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史记》音乐元素中的美学意义

【摘要】司马迁史记中的音乐观点融合了儒、道思想。音乐从远古至今都对人类的进步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借鉴、传承传统文化是文艺工作者的新课题。

【关键词】史记；儒家；道家；秩序；自信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7X（2020）06-0253-02

【本文著录格式】毕又文.探究《史记》音乐元素中的美学意义[J].北方音乐，2020，03（06）：253-254.

基金项目：河南省大学生创新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910475149）。

一、《史记》中的音乐元素

从史记所载埙的产生到后来30件乐器的华丽呈现，一点点还原了人类在各种生存状态中的精神和物质追求。在当时作为一件件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的创新品，竟不经意地还原了历史、惊艳了时光。音乐作为一个大自然中固有的载体，使人类的情感和智慧以穿越时空的方式得以传承。

《史记》中涉及音乐的内容零见于多个篇目，但主要集中于《律书》《乐书》两章。五音是指宫、商、角、徵、羽，而八音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材质不同的八种乐器。听音可以调养人的正义之心、圣法之心、礼让之心、仁爱之心、还有明智之心。宫可以让人心温和宽广；商可以让人刚正好义；角让人生恻隐仁爱；徵可以让乐善好施；羽可以让人端庄好礼[1]。由此可见，音乐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人的全面修养教育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史記》中记载的黄帝命伶伦测十二律，《续汉书》记载的吹灰候气，把乐、律、历都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乐中的律动、历中的十二月、十二地支和宇宙中的天体都以一定的数理关系和谐地运作。《青阳》等四季歌正是反映人类顺应自然规律且用音乐表达记录的有力佐证。“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2]。”上古时期的乐中，黄帝著《咸池》、颛顼有《六茎》、尧的《大章》、舜的《箫韶》、禹的《大夏》都涉及天地的和与序，被后人编排成歌舞附上现代人的理解得以呈现。以上乐篇的内容准确性虽待史实的支撑，但笔者认为，其能经历几千年而继续吸引着无数后人从不同的视角理解藏在音乐中的秘密，其过程和从中积累的认知已超越对其真实性探究的意义。

二、史记中的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在先秦时期已发展到成熟，“和”“同”等基本观念已确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核心，“大音希声”的道家智慧，于此时碰撞和衍生出无数光芒闪耀的音乐火花哲学启发了音乐，还是音乐点亮了哲学，或许就如“大音希声”的多种理解推测，后人们在思辨与争论中一点点扩充对已有世界的未知认识。

（一）儒家思想的光

《史记》《乐书》道：“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为昭焉，天地欣和，阴阳相得。然后草木茂……则乐之道归焉。”[3]其意为论述音乐和天地的和谐感应。天上的飞禽，地上的走兽，生命赖以生存的粮草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太史公认为这一切来源于音乐与天地的欣然之合。“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4]上述内容体现了音乐的另一作用政教功能。这一思想带有儒家“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论点的特征。孔子传袭上古乐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建立了儒家音乐体系。他在《论语·秦伯》中提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5]，体现了儒家对音乐功能的重视。“圣人作乐以应天”值得商榷的一面在于是古代音乐彰显神秘色彩，还是前人追求至善至美，以达到与天地自然运作规律相和谐的“乐之道归焉”？笔者认为，儒家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坚持无神论的立场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回答。荀子通过《乐论》的思想使其理论化，将《乐书》整理成册，使我们对四书六经中“乐经”的向往有了些许安慰。不能不提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伟大思想使《史记》闪耀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二）道家智慧的美

道家以简约朴素为美，把自然无痕奉为最高境界。从上古黄帝起，人类赖以生存的活动使和各种活动紧密相连。如人们无意中发现鸟叫为调，模仿创造了骨哨，三度骨笛应运而生，并且制造了笛、埙。古人用音乐的形式很好地触探了大自然，用心灵与天地自然交流呼应，大概也只有音乐这种奇妙的媒介。“五声”“十二律”、自然运作的领悟。老子辩证地提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因为天地有运作规律，所以古人通过生产生活过程用心体会整理，服务了自身的生存，也填补了心灵上与天地对话以述和谐的渴望。

老子的辩证思想在《史记》中得到巧妙运用。司马迁“究天人际，通古今之变”的著书原则，要遵循历史规律，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这也是老子“先天地而生”思想的精华，强调天道自然，万物在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如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中不抛开社会背景，进行无意义的评价，而是通过探求深刻的历史原因来揭示社会的发展前进客观变化。

《项羽本纪》中楚霸王认为自己的胜败乃“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则认为项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6]司马迁鲜明指出项羽失败的原因在于，自大武断人心难拢，将失败归于上天的想法荒谬可笑。《史记》中上述例证，在《孝景本纪》，《世家列传》及《自序》中都有体现，笔者不再重述。老子辩证的思想不仅体现于音乐的最高境界：“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7]还运用于《史记》的著书精神。司马迁称庄子，“学无不亏，人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8]从另一层面分析，笔者认为也是司马迁对于《史记》创作的一个适宜的自我评价。

老子认为，古代音乐与其宇宙天文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联。《淮南子》中《天文训》也主要讲述其自然天道观，《史记》中记载了人民祭祀唱歌时的史料，不同的季节有着严格的规定，春季歌《青阳》，夏季唱《朱明》，秋季吟《西皞》，冬季咏《玄冥》[9]，或许如此详细地分为四季歌，古代人民正是为了歌颂自然才创作出这些音乐。

三、史记中的音乐思想对文艺创作的影响

《史记》乐书第二卷中指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月皆得，谓之有德”，“唯君子为能知乐”[10]等，这些虽然都强调了乐的重要作用，但毕竟司马迁受所处时代和个人阶级立场认识的局限，其根本无法上升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去认识“乐”、传承“乐”，这就需要我们身处新时代的共产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加以分析、传承和发扬，并指导我们当今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提出“文化自信”，他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指导思想，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这就为我们新时代的文艺创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如何在人民性上下工夫是党和人民赋予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伟大历史性课题。文艺创作不可能凭空臆造，要走进群众的生活，与群众交流感情，沟通思想，产生共鸣，碰撞出生活的火花，大力创作接地气、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来，为新时代贡献出文艺工作者应有的力量。

参考文献

[1]仝智倍.史记中的音乐思想探究[J].内蒙古电大学刊， 2018（1）.

[2]郑方.乐记导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5）.

[3]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7（8）.

[4]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7（8）.

[5]孔子.论语[M].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1）.

[6]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7（8）.

[7]老子.道德经[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3）.

[8]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7（8）.

[9]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7（8）.

[10]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