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伦理

赵瑜

近期读到一则信息，说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有非常突出的表现。证据之一，青岛有家公司专门从事某种功能不可言说的机器人定制。和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这款机器人价格是人家的一半，功能却特别齐全，据说如果你好声好气地和她商量，美丽的机器妹子能帮你洗碗。我对该类机器人的主营业务并不感兴趣，但是鉴于自己对家务的敌视程度，非常期待该公司进一步“不务正业”，开发该款机器人洗衣做饭、端茶送水等功能。私认为，家庭主妇可是比宅男更值得拯救的群体。

刚才说的人工智能产品恐怕不是大多数人的刚需，但是我们的确日益习惯机器介入人类生活。单从新闻传播行业来看，人工智能或者说算法等技术，已经开始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信息传播的格局。当传统媒体还在努力破题如何转型升级转变为界面友好、具有互动价值的在线平台时，完全不懂新闻、不懂传播的工程师们却用长篇累牍的数学公式，把“推送”这门生意做得比“生产”更加风生水起。人比人，气死人啊。

也许是人们习惯用过去的思维看待新生事物，也许是新闻传播关乎社会秩序，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扩散往往引发社会的伦理焦虑。近日被频频关注的“今日头条”也许分外委屈，毕竟公司自认为该产品绝非新闻平台，而仅仅是信息的聚合平台。新闻&信息！别看工程师不懂新闻传播，他们还是敏感发现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并不相同，受到的管制程度，也不相同。

新闻和信息的区别，这个议题过于本体论，咱们可以先搁置一下。目前老百姓和社会精英对类似的新闻聚合类产品产生一定的疑问，首先在于信息安全问题。对此可能工程师们又得不服了，你自个儿晒美食、晒萌娃、晒人生理想，你自己公开的，凭什么不让咱数据挖掘呢？大数据告诉我们，数据达到一定量之后，就会产生质变。零散的信息传播也许对个人隐私的曝光尚属于可控范围，但是当机器开始条分缕析地聚合和分析个人行为，它终有一天会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愿意让机器如此了解自己吗？谁又给了机器或者说技术这样的权力？

一部分老百姓恐怕觉得，多大点事儿啊？我一小百姓，银行卡也没多少钱。分析我？随便！好吧，再给大家讲两个故事。一个发生在2012年，美国Target公司开发了一个分析项目，通过数据挖掘的方式能够判定顾客是否怀孕。他们通过算法，确定一位少女怀孕，把与妊娠有关商品的优惠券寄给了这位少女。这倒霉孩子的爸爸为此大发雷霆，冲过去把人家公司总经理大骂了一顿。新闻媒体也觉得这公司不太地道，有些看似贴心的服务，其实是在侵害当事人隐私权，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名誉损害。所以说，晒年度账单的孩子们，长点心吧！

还有一个故事知名度就比较高了，是大名鼎鼎的Facebook。根据媒体分析，在2016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之前三个月，Facebook 上关于大选的虚假新闻，比真实的新闻更受关注。在网络上流传的二十大假新闻的转发率达870 万，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二十大选举新闻的转发率却只有740 万。难怪希拉里团队愤愤不平地认为是Facebook影响了选举结果。

目前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成年人通过Facebook看新闻，这一平台事实上成为美国人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假新闻泛滥，起因在于2016年Facebook调整了新闻推送算法，把最高权重给了用户的亲友，而不再优先展示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一个小小的改变，甚至可能影响美国大选的舆论走向，说明算法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掌握它的人不能不慎重对待。

新闻伦理这事儿，看着学术，其实真心会影响社会构建与社会公正。专业新闻生产机构的存在，本质在于让老百姓们放心，有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会帮我们鉴别真伪，并提供看待新闻事实的参考观点。就像普利策先生说过的：“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守望者”。

至少现在，我不放心把守望者的角色交给算法。

二次元电视报告

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构建一个比现实更真实的拟态环境，我们即将面对的媒体环境是一个消灭了二次元和三次元差异的世界，是一个几乎重构了时间和空间的场域。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声称不再看电视的今天，我们对“电视是什么”产生了诸多新的困惑。那就让我们尝试用更多元的眼光看电视，来一次多次元头脑风暴。来，年轻人，让我们一起！聊聊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