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纽约“慈善组织协会”及运行机制研究

摘 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纽约“慈善组织协会”的成立无疑是这一时期整个美国慈善事业的缩影。本文论述20世纪之交美国纽约“慈善组织协会”及运行机制，有助于中国在转型时期学习美国慈善事业的经验，扬长避短解决自身问题。

关键词 纽约 “慈善组织协会” 救济

作者简介：刘丽，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历史学、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D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9.234

一、美国纽约“慈善组织协会”的成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谓美国历史上的大转折时代，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彼时，美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美国在完成城市化的同时，伴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当时的纽约对外来移民而言是个处处充满机会的崭新天地，移民纷至沓来。19世纪20年代初，纽约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区。30年代，纽约人口超过1000万，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特大城市。工业化改变了城市，不仅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积累，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工人农民的社会运动规模空前高涨，社会冲突加剧。动荡的现实环境使得美国统治者及一大批社会精英开始反思，希望通过温和的制度修补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秩序。美国的财阀和精英开始主动拿出自己的钱财为国家排忧解难、拾遗补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相继成立了“慈善组织协会”“社会去联合”和“美国社区组织协会”，统一协调和管理社区、地方或全国范围内的慈善事业。美国现代慈善组织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开始兴起。

1882年，富有的纽约慈善人士创建了“慈善组织协会”（COS），以消除欺诈和减少依赖性。它以英国的“慈善组织协会”（COS）为蓝本，是同一时期在全国各地成立的众多此类机构之一。“慈善组织协会”（COS）调查其他救助组织提交的救济申请，并通过频繁的访查为这些组织提供支持和建议。“慈善组织协会”将纽约市划分为几个区，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由一名区秘书领导，并由支付工资的志愿者或代理人担任工作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但区委员会负责长期监管。由专业慈善人士和宗教派别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一般每周开会。区委会中央办事处主要负责登记案件和执行其他职能，包括组织专门委员会审议全市的问题。

为了协同努力，“慈善组织协会”和当时纽约最大的救助组织“改善贫穷现状协会”（AICP）密切合作，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了一个联合申请局，接受救济申请并将其派发给适当的协会执行。1939年，这两个组织成立了“社区服务协会”。到20世纪，“慈善组织协会”（COS）开始提供救济，它还赞助了该市的社会研究和第一次社会培训工作。许多慈善机构都在这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每年，“慈善组织协会”将它们列在纽约慈善目录中，在1900年，不包括索引和广告大约有620页。它绘制了纽约这座城市庞大的、错综复杂的慈善组织网络。

二、纽约“慈善组织协会”的运行机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市“慈善组织协会”（COS）的档案中，清晰地描述了那些收入远低于贫困线的家庭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这些家庭在“慈善组织协会”的帮助下，揭示了纽约“慈善组织协会”运行机制中的三个相关主题：进入和摆脱救济依赖的途径;家庭、性别、住房与慈善的关系;救助的依据和标准。

（一）进入和摆脱救济依赖的途径

首先考虑依赖的起源。由于工作不规律、意外事故、丧偶、疾病和缺乏儿童看护，家庭发现自己需要依赖他人。事实上，大多数情况反映了这些因素的某种组合。对于男性来说，工作的不规律比他们的工资更成问题。慈善机构的官员们认为，任何一个稳定就业的男人都能养活自己的家庭，除非有数量异常庞大的孩子成为残疾。然而，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男性无法存足够的钱来度过他们周期性的失业。同样受周期性失业影响的女性工资仅为男性的一小部分。因而，即使是一个有稳定工作的寡妇也难以养活自己和一个以上的孩子。由于这个原因，有组织的慈善机构经常补贴寡妇的工资。

在工业化时代，美国经历了最高的工业事故发生率。意外事故和疾病成为贫穷的重要原因，其中最严重的是肺结核。1914年和1915年，纽约市记录在册的肺结核患者每年分别新增了3.5万和2.2万人，其中死亡人数8918人。他们的治疗花费了公共和私人总计68.7342万美元的健康资金。事实上，这对每个家庭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家庭可以负担自己的医疗费。由于这个原因，免费医疗照顾构成了依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医疗机构通过药房、诊所、医院为穷人支付费用是家常便饭。这一時期，许多家庭经历了周期性的依赖，有些人持续了很长时间。几乎所有的工人阶级家庭生活在依赖的边缘，这些家庭中的大多数，即使他们自己独立工作，以任何合理的标准衡量都是贫穷的。的确，贫穷是近一半城市人口的正常状态。如果没有外部帮助，这些流动的社会群体就无法生存。

家庭摆脱依赖是因为男性找到工作，女性再婚，政府发放养老金或者孩子们开始工作。20世纪初，一些妇女仍然有资格领取内战抚恤金，并在19世纪晚期扩展到北方退伍军人的幸存家属。1916年后，为数不多但数量可观的寡妇获得了国家新的母亲养老金。尽管规模不大，加上清扫办公室之类的工作（一种新兴的适合母亲日程安排的职业形式），母亲养老金让有孩子的女性得以生存。然而，作为一种摆脱依赖的途径，更为常见的是儿童的劳动。孩子们14岁就辍学了，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慈善组织协会”通常会设法说服他们，反之则帮他们找到工作。大多数人的薪水很低，从一开始可能4美元一个星期的邮差工作到一个星期3美元或4美元的工厂劳作。尽管如此，加上他们母亲的工资，孩子们挣的钱足以保证他们家庭的经济独立。大多数年轻人非常愿意接受他们的角色，当然，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放弃了向上流动的前景。

（二）家庭、性别、住房与慈善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纽约的穷人生活在除了父母和孩子，几乎没有亲属关系的核心家庭。有些人，尤其是寡妇，选择接受寄宿生，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慈善活动。寄宿生意味着额外的收入，这可能会让一个家庭越过贫困线摆脱依赖。尽管如此，慈善官员和改革家们认为，家庭和寄宿者挤在拥挤的房间里对健康和伦理构成了威胁。无论如何，很少有人呆很长时间，实际上家庭组成也经常发生变化。许多机构帮助调解家庭关系。法院成了解决家庭冲突的场所，孤儿院成了家庭危机时期儿童的临时庇护所，医院成了营养和儿童保健的来源。

除了食物、药品和衣服外，纽约的穷人还经常为寻找体面、便宜的住房发愁他们经常搬家，但通常不能离工作地太远。由于付不起房租，他们被赶了出去，搬到了街区拐角处的隔壁，很少远离邻里社区。他们精心构建的个人互助网络、友谊和信用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圈子里，而昂贵的车费意味着他们住不起离工作地点太近的地方。纽约是一个以公寓为主的城市。几乎在每一套公寓里，房东们都会雇一名管家或“看门人”。一个好的房东不仅让他或她的房子得到很好的维修，还允许房客延迟交纳房租。这些女性住在免收租金的公寓里，作为交换条件，她们打扫房屋，向潜在租户展示公寓，监督管理他们，偶尔还帮房东收取租金，有时他们甚至是有组织的慈善机构的监督员。他们的建议有助于有组织的慈善机构对救济申请人进行评估。问题是申请人是否值得？ 这个家庭值得施舍吗？在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穷人之间划一条界线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没有一个社会拥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难点在于边界的界定，它必须始终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判断和价值的反映。

（三）救助的依据和标准

对于有组织的慈善机构，是否值得救助取决于申请人的行为、态度和阶级。判断行为的三个标准包括性、酒精和诚实。其中，不当性行为最严重，机构官员们不仅将卖淫定义为非法，还将婚外性行为定义为非法。同时过度饮酒，尤其当酗酒转化为无法工作、家庭暴力或过度的经济损失时，救济申请人将无法通过“慈善组织协会”的审核。乐于工作、乐于接受建议和感恩是最令人向往的三种态度。“慈善组织协会”经常切断对客户的帮助，因为他们认为一些人的懒惰，或者因为客户拒绝接受建议。与此同时，他们希望他们的帮助能得到感激，因为慈善作为一种礼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尊重和互惠。有组织的慈善机构希望他们的客户能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与其他任何反应相比，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一种与感激相反的感觉，更让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恼火。尽管如此，即使是当“慈善组织协会”认为一个家庭不值得帮助的时候，那些既无辜又脆弱的孩子的出现经常会抑制“慈善组织协会”停止帮助的计划。有时“因为孩子们”这句话正好解释了“慈善组织协会”对一个受到严重质疑家庭的持续援助行为。在阶级方面，少数客户经历了向下的流动。由于运气不好或管理不善，他们失去了财富和地位。无论他们跌倒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明显的绅士风度总是为他们赢得了“慈善组织协会”的好感。不过，救济指标的分配仍然是临时性的，对个人客户的评估也经常因为情况的变化而发生逆转。

综上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慈善组织协会”为代表的纽约慈善业深入社会底层，给予深陷无望泥潭的劳苦大众以极大的帮助和希望，这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美国现代社会的成功转型。“慈善组织协会”通过为慈善救济机构选择合适的受赠对象，提供更加专业化、及时的、长期性的评估和意见，在各类救济机构和受赠者之间搭起了桥梁，使慈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发挥最佳功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当然，其个人懒惰无能导致贫困的观念，评估救济对象缺乏科学、客观的依据以及推荐童工的做法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慈善意识、慈善法规和监管制度的不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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