物。现在有的小说“我”不像我，作为阐明的工具，作为陪衬，或者故意把“我”压得很低，像小丑一样，这没意思，“我”成了砝码，砝码很轻，称起来的东西也重不到哪儿去。熟悉作家作品的人，对作家的了解有时胜过他的亲人。有的人写得很多但看不出作家形象。巴尔扎克像魔鬼一样，对社会进行血淋淋的解制（剖）。柳青，看作品就好像看见一个老头在那儿思考。《创业史》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梁生宝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些事实向我们提出了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问题:每个作家他几乎都在写自己的历史。这话并不奇怪，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上都在写自己的历史，写自己的历史就是写自己碰到的、经历过的。你写的不是自己，不能表现自己的话，那作品中就看不出你这个人来。看鲁迅作品就看不出鲁迅，看巴金作品就看不出巴金。这就牵涉到现在讨论的“表现自我”的问题。有人说“表现自我”是不正确的，“自我表现”表现“大我”，是正确的，我觉得主要要看作家对历史、对现实的评价，小说就从这里产生。有人说写出小说是“点子”多，“点子”也要具体分析。生活中有些事看来小，都可写成小说。我觉得这是从作家对历史、现实、生活看法中来的，不从这地方中来，产生小说是很困难的。鲁迅站在历史的角度考察现象问题，就产生了《一件小事》和《阿Q正传》，没有对历史的认识是不会产生的。

我们有一个时期对某些东西强调太多，如从生活出发、从真实出发问题。我不是否定它，但完全强调这一点，也不解决问题。某些青年作者常说自己作品完全真实，强调太过分，也要产生负作用。艺术上完全真实也是不可能的。完全强调真实就不好写。我看主要的还是认识的正确。当然，认识的正确并不脱离生活的真实。小说的产生，来源于作家对生活中发生的事的思考，加上自己的知识向外延伸，再回过来。这就是生活的还原。人对生活中的事都有评价，这评价随着知识的发展、历史的内涵，有所发展，这就决定了作品的高低。一个人对生活没有评价，生活的东西就凝结不起来。简单讲讲主题，不能把主题想得太死。作品的每个细节都放在作家的评论眼光之下。鲁迅对一件小事没有评价是不能产生作品的。我们知道，生活本身是问题的一面。对生活的认识评价并借助你知识向历史深度扩展，这对创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认识的问题解决不好，作品的高低在这里就区别出来了。《阿Q正传》写成滑稽戏，同一题材在不同的作家手里写出不同作品，原因就在于此。

从形象出发形成概念，再从认识写成形象，就产生了作品。就事论事的作品就不深刻。有些作品生动活泼，语言也好，可看起来没大意思。认识不全面写出来的作品也不全面。有篇作品写老农民富起来后买录音机，写得简单，再想想，就会深刻些，老农民是怕露富的，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环环相套的。奖惩制度的推行要社会的配合，克服不容易。我们写小说对生活现象要深入研究，对生活要有正确的认识。作品内涵深不深，不在于你写得尖锐不尖锐。年青人火气大，不能解决问题。创作的人对一些生活中的不良倾向不能熟视无睹，对生活无所谓就不能创作。我们要把问题前前后后都考虑进去，作品的内涵才会加强。搞创作的人要研究许多问题，研究未来，国外情况也要研究。研究后会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不是卖弄知识，卖弄知识不对。有人卖弄美学、音乐知识。写音乐家，D大调，其实他自己也不懂。在作品中，也不能把知识赤裸裸表露出来，要还原到生活中去。写农民，和农民一样。赵树理古典文学修养很好，但写农民时不把这些拿出来，写农民就是农民形象。还原到生活中情况如何，看出作家水平如何。还原生活要浑然一体。上面是讲认识问题在创作中的重要性。

另一个问题是作家和作品中写的人物要处于平等地位，这样写人物才会显得亲切。现在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作家和读者要仰起头来看人，另一种是俯视的，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更不好。成熟作家的作品他们和人物都处于平等地位。小说最怕板起脸孔教育读者，这样感染力不大。要感染人，处于平等地位，不能以理训人，要以情动人。三十年代写劳动人民都是用人道主义，怜悯的目光。这样向下看不好。今天不能这样写。写什么人要和什么人站在一起，这样才写得出来，人物才是可亲的。

创作中两个事情最困难，一是认识不清，形成不了自己的认识;二是认识形成了，觉得没什么好写，原来材料远远不够。但当向生活一靠拢，就好写了。我写《小贩世家》就是这样。过去的一些生活积累靠近了，就产生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一般说人物总是逐步明确起来，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搭起来，产生制约关系后，才清楚起来。人物命运总是受作家支配的，说作品中人物命运不好控制，实在是由于作家后来改变了主意的关系，总受他们认识的制约。

教小说很难教，清楚点讲，味儿没了，不清楚讲又讲什么呢?所以很难讲。好像我们的脑子，不打开，又不知道它是怎样运动的，打开了，就完了。作品本身很复杂，理解的深度、厚度，有时也随时代不同而不同。文化革命以后有些作品并不那么好，包括我自己的作品在内，但因为它的影响比较大，反映了一段时期内人们共同的要求。作品的输出接触点不同，产生的反响也不同。文学作品多样性，高标准的作品也是逐渐发展的。作品的深厚有时代因素，要经得起看，经得起时间考验。

写什么的问题实在不存在。我认为什么都好写，只是不写不熟悉的东西就行了。我认为存在的问题是怎么写，各种问题都在怎么写上体现出来。

写小说最怕“搞运动”、“赶浪头”。这“运动”不是中央提的，是我们自己搞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有这样几个阶段。先是写爪牙作乱，再写老干部平反，第三阶段写知识分子受难。写右派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有的写得很离奇。要好好领会一下知识分子的地位。作家总是对生活有深刻了解的，不了解语言就出不来。用认识代替艺术也不对，有的直接说出来了，说理过多，让人物急急忙忙把意图讲出来，这就不好，不耐看。作品愈是不好，愈是不好讲，我们在课堂里怎么办呢?

读者是跟人物走的，你给的仅仅是一些指示，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生活的经验去补充小说。高明的作家总是不写干净，给人留下补充的余地。这样补充后，各人对小说的评价就不同了。我们讲小说是讲的一些基本概念，这一讲就讲死了。补充不是用道理，而是用形象。好的小说用几笔就能引起人的想象，让人扩展。写干净的小说是没有什么看头的。把一篇小说局限在一个问题上恐怕不好。作家认识是有限的，人们去补充才是无限的。

前一时期把小说作为解决一段时期内的问题的工具，这就不对了。小说也会引起社会的非议。落得太实了不行。题材问题上落得太实不好。有的说，这个小说是写农民，那个小说是写知识分子，实际上农民和知识分子是联系在一起的，农村也有知识青年，不太那么好分。小说总是写人生，写社会，分得太死不好。作品不好尖锐，尖锐就是集中到那么一点。尖锐和深刻是两回事。好作品能引起人们长时间的深思，即使是把小说的名称和作者都忘记了，但小说中的人物还留在我们头脑中。现在学校里有些人对国外很感兴趣，什么荒诞派、意识派、印象派，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这也是可以的，他们感兴趣点也是可能的，这是好的。但要多研究一些，慢点去肯定，慢点去落笔。文学总是继承性，要割断，要一下子就爆炸原子弹是不可能的。搞创作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一事当中，落笔太急不行。

有的作品太低了，理解太窄也不行。《赏尝之下》就写得比较全面。写得太低不行。

写小说不能冲动，愈是冲动，愈是不能写。小说不是诗，情绪最激动时最容易偏激，这时就不能写。写小说是几冷几热。题材在脑子里不是一天存在的，总是想了好长时间的，天天在想，甚至大便也在想。太匆忙的小说总是不太好。有的作品丢一个时期也可以。小说创作不受时空限制。

一个作家总是想把自己的生活体会、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告诉别人，让别人有所选择。要把文科作为自己终身的伴侣。成为作家的偶然性很大，当然也有必然性。我开始时就从来没想过自己当作家，作品确实是自己感情的抒发，真正写起来了，倒真正可以写出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