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音乐在津早期传播史料辑考

广东音乐，并不是泛指广东地区所有的音乐，而是特指20世纪初期产生于广州方言区的小型器乐合奏形式，属于地方性民间音乐的一种，亦称“粤乐”。虽属地方性乐种，但广东音乐并非仅限于广东地区，而是在很多地域有着广泛的流传，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香港、澳门，乃至海外。其中，广东音乐在天津的传播尤为瞩目，天津也因此而被称为广东音乐的“第二个故乡”。甄光俊在《粤剧、广乐与天津的历史渊源》①甄光俊：《粤剧、广乐与天津的历史渊源》，《广东艺术》2003年第1期。一文中介绍了粤剧、广东音乐在天津的传入以及主要传播者的情况。陈嘉瑞的《南国奇葩津门飘香——广东音乐在天津》②陈嘉瑞：《南国奇葩津门飘香——广东音乐在天津》，天津群众艺术馆油印稿，1997年8月。对广东音乐在天津的传入情况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董郑峰的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广东音乐”调查研究》③董郑峰：《天津“广东音乐”调查研究》，天津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着重探讨了广东音乐在天津兴盛的原因，并对天津“广东音乐”在20世纪初的生存状况进行了研究。然而，通过对广东音乐在津早期传播史料的深入解读，笔者发现，仍然有些许史实需要考证乃至勘误，如旅津广东音乐会成员名单、社会各界的文艺演出节目单等史料，有助于我们在更加广阔的视域中观察广东音乐在津早期流传的特征与意义。

一、旅津广东人与旅津广东音乐会

19世纪下半叶，天津作为重要的漕运商埠已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批商人，其中广东人与福建人都有着相当的规模。在辑录了大量历史珍贵图片的《津门保甲图说》中，生动描绘了闽粤商船队的规模之庞大：“及到郡城停泊，连墙排比，以每船五十人计之，舵、水等均在一万上下。”④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津门保甲图说》，1987年影印本，第5页。在1860年开埠之前，在天津经商的广东商人大部分是专注于南北杂货贸易的行商，并无固定的居所。开埠通商以后，一些旅津粤商经过苦心的经营，不仅掌握了丰富的南北商业贸易经验，而且其生意日益兴旺，事业逐渐稳定，便由行商变成了坐贾，开始在天津安家落户。广东商人在天津可谓随处可见，甚至形成了庞大的“广东帮”。

在天津的广东同乡们常常聚在一起，自娱自乐奏唱广东的本土音乐。为了更好地交流感情，传承本土音乐，“旅津广东音乐会”①“旅津广东音乐会”这一名称中的“广东音乐”所指向的并非乐种，而是地域的概念。也就是说，“旅津广东音乐会”不应当理解为“旅津—广东音乐—会”，而是“旅津—广东—音乐会”。因此，该组织不仅演奏广东音乐，还时常表演粤剧。于1914年8月20日成立，这成为广东音乐传入天津的重要标志。

关于旅津广东音乐会成立的时间，自1931年的《天津志略（会社篇）》记载为1915年之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等各类资料汇编以及研究性文论中均沿用这一时间。但笔者找到了三个可以说明其成立时间为1914年（民国三年）而非1915年的证据。

第一个是天津市档案馆所藏《旅津广东音乐会章程》②天津市档案馆：《旅津广东音乐会章程》，档案日期：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档案编号：401206800-J0025-3-005272-001。。其中第一章《总则》第三条明确记载了该组织成立的时间为1914年：

第三条：本会成立于民国三年八月二十日，现在会址设于第一区二十四号路七十三号楼。

第二个来自《北洋画报》。该报1929年（民国18年）10月12日的383期为“旅津广东音乐会十五周年纪念演剧专号”③“旅津广东音乐会十五周年纪念演剧专号”，《北洋画报》1929年第8卷第383期10月12日。该期登出了“举行十五周年纪念之旅津广东音乐会之音乐部全体合影”照片一张，并刊载了《旅津广东音乐会缘起略史》《粤剧漫谈》两篇文章。。由1929年为15周年来推算，旅津广东音乐会的成立时间也应当是1914年，而不是1915年。

第三个是天津市档案馆所藏的《为据旅津广东音乐会主办慰劳国军筹款游艺会呈以演剧筹款慰劳国军请于备案等情呈报》④天津市档案馆：《为据旅津广东音乐会主办慰劳国军筹款游艺会呈以演剧筹款慰劳国军请于备案等情呈报》，档案时间：1915年（民国四年）10月29日，档案编号：401206800-J0025-3-002101-001。。其中记载了“旅津广东音乐会于民国三年（1914年，笔者注）主办慰劳国军筹款游艺会，并获教育部颁发的捐资兴学奖状”的情况。既然以“旅津广东音乐会”的名义所举行的筹款游艺会是在1914年，那么该组织便不可能时至1915年才成立。

关于旅津广东音乐会的宗旨与任务，天津市档案馆所藏的《旅津广东音乐会章程》⑤天津市档案馆：《旅津广东音乐会章程》，档案日期：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档案编号：401206800-J0025-3-005272-001。（下文简称《章程》）有明确的表述。第一章“总则”中的第三条阐明了该组织宗旨为“研究音乐戏剧联络感情”。第二章“任务”阐述如下：

（一）关于襄助善举演唱义务戏事宜

（二）关于应允其他团体之约参加表演音乐或戏剧事宜

（三）关于促进会员体育参加各种球类比赛事宜

由《章程》可见，乐友之间“联络感情”是旅津广东音乐会的重要功能。据曾任广东会馆董事会董事长的杨仲绰⑥杨仲绰，广东南海人，民国实业家。1927年被推举为天津广东会馆董事会董事长，并经营会馆内的广东音乐会、旅津广东学校等项目。当年杨仲绰在津门名噪一时，成为旅津“广东帮”的代表人物。由于日寇的剥削敲诈，其经营的福荫公司于1943年宣布倒闭。日本投降后，1946年6月当选为天津广东会馆董事会董事长兼天津私立旅津广东学校校董会董事长。20世纪50年代初移居香港。回忆，广东音乐会的活动比较多，一般为每周一聚。⑦杨仲绰：《天津“广帮”略记》，载天津市政协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63、64页。此种每周一聚的活动规模较小，而每年定期举办的恳亲会则规模较大，参加人数较多。天津市档案馆所藏的1946年旅津广东音乐会提交给天津市警察局的《旅津广东音乐会呈为举行恳亲会并排演戏剧请准予备案》①天津市档案馆：《旅津广东音乐会呈为举行恳亲会并排演戏剧请准予备案（附天津市旅津广东音乐会职员履历表）》，天津警察局，1946年1月17日，档案号：J0219-3-026175，便是举行恳亲会的申请。该活动体现的正是《旅津广东音乐章程》中所言及的“联络感情”之功能。通过这些活动，旅津的粤商可以凭借粤剧、广东音乐这些乡音以寄托对故乡的眷恋，同时也扩大了广东音乐在天津的社会影响力。

除了每周一次的固定聚会以及每年的恳亲会以外，旅津广东音乐会还有着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章程》的“任务”中所列出的“襄助善举”。比如：前文所述旅津广东音乐会于1914年主办慰劳国军筹款游艺会，便是一桩善举。天津档案馆所藏《为广东音乐会主办游艺会及筹款等事致张市长呈》对此次活动的目的及具体操作方法有如下叙述：

旨在研究艺术、联络感情，更常竭其绵薄为社会谋福祉……已决定于月之二十八日假座旧法租界北洋戏院演剧一昼夜以资庆祝，并以售票所得全数充作慰劳国军之用，而所有戏票概由敝会会员承销。②天津市档案馆：《为据旅津广东音乐会主办慰劳国军筹办游艺会呈以演剧筹》，档案号：J0025-3-002101-001，1915年11月9日。

自此之后，旅津广东音乐会善举不断，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洋画报》1929年第8卷第383期第2版整版刊载了《旅津广东音乐会缘起略史》。其中也记述了旅津广东音乐会的一些义演善举以及获得政府嘉奖的情况。如1917年天津发生特大洪灾，旅津广东音乐会与唐山广东同乡合作义演粤剧与广东音乐，所得数千元收入悉数捐给灾民。为此，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于1918年10月给旅津广东音乐会颁发了题为“嘉惠穷黎”的匾额，以示嘉奖；1921年建成的广东学堂（即广东中学，后更名为第十九中学）也得到了旅津广东音乐会的捐助。1922年1月10日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黄郛给旅津广东音乐会发了褒奖，大总统黎元洪也于同年给旅津广东音乐会一块刻有“乐善好施”的匾额。1924年，为表彰音乐会为广东学校募款的义举，教育部通令褒奖：“旅津广东音乐会：于民国十年捐入旅津广东学校银伍千七百余元，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之规定，特奖一等褒状。此证。”③《旅津广东音乐会缘起略史》，《北洋画报》1929年第8卷第383期第2版。

从一系列的义演捐助活动，足可见旅津广东音乐会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多项来自政府的嘉奖，则是旅津广东音乐会所具社会影响力的彰显。另外，旅津广东音乐会与商会性质的“广东同乡会”有着密切的渊源。《甄光俊戏剧文汇》有载：“客居天津的杨文昭……等喜好粤乐和粤剧的广东同乡会成员、家属，经常聚集在杨文昭的家里，或吹拉弹奏广东乐曲，或一起演练粤剧……这些人经过合议，并得到旅津广东同乡会的支持，正式建成旅津广东音乐会，公推杨文昭为会长。”④甄光俊：《甄光俊戏剧文汇》，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5页。可见，旅津广东音乐会的组织筹建者均来自天津的广东同乡会，而“同乡会”往往具有联络和沟通的功能，以及帮扶、赈灾等方面的作用，这一功能被旅津广东音乐会体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我们很难厘清旅津广东音乐所具有的良好社会形象与广东音乐在津广泛传播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但起码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是高度重叠的。

二、旅津广东音乐会的职员、会员情况

旅津广东音乐会的职员均为广东籍人士。天津市档案馆所藏1946年的《天津市旅津广东音乐会职员履历表》⑤天津市档案馆：《旅津广东音乐会呈为举行恳亲会并排演戏剧请准予备案（附天津市旅津广东音乐会职员履历表）》，天津警察局，1946年1月17日，档案号：J0219-3-026175。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旅津广东音乐会的职员构成情况，包括理事长1名、常务理事长4名、理事10名、候补理事5名、常务监事1名、监事4名、候补监事2名。年龄从25—45岁不等。所有职员的籍贯均为广东，职业或是从商，或供职于海关、铁路、矿务、银行等（见表1）。

表1 天津市旅津广东音乐会职员履历表

虽然旅津广东音乐会的职员从理事长到候补监事均为广东籍，但该组织的会员却已经突破了广东籍的范围。1946年的《旅津广东音乐会会员名册》①天津市档案馆：《呈为呈报改选经过情形并请发给立案证书及图记敬乞（附旅津广东音乐会会员名册）》，档案时间：1946年5月21日，档案编号：401206800-J0025-03-005272-001。中记载了109名会员的情况，其中有7名非广东籍的会员，籍贯分别为福建、浙江、天津，入会时间为20世纪30—40年代（见表2）。

表2 《旅津广东音乐会会员名册》中的非广东籍会员情况

旅津广东音乐会的定位是“旅津”“广东”，势必面向的是旅津的广东人，此时出现了福建与浙江籍的会员，可见广东音乐已经得到非广东人士的喜爱，而20世纪40年代三位天津籍爱好者的加入，或可映射出广东音乐已悄然进入天津人的生活。的确，20世纪40年代，对于广东音乐在天津的早期传播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此时开始，广东音乐不再仅仅是广东人的专属，而是被越来越多的非广东籍爱好者——尤其是天津人——所接受，这为广东音乐在天津的传播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三、天津人组建的广东音乐社

20世纪40年代，演奏广东音乐在天津蔚然成风，由天津人组建的专门演奏广东音乐的乐社纷纷成立，学校内外、街道家庭中，时常可以听到广东音乐的曼妙旋律。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旅津广东音乐会的演出活动中，粤剧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津流传甚广的并非粤剧，而是广东音乐这种器乐类型。笔者认为这应当与语言的限制有关，毕竟对于天津人而言，要学会使用粤语演唱的粤剧，并非易事，而演奏广东音乐则无此障碍。

当时，学生群体是传播广东音乐的中坚力量，许多广东音乐社是由在校学生组建而成。比如工商学院附中与第二中学的学生组建的南风粤乐社，还有南开大学国乐社、南开中学广乐社、木斋中学（今二十四中）广乐社、一中（今三中）广乐社和二中广乐社等。除了学校组织，专门的广东音乐社还有很多属于社会组织，例如工凡音乐会（由邹轲②邹珂（1923—2008），祖籍山东邹县，自幼在天津生活，毕业于天津崇华中学。曾编《国乐集锦》（铅印手刻油印本）、《广东音乐谱》（上、中册）（铅印本）、《广东小曲集》（铅印本）等。等人组织）、黄莺广乐社（由曹云化、许应声、林逢源③林逢源（1922—1989），天津人，《天津日报》高级记者，曾任天津广东音乐联谊会会长。等人组织）、崇化广乐社、鹦鹉广乐社（由杨宝桐、徐星志、徐垦平等人组织）、正风广乐社（由王润芳、董长松等人组织）和南星社（由中华百货售品店员王鼎和、冯国继、尚学礼等人组织）等。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7页。

成立于1942年的“南风粤乐社”是众多广东音乐社团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该乐社由学生组成，主要成员有工商学院附中的徐仁⑤徐仁（1927— ），天津人，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酷爱民族音乐，曾受教于民乐大师刘天华之胞弟刘北茂教授门下。1942年组建了“南风粤乐社”，专门演奏传播广东音乐，后任天津广东音乐联谊会副会长，为广东音乐在津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徐杰⑥徐杰（1924— ），天津人，1941年开始学习广东音乐，擅长演奏秦琴、中阮、三弦。参与组建“南风粤乐社”及建国后的“天津中国音乐研究会”。至今已参加广东音乐演出数百场。、韩世珍、董光尧（董坚）①董坚（1925—2014），生于北京，1948年毕业于工商学院建筑系（现天津大学）。曾到“旅津广东音乐会”学习高胡，1941年参加了工商学院附中的粤乐社，1942年参加“南风粤乐社”，演奏高胡、小提琴。1990年起定居美国。他将237首小提琴粤乐曲谱整理成《小提琴粤乐曲集》。、杨浩川、杨少苍，第二中学的赵金铸、陈嘉瑞②陈嘉瑞（1929—2001），天津人，天津市河北区教师进修学院教师，天津音乐学院客座教授，曾任天津广东音乐联谊会副会长、天津群艺民族乐团团长。等人。他们除在社会上参加演出外，还经常到电台去播音。由于这个乐社演奏水平较高，曲目较多，乐器配备比较齐全，成为当时唯一经常到电台演播广东音乐的团体。③陈嘉瑞：《南国奇葩津门飘香——广东音乐在天津》，天津群众艺术馆油印稿，1997年8月，第6页。

“南风粤乐社”的主创者——如今已92岁高龄的徐仁老先生——于1949年组建“天津中国音乐研究会”（现为天津群艺民族乐团），并借助该平台，演奏了170余首广东音乐，参加广东音乐演出250余场。徐仁先生不仅酷爱广东音乐，同时还十分注重资料的记录与整理。在他手写的题为《历年演出广东音乐曲目（1942—2011.7.31）》与《历年演出广东音乐曲目（2012—2017）》中记录了176首曾经排演过的广东音乐的曲名；《天津群众民族乐团演出广东音乐记录》则以年代先后为序记载了该乐团演出广东音乐的各个场次。其中20世纪40—50年代的演出记录有4条。

1.1949年2月15日：军民联欢会，二中学生赵金铸、王世龄、陈嘉瑞等，演奏《狂欢》《娱乐升平》《步步高》，地点：市政府机关事务局。

2.1957年7月21日晚8时：由中国音协天津分会主办的暑期《星期音乐会》。地点：天津文艺俱乐部；演奏广东音乐：《二龙争珠》《赛龙夺锦》。

3.1957年6月9日：中国大剧院售票（专场）。演出《民族音乐会》。其中广东音乐：《赛龙夺锦》《娱乐升平》。

4.1958年第四次双周音乐会。主办：中国音协天津分会、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中央音乐学院。曲目：《狮子滚球》《赛龙夺锦》。

此外，徐仁先生还以手写的方式整理了“历年广东音乐专场音乐会记录”“天津群艺民族乐团排练演出曲目”“1949—2009年排练演出乐曲”“天津群艺民族乐团演出场次记录”“天津群艺民族乐团60年小统计（1949—2009）”“天津群艺民族乐团获奖统计”“录音录像记录”等。各项记录，林林总总已逾万字，不仅精细条理地记载了广东音乐在天津的传播情况，实际上更是记载了天津人对广东音乐的热爱与付出。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天津的广东音乐社团使广东音乐的在津传播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也正因为有了天津人的积极参与，才使得广东音乐的在津继续传播成为可能。即使后来广东人纷纷离津返粤，广东音乐也不会因此而销声匿迹，因为当初由广东人播下的种子已经在天津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在乐友们浇灌与哺育下，广东音乐在天津绽放出了生命的力量。

四、天津各类表演活动中的广东音乐

鸦片战争之后，大规模的基督教传教活动推动了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是加速了西乐东渐的进程。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北京条约》中增开的商埠，天津不仅逐渐成为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同时也成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并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都市。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均折射出西方文化向天津渗透的事实：1860年，第一个拥有固定工作场所的基督教宣教会——公理会④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是一个信奉基督新教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的传教组织。进驻天津。随后，伦敦会、圣公会、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等先后进入天津开展传教事业；⑤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1页。1866年，全国第二大兵工厂——天津机器局开办，此后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开平煤矿、津唐铁路、北洋水师学堂等，无不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天津在20世纪初出现的兴教办学高潮中，办有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小学堂、女学堂和各类专业学堂156所，⑥来新夏主编、刘卫国副主编：《天津历史与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0页。为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提供了土壤；1902年慈禧太后乘火车经过天津时，袁世凯带领西洋军乐队到车站迎接，吹奏的竟然是《马赛曲》……①〔美〕德龄：《我和慈禧太后》，富强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98页。从文化的的角度，以上种种情况均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天津的影响力之大。

当时在音乐领域许多有留学经历的音乐家都认为，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有着巨大的差距。正如萧友梅曾指出：“人有良好榜样给我看，我们拿来督励自己，不能望尘不及来灰自己的心，更不应该设种种幻妄的虚想来自欺欺人。”②萧友梅：《乐艺》季刊发刊词，1929年。受西方音乐影响而出现的新音乐也自学堂乐歌开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那么，天津这样一座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城市，其音乐领域又是怎样的情形呢？西方音乐文化是否会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呢？广东音乐作为发轫于珠三角地区的地方性乐种，是否会在天津的整体音乐文化生活中完全被边缘化呢？通过对天津市档案馆所藏的两份节目单的分析，笔者却有些意外的发现。

天津市档案馆所藏《为经过情形报出席世界学生日纪念会等事致本局郝局长的呈（附告学生书节目单）》③天津市档案馆：《为经过情形报出席世界学生日纪念会等事致本局郝局长的呈（附告学生书节目单）》，教育局职员曹文德，1946年11月18日，档案编号：J0110-3-002165-003。显示，1946年11月17日下午，由三民主义青年团天津支团部主办的世界学生日纪念大会在天津市耀华中学校礼堂举行。其节目安排如下：

1.儿童表演唱：孩子们的歌

2.独奏

3.圣路易斯学校表演

4.广东音乐

5.苏俄中学校表演

6.洞箫独奏

7.圣替瑟学校表演

8.魔术

9.国术

10.轻音乐

11.儿童表情唱歌

虽然节目单并未显示具体的曲目名称，但作品所属的类型已经得以清晰的呈现：第4首作品为广东音乐。有三个节目（第3、5、7）由外籍学生的学校表演，这也正体现出此次演出的主题——世界学生纪念大会。另外还有属于民族器乐的洞箫演奏（第6），以及魔术（第8）、国术（第9，意为武术）等。如果在旅津广东音乐会的演出中，广东音乐定为必然的选择，然而在“世界学生日纪念大会”也出现了广东音乐的身影，可见广东音乐在天津多元音乐文化语境中的重要地位。

无独有偶，天津市档案馆所藏《为送招待券及节目事致市参会的函（附节目单）》④天津市档案馆：《为送招待券及节目事致市参会的函（附节目单）》，档案日期：1948年9月2日，档案编号：J0002-3-008923-024。中也出现了广东音乐。1948年9月2日，天津市各界庆祝胜利三周年纪念大会，当晚的游艺晚会节目单如下：

1.军乐

2.舞蹈：庆祝胜利舞；青春的愉快

3.弦乐合奏：蓝色的多瑙河；进行曲

4.魔术

5.国乐演奏：胜利；甜蜜的苹果；娱乐升平；狂欢（南风国乐社演奏）

6.四部合唱：胜利的呼声；我所爱的大中华

7.提琴独奏：小步舞曲；印度之歌

8.合唱：大家唱；渡长江；巷战；插秧谣

9.电影

闭幕

由节目单可见，第5个节目为南风国乐社演奏的四首国乐（广东音乐曾一度被视为国乐）：《胜利》《甜蜜的苹果》《娱乐升平》《狂欢》。虽然这几首都属广东音乐，但是曲风确属高度混搭。有情绪高昂、意气风发的《胜利》，也有被称为“精神音乐”而备受诟病的《甜蜜的苹果》，还有较为传统的经典曲目《娱乐升平》，以及具有爵士风格的《狂欢》。可见各种不同风格的广东音乐都得到了天津乐友的喜爱。从所有节目的整体安排来看，有西方风格的弦乐合奏《蓝色的多瑙河》《进行曲》，提琴独奏《小步舞曲》，李抱忱⑤李抱忱（1907—1979），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系我国早期合唱事业的领军人物。根据意大利但尼择提的旋律填词的《我所爱的大中华》等，凡此种种，亦是体现了多元文化风格的并置。

从以上两次活动的节目安排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天津有着多元包容的音乐文化氛围，而被视为国乐的广东音乐，在西乐东渐的文化背景中，显然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以异地乐种的身份出现于这两次活动之中的，唯有广东音乐。由此，广东音乐在天津音乐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得以显现。

结语

广东音乐虽为源自中国南方的地方性乐种，但曾一度被视为“国乐”而广泛流传于大江南北。它在津的传播状况尤其令人瞩目，天津也因此而被称为广东音乐的“第二故乡”。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与分析，广东音乐在津早期传播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其特征与意义也随之显现。

首先，广东音乐经历了由广东人传入，后转而由大批天津人参与的变化过程。从广东人成立的旅津广东音乐会，到天津人组建大量广东音乐社团，并形成传播热潮，广东音乐得以融入天津人的音乐生活之中。无独有偶，如今上海华南粤乐队、南韵粤乐社，以及北京广东音乐联谊会的成员均以当地的广东音乐爱好者为主。传播者的本土化不仅为广东音乐在异地的可持续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展现出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同血同脉的内在机理。

广东音乐在津早期传播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因为这段历史是广东音乐在津传播的必要基础，更是因为它折射出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事实：广东音乐在天津的传入直至传播热潮的形成，正处于西乐东渐、新文化运动以及新音乐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之中，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乐种之一，广东音乐非但没有因为西方音乐的传入而式微，反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不仅是地方性乐种异地传播的一个生动案例，更是中国传统音乐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