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集 家传中国村落

文/夏燕平

壹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理性地看待这一建筑：牌坊。

这是古代社会用以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立牌坊，是流芳百世之举，其中要义：忠孝节义，是古人一生的最高追求。

安徽省歙县棠樾村鲍姓一家，四百年间，七座牌坊，忠孝节义俱全，功勋、科第、德政都有。每个牌坊都是一个传奇。

安徽黄山市歙县棠樾村夏玉福：“最早立的一个牌坊，明朝永乐十八年，慈孝里牌坊，父慈子孝。这一对父子叫鲍宗岩、鲍寿孙。这一对父子遭到强盗的绑架，强盗敲诈勒索要钱，没钱要杀。儿子听说要杀啊，赶快跪在强盗面前，为父亲讨饶，你们不能杀我的父亲，我父亲年纪大了，你们杀他太惨了，你们要杀杀我，把我父亲放了。父亲看到强盗要杀他儿子，赶快跪到强盗面前，你要杀还是杀我老头子，你把我儿子放了。因为这一对父子互相争死啊，南宋年代的事，直到明朝的朱棣皇帝，皇上证实这件事，旌表这一对父子。”

安徽黄山市歙县棠樾村鲍颖：“在清朝的嘉庆年间，黄河、淮河决堤。鲍家请人修了足足八百多里的河堤。为了救济灾民，总共拿了粮食十万石，白银有三百多万两。所以皇帝特例让鲍家修建了乐善好施坊，整个徽州只有这一座。”

鲍氏宗祠敦本堂的漆刻门屏《五伦述》，旨在告诫后代，要用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五伦”规范来教导鲍家言行，弘扬鲍氏家风。

安徽黄山市歙县棠樾村夏玉福：“鲍氏家族的孩子们都孝顺父母，鲍灿母亲的背上生毒疮，化脓。他趴在母亲的背上，给母亲挤脓，母亲痛啊，他后来干脆用嘴吸，把母亲背上的脓疮用嘴吸干，使他母亲背上的脓疮痊愈。它为什么叫‘骢步亭’呢，为官要清白，有这个寓意。这个亭子立这里，教育鲍氏家族的后人要做清官，就像我们鲍氏家族一直到现在，没有贪官。”

鲍家人把刻在石头上的“忠义节孝”作为齐家的格言，教育后来人继承好鲍家的家规、家训、家风。

鲍氏宗祠敦本堂的漆刻门屏 《五伦述》，旨在告诫后代，要用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五伦』规范来教导鲍家言行，弘扬鲍氏家风。

忠诚、孝尊、仁义等，依然是中国老百姓不变的推崇。良好的家规、家风，时至今日，一直是修身、齐家的不二法门。

在徽州一方，鲍姓是一个小姓，但因为事迹可嘉而成为一方显姓。无论做官还是经商，忠孝仁义，恪守成规。鲍家之后，英才武将、忠臣孝子、文坛俊彦、艺林高手，代有才人。

今天，除了贞节牌坊被时代推倒，忠诚、孝尊、仁义等，依然是中国老百姓不变的推崇。良好的家规、家风，时至今日，一直是修身、齐家的不二法门。

贰

在徽商的民居区，可以看见很多这样的牌坊。

而在中国另一个崛起的商帮，晋商的民居区，更多的似乎是这样的深宅大院。

明朝中期，为对付游牧民族的侵扰，朝廷在北方边境建设了九个边关重镇，称为九边。大量军队驻扎，惊人的物资消耗，给了山西人经商的大好机会。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山西人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宽厚仁义之心，演绎了一出商业竞争的大好戏文，成就了一代晋商。

富裕起来的商人们互相看齐，纷纷建起了深宅大院。

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的开创者乔贵发，当初可没有想这么多。

幼年失去双亲的乔贵发，寄人篱下，饱尝世态炎凉。十八岁时为求自立，走西口到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当铺做伙计。他想的是挣点钱，回去娶个媳妇，让那些势利的亲戚们不再小看。

山西祁县民俗博物馆顾问胡育先：“乔家开始他心里头并不想着要发财，他没有这样一个打算，他只是为了他的生活，为了他谋生，不得不出去打拼的。”

十几年过去后，他衣锦还乡，没有人看不起他了。可乔贵发还是做了一件令街坊们咋舌的事：娶了个带着孩子的寡妇！

因为，在乔贵发当年一贫如洗，受到许多人嘲笑时，这位寡妇、那时的小媳妇曾说：“不要门缝儿里瞧人，说不定乔贵发以后会挣大钱、有大出息呢！”

贫贱不失尊严，富贵不失情义。这是乔贵发做人的态度，也是经商的态度。

山西祁县民俗博物馆顾问胡育先：“在打拼的中间，他于是看到社会上的，更比他困难的这些人，他想的不是他一个人生活提高一点，他想的是大家伙如何能提高。”

乔家鼎盛的时候是在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的手里。乔致庸就更没有想这么多了，他是个秀才，在家的任务是，饱读诗书，挣得一个举人，树起一根旗杆。至于生意，有他大哥一手经营。

不料大哥英年早逝，乔致庸不得不投笔从商。饱浸儒家学养的乔致庸，以其宽厚和仁义之心、读书人的格局步入商道，潇洒地走了一回。

《乔家大商道》作者郝汝椿：“所以他这个名字就是乔致庸，他这个庸就是中庸之道，而且从他本人来说，他就是乔家的一个商业的一个高点。”

茶叶和丝绸，都是走得很远的生意。漫长的茶路，从福建武夷山到蒙古腹地；遥远的丝路，从浙江湖州到山西潞州，制成潞丝后再远走西域。漫漫商旅的艰险让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

《乔家大商道》作者郝汝椿：“到票号的时候，商业得以升华。以前搞贸易，好多银子运来运去，要花多少运费，而且时间很长，现在一张纸过去了，他的利润就特别大了。”

乔致庸以“汇通天下”的大气，从开拓中、小商人的市场入手，后来居上，成为晋商票号的杰出代表。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官员召集众商号商量借钱，一时大家面面相觑。乔家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却当场答应，借给朝廷白银十万两。他说，国家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国家还在，钱还能回来。

慈禧太后后来是这样“还”这笔钱的：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王家建造这家大院的时候，花的只是他们在票号里的利息钱。可见王家的富可敌国。

而王家的后人们在追溯祖先的时候，并不急于表达盛极一时，总是要从头说起，从太原迁来灵石县静升，远远没有发家致富的卖豆腐为生的始祖王实说起。

山西晋中市灵石县静升村王儒杰：“我们的一世祖啊，是弟兄四个。忠、信、诚、实，实呢，就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整个家族里边忠信诚实，作为我们做人的座右铭。”

七百年来，王家人一直把一世祖四兄弟的名讳 “忠信诚实”，作为做人和做事的理念。忠信为本，诚实创业，是王家发达的背后支撑，而且世代信守。

我们从王氏十六世祖王廷璋立下的家训中可以窥见一斑：“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作事必谋始，出言必顾行。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

山西晋中市灵石县静升村王儒杰：“当时有一对镯子，它那个是活当，到时候人家要来赎。可是这个掌柜为了看看他（伙计）能力怎么样，就专门派了个人去，要买这个镯子，说人家给高价钱，卖了吧。他拿了一串钥匙，这个也开不开，那个也开不开。那个人等得不耐烦了，最后走了，他（伙计）也没有吭气。到了第三天，人家来赎当了，他拿上钥匙一开就开了。掌柜的很奇怪，说你怎么前天就开不开，今天怎么钥匙一下就开了。他就告诉（掌柜），我是故意的。如果说那天卖出去了，今天人家来赎当了，你怎么处理啊。这个掌柜的一看，他脑筋很灵，不但没处分他，而且说你可以领本了。”

这种个人的品行行为，随着商业的进步，很快便变成了一种家族意志和规范，并以契约文书的形式流传开来。

叁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界，有几大史料发现：甲骨文、秦汉简牍、敦煌文书以及徽州文书与内阁大库档案。

所谓徽州文书，是指在徽州地区发现的契约文书、家谱、账簿以及普通民众生活中留下的文字资料。

浙江松阳石仓阙氏家族，那七千多份斑驳的旧契约，向我们诉说着古老村落坚守的信用。阙家后人走南闯北的成功，是他们把对社会、对家庭的契约与信用，刻在心里。

浙江松阳县石仓村阙龙兴：“我们阙家人是从福建过来的，是一个客家人。要在这里安家，要在这里发展。”

浙江松阳县史志办主任洪关旺：“他（阙家）要从原先当地的老百姓那里，购买田、地、山。阙家用这个契约的形式，固定这种买卖关系。一方面他保护自己，第二个，他也是遵守诚信，用这个契约的形式，履行他应尽的义务。”

忠信为本，诚实创业，是王家发达的背后支撑，而且世代信守。

浙江松阳县石仓村阙龙兴：“契约文书，包括买山买田的契约，还有些分家书，还有些账本，当地的村规民约议约。一点点交往，它都有一张小小的字据、收条。”

石仓是一个有六千多人口的聚落，先后发现契约文书达7000余件，循着文书信息的提示，今天还能寻找到历史上一小块农田的所在。

三百多年前的清代边远山村，却有着高度市场化的经济生活，村民们用契约约束、规范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家所共同遵守的秩序已不是过去所理解的“礼法”，而是规则清晰的“市场机制”。

浙江松阳县石仓村阙龙兴：“石仓的会很多，有桥会、庙会，还有龙灯会、五谷会、定光会。他这个信仰的庙里，每年要举行这个庙会，庙会里面他们化缘有钱啊，钱留下来干吗，他们就拿去流转借贷，借出去以后有利息，庙里的钱多了以后又可以去买田，田买来以后租给别人。”

浙江松阳县史志办主任洪关旺：“他们已经是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有市场经济的这种意识，也规范着他们平时日常的生活，使阙家人迁徙到我们浙西南地区以后，能够生根开花，并且使他们不断壮大。”

肆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传家，不过三代。我们仿佛从这些人去楼空的深宅大院得到证实。

其实不然。

诸葛亮的后裔们没有继承丞相的遗风，三世之后，史籍不再。谁知到明代晚期，在浙江兰溪的高隆岗村，走出了一支悬壶济世、热衷于岐黄之术的诸葛氏后裔。

这个村，后来便以诸葛命名。诸葛村的村民说，所以以中药传家，都是因为诸葛亮先生的一句遗训，这恐怕也是孔明先生最为明智的预见。他告诉他的后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浙江兰溪市诸葛镇卫生院诸葛剑雄：“如果不能够成为治世的良臣，就当一个良医。一样能够造福社会。做一个好的医生嘛，一个是有良好的医德，还有一个技能嘛。空有医德没有技能，那也帮不了病人。医技很好医德很差，也增加了患者的痛苦。所以一个好的医生，我觉得医技和医德是相结合的。”

诸葛村历史上堪称中医之村。明清时期，有半数男丁从事中药业。村里开设有七家药铺，先后有名医三十多人。同时，诸葛族人把他们的中医药店开到了浙江各地，乃至于全国许多大城市，形成“兰溪药帮”这一商业帮派，这也造就了今天诸葛村华丽精巧的民居群。

伍

浙江湖州南浔的刘家，到了孙子刘承干时期，已醉心于寂寞的书斋。有人说这是家道中落，也有人说这是青山有幸，因为，嘉业堂的藏书之富，远远富过刘家的江南首富。

上海开埠后，出口商品中的百分之九十是蚕丝，而蚕丝的百分之九十又是来自南浔的“辑里湖丝”。南浔是浙北蚕桑业的重要市镇，到上海，有太湖和运河之便，当年，刘镛将辑里湖丝装满小船，驶往上海，开创了刘家的黄金时代。

《南浔小莲庄刘家》作者童立德：“他的经商理念是，你们不能克扣老百姓，所以他提出了什么呢。尺必争，一尺两尺的尺啊，必争。寸，必让。不要占老百姓的蝇头小利，去让给老百姓。卖给洋行里面，就是谈生意要争了。因为他这个经商理念，所以南浔的蚕农，他们都愿意卖给刘镛。”

清末状元，同为实业家的张謇称：自咸丰、同治以来，东南富商有三个人：杭州的胡雪岩、宁波的叶澄衷、湖州的刘镛。

刘家到底有多富有呢？当地民间把资产超过100万两黄金的富商称为“金黄狗”，超过500万两的称为“牛”，超过1000万两的称为“象”。南浔汇聚了“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黄狗”。刘家为“四象”之首，财富多达二干多万两。

成为“东南商富最著称”者不容易，“而能以风义自树立于当时者”，就更难能可贵了。这个“风义”，便是刘家谨守的诚信仁义的品行。

《南浔小莲庄刘家》作者童立德：“他们家有一个义仆，在他们家五十八年，刘镛待他很好，而且交代子孙，你们要祭祖宗的时候，不能忘记这个义仆，也要给他供一副宗筷。在1873年的时候，湖北省巡抚写信给他，是不是请你救济下，刘镛拿了巨款，大米、棉衣、到湖北省赈灾，结果后来得到了李鸿章的表彰，送了一块匾额，现在挂在刘氏家庙里面，义推任卹。”

因为乐善好施，光绪和宣统都曾下旨表彰，并树立了两块牌坊。不过，刘家的牌坊，不是立在大庭广众之下，而是立在自己院子里。

《南浔小莲庄刘家》作者童立德：“全国都没有，只有南浔小莲庄。为什么，他们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得到朝廷的表彰，不要张扬，低调一点。”

刘镛孙女刘世鏣：“世世代代过来都是很勤俭的，包括我父亲都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嘛，开始的时候要学那个铅笔画，那时候父亲给我的铅笔是他画剩下来的，但是我画到这里长我就不要了，我就扔了，他不行的，他要教育我的，他说一定要(画到)这里，还要套一个套子。然后不能削了以后才能扔掉，不然的话不行。他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勤俭下来的。”

行事低调的刘家，到了孙子刘承干这里，却高调地做了一桩“生意”：大规模收藏古籍版本，刻板翻印孤本典籍，无偿赠送学者、图书馆。

《南浔小莲庄刘家》作者童立德：“刊书，买书，写书，出书，嘉业堂里面好多出版，藏书的东西他有好多孤本，不是自己藏着，我翻印出来，请人刻板，哪一个人需要，我送，他送的。所以鲁迅先生也要过他的书。”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承干经常和一群从各地流亡上海的前清遗老交往，这些曾经的显贵中有家道中落的，不少就开始变卖家中的珍藏，对于那些卖书的，刘承干从来是慷慨解囊、照单全收，不少珍善秘本也通过种种渠道流入刘承干手中，使他在短短六七年里，集中了当时藏书界的精华。

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吴格：“有许多有学问的有地位的清朝的那些官僚再加学者，一入民国以后，自动退休了，没有公职了，把自己的藏书啊，原来是视若珍宝的，我也不要了，能让都让出去吧。所以就有若干家江浙的那些世家，把自己的藏书啊，都出让给了当时实力雄厚的刘家的这位长公子。”

1920年，刘承干在上海的书斋已无法容纳他的藏书，于是决定，利用南浔刘氏家园，兴建一座藏书楼。从这年冬天开始，历时五年，占地二十亩，花费十二万两银子，建成了巨大规模的嘉业堂。

嘉业堂曾有宋本书七十九部，元本书八十四部，当年，刘承干对其中最著名的四部宋版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极为珍爱，特在嘉业堂中辟出“宋四史斋”以珍藏。

藏书楼落成后，大江南北的书商闻风而来，为了鼓励书商继续送好书，刘承干照单全收。至1930年前后，嘉业堂总藏量已达二十万册六十万卷。

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吴格：“他对传统的古代的典籍，有传播，有翻刻，有为那些典籍续命之功。”

除建设投入十二万以外，购书三十多万，刻印书二十多万，聘人编、校、抄、鉴定等十万，总计八十多万元。这是当时可在上海购买十余座花园洋房的代价。嘉业堂是中国私人藏书史上的绝唱，也是二十世纪藏书文化史上的丰碑。

商以致富，读可荣身，这是像刘镛这样的发达人家对子孙的厚望，所谓“达者兼济天下”。而纵观南北，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则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康农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图景。

纵观南北，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则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康农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图景。

陆

陕西韩城党家村，这一设置经常引起游人的好奇心，其实，这一物件，在中国的古村落，曾经并不罕见，它叫作“惜字炉”。

陕西韩城党家村党鉴泉：“过去呢，家家都有惜字炉，我们祖先认为这个纸上只要写上字，这个纸上就承载着知识，承载知识的这片纸就值得尊敬、尊重。不能把它随便乱扔，而要把它收集起来，一定数量的时候，在惜字炉面前，跪拜，焚香，然后焚烧。小小的惜字炉，体现了我们祖先，历代对知识的尊重，对文化的崇尚。”

对于一片字纸的敬畏，来源于对文化的尊重。党家村的先祖们还把这一种尊重，总结成家训，并且，砖雕木刻，把它们悬挂在自家门前、公共祠堂。

陕西韩城党家村党鉴泉：“党家村的家风家训是融化在建筑之中的，家训刻在青砖上，刻在门楣上，它展示在非常醒目的地方。对内，它可以起到一个警示于内的作用；对外呢，它又起一个展示于外的作用。”

党家村之所以传承有序，有赖于党家的第三代，从土窑洞里边走出来的举人：党真。他撰写了家谱，确立了村名，并且制订了村落的发展规划。

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党家村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先河。从第四代开始，党家村便代代都有功名，秀才、贡生、举人，层出不穷。

陕西韩城党家村党鉴泉：“1954年，我们村出了一个山西省的高考状元。1978年的夏季，恢复了中考制度。我们村一个七年制的农村学校，本村的民办教师教本村的学生，我们的升学率达到了96%，荣获了渭南地区中考升学的第一名。说明我们党家村，崇尚文化，重视教育，这个优良的家风、村风，它从根上是正的。”

民国时期，这里地偏人杂，官府无力治理，一介草莽的魏辅堂，利用青木川的地理环境，自成一统，成为陕西独一无二的地方统治者。

一代枭雄，自然褒贬不一，但他重视文化，创建了惠及三边的辅仁中学，送乡里贫困孩子出去念书，则是有口皆碑的。

陕西宁强县青木川镇九年制学校校长周寒冰：“他办学首先是免费的，所有来上学的学生，陕西、四川、 甘肃过来的学生都是免费的。第二呢，尤其是地方上，适龄的学生是有补助的，如果家里贫困，那么魏辅堂就会出资，帮助他上学。第三个方面就是强制性，所有的学生到了上学年龄，必须要入学读书。他还出资，把有特长、有能力的这些学生，送到外地去读书。他就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能够促进地方的发展。”

可以告慰的是，今天依然有四百名来自本地和甘肃、四川的学生，在青木川的辅仁中学读书。

无论经商、致仕、务农、读书，传家继世的最高要义是德。尝闻“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其实，我们还是找到了世代家传的奥秘的，这便是：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而以德传家者，十世以上。

柒

一个家，传十五代，经330年，历宋元明三朝，最多时人口达3300人，不分家，不分账，同吃一锅饭。这是中国家族史的一大奇观。这是浙江浦江县的郑义门。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毛醒策：“当一族人五代以上不分家的，就称之义门，所以这实际上是中国对农业文明下的，一种基本的对家族的法规制度。”

深谙“平天下必从齐家始”的知识分子，当朝者，把好奇的目光投向了郑家。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毛醒策：“这个家族呢，它开始定居在这里，是公元1127年，那刚刚好是南宋开头的时候。迁来第一世祖呢，他感到在一个社会变迁年代，需要有一个规范，来限制族人的行为，所以他就开始制定家规，最早的家规是58条，当时就引起了南宋社会的思想家们的关注，古人这个观念很明确的，社会细胞健康了，那国家就是发达的。”

到了明朝，更因为朱元璋的智囊、儒学家宋濂的推荐而备受荣宠。宋濂曾在郑家所办的学堂上学，还与此时郑家的当家人是同学。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毛醒策：“明史告诉我们呢，朱元璋问这个家长，听宋先生说您治家很能干，你是靠什么治家的？那么这个家长就出示了郑氏规范，最后由宋濂形成的定稿，168条，他说我是靠规矩治家的。朱元璋讲了一个重要的，影响了明代初期政治走向的话，他说，治家如此，治国更该如此。叫宋濂制定大明律的时候，不要忘记参照郑氏规范，同时要给这个家长题写一个匾，树立一个模范的家庭，江南第一家。”

商以致富，读可荣身，这是像刘镛这样的发达人家对子孙的厚望，所谓 『达者兼济天下。』

郑氏一家，以《朱子家礼》为蓝本，从祭祀、婚嫁、家庭管理、家长职权，到人员分工、财产分配、妇规、社交和睦邻关系等，详细作了168条规定。

数千人的大家族，每天都是这样度过：黎明即起，钟鸣四下，盥洗八下，全体到祠堂聆听祖训，然后分男女集体进膳。饭后各就所业，种桑绩麻，晴耕雨读，秩序井然，如此330年。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毛醒策：“郑氏规范有168条之多，我的理解，条条可供操作，正因为可操作的规范，所以这个家族，给宋元明三代提供了173个官员，都是清廉的。家规很严厉，可操作，你不敢犯家规，如果犯家规的话，规范有一条规定，采取农业文明最严厉的措施，叫开除族籍。”

在三朝为官的173人中，没有一人辱没乡里，个个都是清廉为官。人称郑义门“代代出清官，朝朝皆良民”。

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于一场大火之后，家族聚议，决定“拆灶异居”、“分产自养”。火灾是导致分家的直接诱因，背后的原因，在于时代的变革。

可赞的是，解体之后的郑氏家族，依然有着族亲之义，互帮互助，互亲互爱。

今天又是邻居们聚餐的日子。

浙江浦江县郑宅镇上郑村郑定汉：“很多的，我们每年九月九，有的是母亲节的时候，也这样来聚餐一下的。这个街坊邻居，他们大家都拿出自己拿手的好菜，放到那个桌子上，大家都可以来品尝，都可以来吃。因为我们江南第一家是孝义的嘛，我们延续到现在，没有改变继承下来。”

而流传了几百年的《郑氏规范》，则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在郑氏后代中继续传扬。

家规家训，族规祖训，到村落自治，这是中国传统村落千百年来得以平安自治的一个重要基石，自然也被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所竭力表彰。

捌

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家规家训，族规祖训，到村落自治，这是中国传统村落千百年来得以平安自治的一个重要基石，自然也被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所竭力表彰。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黄土乡，这会儿正在进行的不是侗族的歌舞表演，而是侗族人民一种民族自治的古老形式：讲款。

湖南怀化通道侗学会林良斌：“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基本上管理不到，所以侗族人呢，为了管理自己，就形成一种以血缘为基础、以地域为纽带的自治组织，那么这个侗款就慢慢地形成了。款约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方面，它是一个军事组织，对外反抗侵略，对内保境安民。另外一个含义呢，通过这种款约，来治理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内部事务。侗族地区就靠这个款约制，自我管理了一两千年。”

或许是因为没有文字，很多少数民族的歌舞就特别发达，人们在歌声里可以听到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侗族人民还多了一种传播历史文化的形式，这就是“款组织”。

按照地域、规模，款组织分小款、大款和特大款。侗民族所生活的地方曾是个没有君臣、没有官员的世外桃源。于是，“款”就成了侗族社会特有的民间自治和自卫组织。严厉而权威的“款约”，约束着族人遵章守纪，有礼有节。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文物局胡群松：“这个人啊，年轻人。他去偷了人家的柿子，结果后来被人发现了。寨里面的寨老，决定用讲款，一、教育大家，二、把他昭示出来，揪出来进行惩罚。怎么惩罚啊，全村的人都到他家里面去吃饭，要他家办饭来招待大家，并且要让他的爹妈来承认，他的儿子做这种事是不道德的，子不教父之过。”

自然，许多“款项”，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现实的意义。然而，传说中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情景，在今天的侗寨，依然是我们亲眼目睹的生活场景。

在传统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秩序：一种是官治秩序；一种是乡土秩序。晚到清末民初，朝廷对县治以下不设机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而支持这个伦理的，便是儒家的经典。

家国天下，这是浸入每一个中国人骨髓血脉的、继承良好的家传。

棠樾村不会再有新的牌坊了，但忠诚、孝尊、仁义之风依然传扬。

晋商的辉煌虽然已经过去，然而诚信、宽厚和胆略终归是经商的通衢大道。

石仓人和诸葛后裔，大多不再从事祖业，但是契约精神，以德为先的原则，已经牢牢地刻在了后人的意识里。

南浔刘家的后代们开创着他们新的基业；党家村和青木川仍旧飘散着书卷的香气。

郑义门重新竖起了曾经的九座牌坊，藉此竖立起孝义为家、清廉名世的时代风范。

家国同构。一个家庭的家风是一个国家国风的天然基石和集中体现，一个家庭要兴旺发达，需有良好的家传，一个国家要国富民强，要有良好的国风。

家国天下，这是浸入每一个中国人骨髓血脉的、继承良好的家传，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