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与日本

文 /邹 涛

吴昌硕与日本

文 /邹 涛

今年是吴昌硕（1844—1927）逝世九十周年，吴昌硕书画篆刻艺术的综合成就越来越受重视，影响也越来越广。这当然离不开“日本”这个话题，更离不开日本藏的吴昌硕作品。

梅雪煎茶图 38cm×49cm

记得十几年前有位日本专家谈到日本藏的吴昌硕作品大多是四尺条幅，这与日本建筑结构有关，因为几乎每家每户都建有“画龛”以备挂书画作品，高度、宽度正好适合四尺条。其实，还有一种格别，就是煎茶道的茶室，别于宋式茶道的茶室，他们会挂一些超巨幅的书画作品，比如曾流行过挂王铎、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等巨幅超长作品。尽管建筑偏低矮，只能展现出一个局部，但足显主人的气派了。还有就是日式六屏一双（十二屏）这样的豪华形式。所以，在日本偶尔也会有一些巨幅吴昌硕作品的收藏。1921年日本出版的《吴昌硕书画谱》中就有篆书心经十二屏，这是少见的巨制。2004年嘉德以1650万（当时的天价）拍出的水墨花果十二屏，便是极为特别的吴昌硕巨制。原本是装裱在一双六屏日式屏风上的，是吴昌硕于乙卯、丙辰七十二三岁时专门为日本人画的。同类作品，笔者还见过书画十二屏，也是相同的格式，据藏家说，当时是十二屏书法十二屏绘画，一样的大小尺寸，考虑到资金问题，便购藏了六屏书法六屏绘画，也就是说，至少还有十二屏书画尚未面世。笔者在日本也曾见到过巨幅水墨梅花长卷，可惜当时嵌在框中，无法拍照，也未见有出版，因藏家的仙逝而不能再拍到作品实物。

嘉德拍出的这十二屏，不久前在保利拍卖公司的仓库里再次看到，已经从屏风上揭下，不再是屏风的式样，而是裱成镜心，略少了原装原裱的氛围。但作品的风采依旧，梅兰竹菊之外还有牡丹、贞松、水仙、紫藤、玉兰、荷花、白菜、石榴，都是吴昌硕最擅长的题材。辛亥革命后，缶翁移居上海，先后被推举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海上题襟馆书画会会长，成为了上海金石书画的中心人物，人气爆棚，影响日巨。又因为日本汉学家长尾甲，日本著名篆刻家、文豪河井荃庐，海上著名买办王一亭等人的牵线搭桥，与日本政经及文化界关系极为密切，所作书画大多销往日本，来华者也多求其书画。从其诸多书信也可看出，其时正意气风发，书画艺术也渐臻佳境。所以，这十二条屏属于其成熟期佳作，非常精彩，堪称缶翁具有代表性的绘画杰作。

二十世纪一百年，日本持续不断地收藏吴昌硕的书画作品，从其在世期间，乃至改革开放之后，日本书法界以及政商界都普遍喜爱吴昌硕艺术。可以说在日本，一些著名的金石书法家们家中藏有数十件吴昌硕作品（含书画篆刻）并不希见。藏品过百的大藏家也可以列出数字，著名篆刻家松丸东鱼(1901—1975）、梅舒适等先生便是其中的大藏家。笔者曾亲赴梅老先生府上拍摄过梅先生所藏吴昌硕作品数十件，而那也只不过是其中的部分。梅先生自己也说，到底有多少件因未整理过而没有确切的数目，我相信书、画、印、信札、诗稿总数应该不低于百件，由此也可见日本收藏吴昌硕作品之一斑。家藏几件似乎成为“每个”金石书家立足的“必备条件”。这样说，或许略有过之，但家藏几幅吴昌硕的作品在老一辈金石书画家中确实是极为普遍的事。仅此，足可以说明吴昌硕在日本的影响程度。

修竹数竿 123.4cm×40.6cm

花卉十二条屏 133.5cm×52.8cm×12

那么，日本所藏吴昌硕书画篆刻作品到底有多少？日本著名篆刻家松丸东鱼先生曾作过估计，认为仅书画作品应该有两千件。这一估计是在三十年前，那时我国还处在“文革”后期，尚未实行改革开放。中日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少得可怜，除个别的书法家在访华时购回少量的一些吴昌硕作品外，大量的吴昌硕作品都是早年传到日本的，多数是吴昌硕晚年为日本爱好者创作的作品。

为了便于了解，在此按时间分段作一归纳说明。

其一，吴昌硕生前，就有大量书画作品传入日本。

吴昌硕与日本人的交流始于何时，还有待于研究考证。日本书法名家日下部鸣鹤访华之际请吴昌硕刻印为辛卯年款，时年吴昌硕四十八岁。可知，吴昌硕作品传到日本是相当早的。

1900年河井荃庐的访华拜师，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随行，时吴昌硕五十七岁。余藏有吴昌硕七十六岁所作的《花果对屏》有滑川淡如题盒，称吴昌硕六十前后曾与之一同客居严氏小长庐馆（严信厚），每日观吴昌硕作书画十余幅云云，吴昌硕为作《寒梅图》，题画云：“滑川先生以日本刀见赠……”，可见关系已非一般。1903年著名书法家、汉学家、文豪长尾雨山辞官来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室主任，与吴结交。1911年由王一亭介绍日本书画家水野疏梅与六十八岁的吴昌硕订交，吴曾为作葫芦图并赠诗。此际，吴昌硕与身为日本多家企业买办的王一亭关系不断密切，王一亭便成了吴家常客。由于王一亭身为资本家，不以润格为生，因而作画多为消遣，有得润笔，也都捐给慈善事业。吴昌硕则是职业书画家，为帮助吴，王在日本开始为吴招揽订单。由于王在日本财界、政界享有巨大威望，经王介绍，求吴作书作画的订单有如漫天飞雪。

1912年吴昌硕致沈石友札云：“日本人去岁索画大者四十余纸，现照出一本，生动欲活，绝技动人。首页跋语缶笔墨嘉道后一人，彼土守娄东末派者不足数。后叶有摄影三人姓名，且有不准复印等语。缶雕虫末技而外人独具只眼。何耶？”这位日本人，就是著名出版商田中庆太郎，出版《昌硕画存》是吴昌硕最早的一本画集。之后，据不完全统计，有如下出版（生前至去世纪年出版为止）：

1915年《昌硕先生花卉画册》（白石六三郎在上海其经营的六三园为吴昌硕举办画展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画册）

1915年《苦铁碎金》（上海西泠印社）

同年《昌硕先生花卉画册》（商务印书馆）

1917年《吴仓石画剩》（日本谷上隆介编兼发行，饭田吴服店出版）

1919年《吴昌硕花卉十二帧》（商务印书馆）

同年《缶庐临石鼓全文》（田口米舫编）

1920年《吴昌硕画谱》（日本田中庆太郎编，文求堂出版）

同年《吴昌硕先生画帖》（日本长崎举办吴昌硕画展出版画册）

1921年《吴昌硕书画谱》（日本东京至敬堂刊印，田口米舫编）

1922年《缶翁墨戏》第一集（日本大阪高岛屋举办吴昌硕书画展并出版画册，谷上隆介编）

1922年《缶庐近墨》第一集（上海西泠印社）

1923年《缶翁近墨》第二集（上海西泠印社）

1924年《吴昌硕画宝》（上海书画会）

1925年《吴昌硕书画集》（上海西泠印社）

同年《吴缶庐画册》（商务印书馆）

同年《缶翁墨戏》第二集（大阪高岛屋再次举办吴昌硕书画展并出版画册）

同年《吴昌硕花果册》（西泠印社）

同年《缶庐写生妙品》（上海西泠印社，据松村茂树研究定为1925年）

1926年《吴昌硕花果册》（西泠印社）

吴昌硕75岁临石鼓文灵雨鼓 132cm×64cm

1925至1930年间《吴昌硕画册》（甲、乙、丙、丁，有正书局）

1928年《缶翁遗墨纪念册》（日本高岛屋举办“吴昌硕遗墨展览会”并出版作品集，堀喜二编辑兼发行）

同年《缶翁遗墨集》（高岛屋出版，堀喜二编辑兼发行）

以上共有23种之多，而日本出版的就有11种，对于一位在世的书画家，这在日本的艺术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田口米舫在他的《吴昌硕书画谱》序中写道：“（吴昌硕）……有现今支那随一大家之称也。缶翁书画传来我国者年年加多……”；长尾甲在《缶翁墨戏》序中写道：“……我邦人游彼土者，必以一见先生为荣，获其书画断简零墨，争相矜夸……”这些可以看出，在当时吴昌硕的影响之大！

花卉四条屏 244.5cm×61.5cm

1922年之后日本最大的百货公司高岛屋多次为吴办展，出版图录《缶翁墨戏》两种（长尾甲为之序），并成为日本收订单的重要据点。

我们翻看一下吴昌硕印谱就可以知道，吴昌硕曾为日本人刻印的有犬养义（曾任总理）、西园寺公望（曾任总理）、富冈铁斋（画家）、田口米舫（书法家，为吴昌硕出版书画集多种）、前田默凤（书画家）、长尾甲（书法家、鉴赏家、中国通）、内藤湖南（书法家、文豪、中国通）、山本二丰（收藏家，建有“澄怀堂”美术馆展示中国历代书画）、三村竹清（日本篆刻史研究家，请吴昌硕等刻《平平凡凡》并编成印书）、伊东深水（日本画家）、板东贯山（居住在上海的日本要人，砚台收藏研究家），大仓喜七郎（实业家，现在北京的长富宫饭店和上海花园饭店都归于大仓旅店集团管理）以及对日本影响非常大的定居日本的台湾人收藏鉴赏家林熊光（朗庵），等等。

且饮墨瀋一升

为犬养毅刻《木堂》

松丸东鱼先生曾广搜吴昌硕在日本的印章作品，编辑出版有《缶庐扶桑印集》《续缶庐扶桑印集》两种，共收印章139方（其中五方为吴昌硕布字其子臧龛刻成）。从中可看得出吴昌硕印章在日本的基本情况。

应该说，吴昌硕在世期间有大量的作品流传到了日本。据传，通过高岛屋、王一亭等从日本来的订单有上万件。这有点难以令人置信，但数量之多也可以想象。吴昌硕曾致信沈石友说：“谓缶为日人作画无趣已极。缶畣以画时无趣用钱时尚觉快心。”可知，其时已遭人羡慕嫉妒恨了。笔者曾为西泠印社出版社编辑吴昌硕诞辰一百六十周年纪念特集《日本藏吴昌硕金石书画精选》，又负责主编《吴昌硕全集》，观赏了其中日本藏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多数为日本原装原裱，这也可从某个侧面证明这些作品是早年传到日本的。

其二，缶翁去世到抗战胜利，这期间仍有不少被购往日本。

吴昌硕去世后，对日本的影响力在书画界可以说依然不减，来华搜集吴昌硕字画者大有人在。但在普通藏家或字画商那里却是大大减弱。

一方面，中国、日本两方都有举办过纪念展，而那些展品也大多被日本人购走。不过，吴昌硕去世，作品毕竟不能再生，前往吴家订购字画也已不再可能，而留在市面上的吴昌硕字画也在相对减少，假画开始泛滥。

另一方面，本来就是为了买卖的那些商人和凑热闹的藏家们（这些人在日本不算少数）对过世吴昌硕渐渐开始淡漠。日本人大多数具有那种樱花式的性格，热得快冷得也快。原来比较盲从地追捧吴昌硕的收藏者们，在吴昌硕去世后热情很快就冷却了。这种情况带有普遍性，即便是现在甚至针对他们自己国家的绘画巨匠也完全一样。一个人的去世，在普遍的情况下意味着他的终结。

这样，日本藏家们把注意力放到了生活在北京的另一位艺术大师齐白石身上，他们在齐白石那里找到了与吴昌硕相通的日本人所不具有的中国文人绘画的文雅和文化内涵，同时还找到了吴昌硕及其前人们所不具有的乡情气息，以及比吴昌硕更具现代感的绘画语言。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捧齐白石。20世纪20年代后半直至抗战结束的二十年间，日本人大量购走了齐白石的书画篆刻作品。尽管如此，在当时齐白石的影响还相对集中在北京，而这期间前往上海的日本人，特别是那些书画家们仍然受王一亭的影响，收藏王一亭书画作品的同时还有不少觅购吴昌硕书画作品者。不过，已不再如从前，那种前往上海的日本观光客们几乎人手一件吴昌硕作品的狂热已不复再。吴昌硕作品本身毕竟也在减少。因此，这个时期购往日本的吴昌硕数量明显少了许多。

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在犯下滔天罪行的同时，日本人民也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多少艺术品连同他们的建筑物一起化为灰烬。吴昌硕唯一的日本弟子河井荃庐也在1945年美军的东京大空袭中和他那些珍贵藏品一同殉难。他所收藏的吴昌硕作品也都被烧，二十几方吴昌硕印章也因为火烧而面目全非。如果不是那么多的人祸天灾，日本所藏吴昌硕的作品一定还会多不少。

其三，战后，日本书法界开始真正认识、研究、收藏吴昌硕艺术。

吴昌硕铭沈氏砚林中“狮砚”

梅花煮茶图 105cm×53.5cm

战争结束，人民生活恢复了正常。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全盘美国化。日本画首先发生了质的变化，以水墨为主的传统文人绘画遭到冷落，导入了西洋绘画的技法和风格，画家们不再使用宣纸，甚至连绢都很少使用。渐渐的画家们不再画挂轴，代之以西洋式的画框。画家们也不再向中国画家们学习什么，而是前往美国，学习现代西方绘画。书法家们处在这样的时代，一部分人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思潮，走线性抽象艺术之路，开始了前卫书法艺术的探索。日本书法界渐渐演变成四大体系：传统书法派（西川宁、青山杉雨、村上三岛等为代表）、前卫书法派（上田桑鸠、宇野雪村、井上有一等为代表）、现代少字数书派（手岛右卿为代表）、现代诗文书派（金子鸥亭为代表）。文人书法与现代艺术书法开始激突、分裂。在战后六十多年的较量中，传统书法现在占了上风，成为当今日本书坛的主导。

尽管现代意识很强的大量的书法家们在战后追随了西方思潮，但传统观念却给那一代的书法家们烙下的传统烙印是非常深刻的。宇野雪村这样的前卫书法家，除了创作前卫书法作品外，整天研究传统中国书画、文房四宝。他出版的文房四宝论著至今依旧是经典名著。西川宁、青山杉雨、村上三岛、梅舒适等传统派书法巨匠们则更是传统中国书画的热爱者、收藏研究家。

战后的日本书坛，无论是传统还是前卫，都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以王羲之为目标，他们把注意力放到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明清书法上来。开始越来越重视明清书法。关东地区由于西川宁的偏爱，赵之谦北魏书风开始流行，与此相应的是清代金石派书风包括吴昌硕在内的受宠；关西地区受村上三岛的影响王铎书风大流行，相应的是明清之际的书法受喜爱；篆刻界则是赵之谦、吴让之、吴昌硕艺术受到追捧。这样，吴昌硕书画篆刻作品在日本的艺术品市场继续看好。真正认识、理解、研究、学习吴昌硕的书法家群体开始逐步形成。他们成了新的吴昌硕书画作品的收藏者。

原二玄社总编，书法文化研究家西岛慎一先生整理了吴昌硕在日本战后的传播轨迹，撰文称，1952年京都前卫书家森田子龙出版的《墨美》杂志第十五期（8月号）刊登了吴昌硕特集。这是他创刊以来的第一个个人书家特集。当时特邀了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神田喜一郎、篆刻家园田湖城、京都大学的长广敏雄、研究家须羽水雅及小笹喜三等成员对吴翁的人文和艺术举办了座谈会。神田喜一郎是中国书法史学家，曾是内藤湖南（吴昌硕同时代的汉学家，在上海也拜见过吴昌硕）和长尾雨山（吴昌硕的老朋友）的手下，受二位的影响而对吴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篆刻家园田湖城受过吴昌硕篆刻艺术的影响，而且他作为藤井有邻馆的顾问，接触了众多的战前从中国流入的文物，并与经常在高岛屋举办吴翁书画展的谷上隆介关系密切。长广敏雄作为美术史家以研究云岗、龙门石窟而知名，并在美术评论方面也负盛名，对民国时期的中国艺术状况颇有心得。小笹喜三氏则在昭和初期作为考盘社的重要成员组织举办过吴昌硕展，考盘社是介绍和研究中国文物的团体。小笹氏在出入长尾雨山处时被派遣去上海亲自拜见过吴翁，当时吴翁八十二岁，写诗相赠。小笹当时亲眼目睹到了吴翁的“自艺自足”的相当俭朴的生活状态，并记录于书中。《墨美》杂志的座谈会将文墨爱好者趣味相投的人聚到一起，共同欣赏吴翁的艺术。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以自身的经验阐述对吴艺术的理解。杂志刊登了九十余件书画篆刻作品，是当时吴昌硕艺术的大集合。

1953年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书法名品展，首次尝试将日本、中国的名品按体系陈列、展示。中国部由西川宁先生主持，选入十八名清代书家，吴昌硕的石鼓文临书和四颗印章也陈列其中。这是吴昌硕书法在日本的中国书法史展览中首次亮相，也被正式在中国书法史中作了定位。1958年，松丸东鱼先生编辑由西东书房出版《吴昌硕书画集》，刊出书画精品51件。此后，松丸先生的白红社更是刊出多种单行本和印谱，等等，为吴昌硕艺术在日本特别是书法篆刻界的普及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44岁的青山先生创办了《书道坐标》杂志，亲自主持编辑，直至他逝世的37年间共发行450期，主要介绍中国古典书画、日本古典书道、现代书法等，对书法界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第四期便是吴昌硕专辑，足可见青山先生对吴昌硕艺术的超凡的关心程度。《书道坐标》直到终刊为止，共登载吴昌硕艺术特集有13期之多。

1967年第二期《书道坐标》中刊出了晚年诗稿特集。据青山先生回忆：“这是9年前访中时（1958年丰道春海率领的战后第一次书道访中团，青山杉雨是团员之一）在上海荣宝斋购入的。当时吴昌硕的作品比现在易得，同行们都热衷于条幅，而我则特别留意信札小品类。在北京未觅到，好不容易在上海的荣宝斋遇到了。虽然当时因语言不通而靠笔谈，但托店员的好意将扇面、尺牍、诗稿及石鼓文全临一同购下时，真是觉得喜从天降。石鼓文转让给了前辈平尾先生，剩下的全归于我的文房，大家很是羡慕不已。”1963年10月，中国书法代表团一行五人访问日本，其中王个簃、潘天寿先生是吴昌硕弟子。代表团专访了青山先生家，王个簃先生看到青山先生在上海购入的诗稿中有自己的名字感慨万分。在青山家还看到了青山先生收藏的吴昌硕致沈石友的明信片上1937年王个簃先生四十一岁时的跋，更使王个簃先生惊喜。书法文化研究家西岛慎一先生回忆说，那可真是象征翰墨缘深的一个难忘场景。

牡丹图 151cm×62cm

1970年1月，青山杉雨先生编辑了吴昌硕尺牍书稿册作为《书迹名品丛刊》208本中的一册。这本尺牍便是青山先生的藏品。1976年春，六十四岁的青山先生出版了《吴昌硕の画と赞》一书，这是将吴昌硕题画落款部分作具体分析研究的重要著作。此书以作品年代排列为基准，通过书作年代的推移观察其书风逐渐走向成熟的具体经过。此书共收集了从年轻时的《寒梅图》到最晚年的《瓶梅图》共一百余件。1977年吴昌硕逝世五十周年之际，由青山先生主持的谦慎书道会举办了“吴昌硕のすべて”。共展出了书画百余件、印章90颗、印谱31种、资料22种，是日本国内缶翁展览中最完整的一次。由二玄社出版了图录，与《吴昌硕の画と赞》合为一套。

除松丸东鱼、青山杉雨先生外，篆刻家梅舒适、小林斗庵、关正人，书法家西川宁、今井凌雪、谷村憙斋、栗原芦水、渡边寒鸥等先生对吴昌硕艺术的研究推广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971年，以当时日本书艺院理事长梅舒适先生为首，特别组织展出了吴昌硕、王一亭、齐白石展览，并出版图录。梅舒适先生还在1994年吴昌硕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出版了他的私家藏品集，刊出书画篆刻作品百十余件，还有大量的印谱等资料。《墨》杂志也于同时期刊出吴昌硕特集，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以及图片数据。栗原所藏吴昌硕作品全部捐赠给了福山书道美术馆，并于2004年出版了图录《吴昌硕及其周边》，收录了吴昌硕书画作品70余件，还有砚台、印章19件。

笔者在日十几年间，先后参与编辑的有关吴昌硕的书籍也有5种：《吴昌硕作品集(编年)》（郁文社，1998年）、《日本所藏吴昌硕作品展（图录）》（2002年，日中书法展实行委员会）、《中国书画名品展（6）—吴昌硕书画》（槙社文会，2004年）、《吴昌硕书画集》(谦慎书道会编，2004年，二玄社)、《日本藏—吴昌硕金石书画精品集》（纪念吴昌硕诞辰一百六十周年专题大型画册，2004年，西泠印社出版社)。

凡此等等，把日本吴昌硕书画篆刻艺术推到了一个极致，影响极为深远。各种资料的出版发行，更为研究吴昌硕艺术学习与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素材。吴昌硕艺术真正的爱好者、书法家争相购买吴昌硕作品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大背景。

（本文作者为书画篆刻家）

责编/王可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