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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水墨画家何为

时间:2024-05-20

时间:2014年12月6日下午

地点:杭州美和院艺术中心

研讨会主持人:王犁

文字整合:侯昌恒

参加研讨会名单:

杨建国:《东方艺术·国画》主编、著名策展人、“80水墨记”学术主持

路海燕:中国美术学院游戏系主任

张浩: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

茹峰:浙江画院山水画工作室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博士

陈子游:艺术家、艺术批评家、《中国艺术家年鉴》主编

孔令伟: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万木春: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晓明: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桐: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学院副教授

王文杰:全山石艺术中心宣教部主任

王犁: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副教授

杨叶元:“80水墨记”艺术总监

侯昌恒:“80水墨记”策展人、主编

“80水墨记(第一回)”参展艺术家:

郑元无 高飞 黄佳茂 萧文亮 张勇 黄红涛 高诚

沈逸樵 王鹏 靳灿朋 周慧 李国涛 王南诒 陈子丰

谭斐 黄麒元 王君

王犁:今天的座谈会用这么一个程序,我们把浙江的名家前辈和来自全国各地数十位80艺术家穿插起来,最后请学术主持杨建国老师总结。中国美院77、78届毕业的路海燕老师先领个头。

路海燕:我现在搞动画产业,这个专业比较新,它是数字、媒体和艺术的跨界。我也很关注当代水墨,记得北京有一个机构推出60一代,出了刘庆和等一批人,现在都是一线的艺术家。我有个感触就是现在60、70这帮人有些已经走在比较前面了,80艺术家怎么跟上?现在媒体发展得很快,那么在数字时代艺术家如何生存?这是个问题。现在从艺者太多了,就年轻画家本身来讲应考虑怎么适应自己个人的变化。现在说白了多多少少都在跟一种风气,怎么把自己原创性的语言跟上去还需要努力。

你们现在的画,五年、十年以后要跟别人不一样,同时也要跟现在的“我”不一样。一套模式固定以后就不断重复,是国画(或水墨)最大的问题。应考虑各个不同的媒介之间如何借鉴,包括一些有感而发的主题,一定要是自己想讲的话。从这个感觉来讲,你们比“全国美展”中的所谓国画要好,起码还有个性。“全国美展”呈现出的那种模式化更可怕。现在“全国美展”进行到了第几届?有没有个性的人冲出来?当然有些画家说不进入体制也可以,但是一定要画自己的语言,而且视野要广。现在是数字媒体时代,这个挑战很厉害,而且全国也一样,十年以后我们再看看你们画得怎么样。谢谢!

王犁:谢谢路海燕老师!路海燕老师从数字时代的包容性,来探讨80水墨所面临的当下环境,而且很幽默地问“全国美展”进行到了第几届。说明“全国美展”的在当下的处境,反而衬托“80水墨记”的当下意义。我们接着请张浩老师,他是国内比较早进行水墨实验的艺术家,在杭州这个环境里,也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艺术家。从20世纪80年代的“张力与实验”一直走到现在,让我们听听张老师的见解。

张浩:刚才王犁觉得我这个人内心强大,事实上我是经常会忘了自己的年龄,想事情老是没有解决就整天想它,一不小心想了三十年了,还在想同一个事,怎么就过了三十年了?也许就是这么一个结果造成的。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解决?

首先是说优点,后说缺点,或者是优点一放大,缺点就没了。虽然我身边70后的人很多,也很熟悉,他们的表现也令我很欣赏,好像也离我很近一样;80后对我来说还不是太熟悉。事实上我现在教的学生,都是90后,对我也是一个警醒。

最早看70后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有一个倾向,这个倾向在80后的时候就更加明显,那就是画面给我的感觉非常安静,而且也很精致。一上来之后他们非常地敏感于一种风格、一种形式,而且一下子进得去,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体验,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要表达的东西,投入得很深、很安静,这一点我觉得挺不错。当今社会在这么浮躁的情况下,还有这么些人,画画这么安静,挺难得,令我挺吃惊的。我以为这个社会已经完了,以为这个社会基本上可能没艺术家了,觉得这个时代是出不来画家的时代了,原因就是生存遇到困难了。他们首先要生存,没饭吃你怎么画画呢?画画这个东西确实跟吃饭有矛盾,有很大一部分艺术家可能要准备饥寒交迫了,我觉得这是对人的考验。最后剩下来的人就是没饿死的人,他们成艺术家了。

从你们的作品当中,我觉得是一种可能性。作为一个群体,我觉得策展人是很厉害的,找来那么多人凑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气场,这个气场很鲜明的是由80后组成。

让我感受到的是每一幅作品所投入的感情很深刻,但也看到了一些老师的影子,我觉得这也很正常。谁都不是天生的,不是老师的影子就是别人的影子,怎么可能一下子出原创?就看你吸收得怎么样,能不能形成你自己。

想起王犁刚开始介绍的时候,我没有作声,他希望我是沙滩上的浅浪,但是我这个人一直老有水分,不敢往前滚吧又滚着,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水在补充,海水不够了就自来水补充,还是水,还没有躺在沙滩上。我们这代人躺的也不少了,我属于是残留之物,没被整死的,还活着呢!

你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主题很感兴趣,有些共通的东西,这些共通的东西不是追求的,是相遇的,这些共通的东西就是集体的力量或者说共同的力量,或者说你们感觉到虚弱的时候来自于身边的一种力量,这一点可以从作品中看到。

“80水墨记(第一回)”前言部分我突然发现一句话,它是说“中国当代水墨最大的文化意义,本质上是在于精神上的自我重建”,我觉得这样一句话里面包含着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东西。“精神的重建”,在我看来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课题,那么有没有共同的精神的重建?或者重建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至少是二十几年前了,我也记不清具体是多少年前,就像路老师不记得几届“全国美展”,他真的搞不清楚就是不希望你们参加下一届“全国美展”,但是他又希望你们对下一届展开讨论,别想这个事就对了。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我们那一代人跟你们的状况不一样。那会儿整个中国“文革”一结束,突然间都觉得自己是个人了,叫“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是一个破坏,首先是什么都不满意,什么东西都很破,反正有了以后不能再有,就专门找了几个没用的东西。但是世界上并不是没有东西,只是你没见过东西而已。

当时我们很受刺激,比如有一个人他冬天突然之间穿了一个背心,觉得他就是创新。其实那穿背心的人可能就是发烧了,他需要凉快凉快,但是我们误认为他是搞一种个性。或者是夏天穿棉袄,也可能是发烧了,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个性。我们那时候搞得也很厉害,认为那个时代没有的就是最好的。事实上从西方来的很多东西,在西方那儿已经是结束了的东西,但是对我们就像现在去朝鲜一样,都是没有的,很兴奋。我们那个时代的兴奋程度比你们要厉害得多,每天发生的事情都是从没见过的,整个时代就是相当于现代主义阶段,那个时期就是追求所谓的创新的、创造性的东西,特别极端。那个时代的狂热在我看来到1995年左右就消退了,没有了,很可能是1989年作为一个转折点,后来又慢慢地延续几年,最后,就结束了。

而你们受的教育恰恰就是那个时候的老师教的,给了你们营养就是形式主义、现代主义,包括新人物画,还有以前提到的实验水墨、新文人画、水墨艺术、实验艺术等等。你们恰恰在这时候进入了现代的当代境况,这个当代境况不是“没有的”就是好的,而是你把以前引用过的东西怎么再重新使用,这时候下面一句话是“在自身的政治文化当中是一种自悟和自觉”,这是一种现代的认识,这种认识我是从2000年才开始发现的。就是把以前曾经有的,如何去把它弄好、消化好变成你自己的,而不再是说以“没有”作为一个标准。这时候你靠什么来拿今天的东西?以前的什么东西都有,包括你现在进入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你可能要问自己是什么状态,不管看什么展览,看古今中外,看到很多喜欢的东西了,你怎么拿过来?这是第二个问题的结束语,只有靠今天的重建,是因为你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这种精神在当中指导着你、引导着你、启发着你,或者是冥冥之中把你引向了那个地方,拿过来给你自己。这是我的一个期望!

这个时代再出艺术家,可能真正要出艺术家来了,但是你们要出不来的,就让给90后,90后出不来让给00后。记住一句话,关注前面的人总是相差二十至三十年,在我一代人关注前面的人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老师的一辈,把老师的老师的一辈也给学过去了,最后剩谁呢?正是黄宾虹的时代。像我现在是不是被关注我不知道,我也不去想这个事情。相信如果我要是真的成功,应该是三十年之后的人来关心,为什么?因为我也没见过面,相互不认识。现在不同,现在咱都认识,看着情面,也得出来美言几句,吹一两句,就以为是真的,实际上不见得。我也希望自己做的一切能够过两代,一般都是十五年一代,也期待你们的成功,前面都是关注70后,现在80后终于起来了,这是好事!

王犁:每一次我主持研讨会,只要张浩老师在,我都愿意请他先说话,他说话特别真诚,用自己对艺术的思考和他走过的经历形而上地表达对“80水墨记”的看法和期待。我发觉主办方请的人搭配得特别好,有现代水墨的,还有传统中国画的,请浙江画院的茹峰老师谈谈。

茹峰:前两天黄佳茂打电话给我,希望我来看看这个展览。在我的概念里,黄佳茂是一个传统型的画家,他说跟一些全国的画家进行联展,我以为这会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展览。进了展厅以后,让我非常意外。因为这个展览的跨度很大,给我的感觉非常新。有搞现代水墨的,做一些实验的,也有一些文人画倾向的,也有一些类似于像黄佳茂这样,坚守中国传统的。像黄佳茂的作品给我的感觉是现代人对传统的一种理解。其实在他画中的境界,我们找不到宋代人画中荒寒的景象,也还是当下人的学术思考,他仅仅是拿宋代的笔墨作现代的诠释。这次我看了很多画家的画作,他们作为80年代,跟我们有二十年的年纪差,他们的想法跟我们当年在80年代美院毕业的时候其实是有点类似。我们80年代在读书时候正碰到 85新潮,整个学术界,整个中国美院,也是像谷文达老师一样,有一种比较激进的对传统水墨结构的解构方法,而且气势非常大,强调张力。

今天我走进这样的一个展厅,看到青年艺术家们对水墨进行的一些探索。他们与80年代最大的区别在于,那个年代讲究张力,讲究扩展性,强调视觉的扩张性;而今天我觉得所有的绘画,包括很现代的作品,它强调一种礼法,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比较安静,有种平和之气。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和现在80后的一种区别,因为你们生活的年代可能比较悠闲,没有经历过“文革”,你们的生活状态其实是父母在条件最好的时候培养了你。如何来进行性格创作?其实有一种向对现象的反驳,我觉得像谷文达老师那个年代,进行水墨的大冲击的时候,他也是对“文革”那么长时间的禁锢时期的反抗,所以会强调一种张力。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绘画作品给我的感觉完全是站在礼法的,强调宋人讲的“万物静观皆自得”,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觉得都是在平和的一种状态上创作的,这是给我最大的一种感受。

今天我看到很多画好像非常新,但是总还是有一种感觉在哪里见过。因为现在是一个资讯很发达的时期,你们所谓的很多新的表现当下人思想的东西,其实很多是在参照某些人,很多的图式可能还来自于当下的所谓流行的现代图式。作为年轻人我觉得要保持一种非常警觉的灵敏,因为你们应该是最有创造力的。像我现在完全在回归传统,完全把以前做过的一些东西在否弃,但是你们应该是最敏感的,应该是最有创造力的时候,不要被一些现代、当下的流行图式所牵引。

王犁:茹峰老师不仅带我们80后忆苦思甜,而且还把自己这几年为回归传统的思考给我们分享,现在再请参展艺术家郑元无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郑元无:侯哥这次大闹了一场天宫,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在座的基本上不是艺术家就是和艺术家有关的人。其实我们应该关注政治,很多人会否定这句话。我认为没有政治就没有我们的艺术。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今天我们的工资是100块钱,明天就是120块钱;政治就是今天我们吃馒头,明天可能会吃米饭,米饭加点肉就是盖浇饭。刚才茹峰老师也说,我们没有经历“文革”那个贫瘠的年代。我们这个时代要体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历,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和你们那个时代的政治不一样,平时我们也会思考现在的绘画为什么没有那种痛苦的经历,没有那种深刻的东西,这和我们的环境是相符的,和我们的政治也是相符的。很多画家要么就是画二代,要么就是官二代,要么就是富二代,还有剩下一批就是贫苦的农民,在绘画的领域也是可以吃上盖浇饭。

我们怎么办?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绘画呈现给大家,应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所带给我们时代性的符号。其实我不否认金钱在艺术上注入的力量,金钱越多,我们的生活状态越好,生活状态越好,我们绘画的东西会越好。现在的时代这么浮躁,我也不需要安静,只需要浮躁,浮躁就是我现在生活的状态。表现出来了,它就是对的。如果你现在很浮躁,你画得很安静,那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如果你现在很安静,你画得很浮躁,那也是在违背。

其实对绘画来说,我不喜欢叫什么水墨、什么油画,我特别讨厌听这句话,艺术就是艺术,绘画就是绘画,其实都是一个样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尝试着70水墨、80水墨,在杭州创新的人很少,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上面有大师压着的缘故,可能他们没有反驳之力。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想注入一点血液,想给杭州这个地方来点新鲜的东西,其实也挺好玩的。我曾和朋友,及杭州的人也聊过,北京是什么?北京是二锅头;上海是什么?上海是红酒;杭州是什么?杭州就是黄酒。我希望现在的杭州既是二锅头,又是红酒,又是黄酒。好,谢谢大家!

王犁:谢谢郑元无!说得很直接,不仅围绕艺术,还关心到政治,还关心到民生民计,都开始涉及社会学意义上的思考了。请王文杰先生发言。

王文杰:这个展览一定要来看一看,因为从他们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了一种朝气。就在今天,北京也有一场80后的作品展,他们也是汇集了全国的油画、国画和一些其他画种的作品,叫做“中国绘画新锐作品展”。在南方今天有这么一个“80水墨记”的展览,这样的一个呼应,让我觉得80后开始发力了,80后正好是而立之年,差不多是30岁上下的年龄。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希望,也让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从这个展览中看到了80后作品的一种气象,这种气象让我们感到后生可畏。

这里联想到一个话题,传统跟当代。什么叫传统?传统就是可传之统,统是能统之传。我们从这个地方,既看了一些作品里面保持着一种非常严谨的传统笔墨,同时也看到了非常多维的思考,一些创新和想法,感觉他们既有对传统的理解,也有对当代生活的认识和反映,这是可喜的一点。

王犁:谢谢王文杰老师!我们接着请黄佳茂说话。

黄佳茂:展览之前很多细节我都参与过。在杭州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关注80后年轻艺术家的展览,而且它面向全国:天津、北京、南京、安徽、福建、杭州等地。作为杭州当地的画家,我欢迎全国各地的年轻艺术家。就像刚才郑元无讲的那样,在国画领域,杭州是尚处于一个相对保守的地方,主要是因为有中国美院对传统的挖掘和认识。中国画到现在为止,它应该是不以新旧来分的,因为新和旧都是相对的,它应该以雅俗、高下来分。

我另外一个观点,在传统中要有一个剔除,里面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的、经典的例子可以流传,可以传承下去的。再一个作为现在80后的这样一个受全国学术界关注的艺术现象,我觉得里面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也有它值得认可和关注的地方。

王晓明:这个展览我很早就关注,很早以前就已经知道这件事,应该说其中有几个参展艺术家还比较熟。就像刚才路老师说的,它比“全国美展”要好,“全国美展”我没去过,对其不太感兴趣,也比较失望。当然体制内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也没法控制,旁观就可以。现在有这个机会推动80后这么多年轻艺术家,我想应该还是有他们的想法。这一次展览的艺术家应该说是从传统到当代非常全面,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面貌,应该说基本上能够把水墨这块语言中不同的表达方式都能够囊括到。但是传统跟当代如何融合?如何再发出更新的声音?或者说能够有更多自我的突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探讨,刚才几位老师也提到过很多作品,它们的面貌可能似曾相识。我想传承本身是很重要的,从传统来的基本笔墨很重要,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了。展现这个时代,怎么样能够发出更强的声音,或者说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我想这个需要大家再探讨和好好深思的。这次展览作品的面貌很丰富,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需要再把自己的面貌强化一些,能够符合时代的要求,时代赋予我们更多的创新。如果不好好把握,可能也只能是一批一批同样的面貌再重复而已,我希望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面貌。

王犁:谢谢我的学长王晓明老师!王晓明这几年一直致力于现代书法、现代水墨的国际交流,经常看到他的消息。我们接着再请一个参展艺术家王南诒来谈谈。

王南诒:首先感谢一下侯昌恒先生和各位老师对这次展览的支持!我不是只画水墨作品,之前一直在做综合材料,对水墨有时候会以局外人的观点去看。这次整个展览的面貌是比较综合、比较全面,在座的各位艺术家有表现传统一点,也有当代一些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家都是在找自己的东西,不管你是在传承还是在创新,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些东西确实像刚才大家说的,不需要区分那么多,只要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一起在做中国的水墨元素,把它延续下去,发扬下去,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

王犁:谢谢!我们接着再请孔令伟老师。

孔令伟:匆匆看了一下大家的展览,听了几位的发言,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以前觉得自己是个年轻人,没想到今天看到坐在我们对面的才是真正的年轻人,其中年龄差距最大的超过他十岁以上了。我想称他们为年轻人不为过,年轻人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群,是永不言败的群体。但是我们也看到年轻画家身上有他自己的弱点。比如说,在座的画家很多作品的面貌大家可以看出来,是带有老一代画家的影子,一眼看去有人非常像郑力老师的作品;另外还有一些画家很像早期新文人画的作品,这是我比较关心的。一方面你们年轻人具有心态方面、精神方面上的开放性,这个优点大家要把握住;另外一方面,因为你们毕竟是年轻人,容易过多受到比较成熟、比较成功的一些经验的影响,我建议大家未来慢慢把这些前代画家的影子一点一点放弃掉,把你们的优点发挥出来,而你们的优点就是探索的精神。

为什么你们的优点非常大?像 85新潮领军的艺术家,包括水墨艺术家,他们是带有很大的理想主义情怀。70后这一批人,他们的心态上当然也有理想主义的影子,他们在内心深处禁忌的东西很多,而这种禁忌往往成为他们创作的重点。就像当时立志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画家一样,这种革命的情节、这种理想的情节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而90年代的画家,很多做实验艺术,他受到的压抑很多,这种禁忌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动力;而80后这批艺术家,我认识你们不是一天两天,给我的感觉是你们心态比较放松。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认为很多是禁忌的东西,认为不应该碰的东西,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显得特别放松。我觉得像这种开放的、自由的、探索的心态是80后这些年轻的艺术家本身所具有的优势,我希望你们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扬长避短,把自己内心深处真切的感受抒发出来。

另外我还要说一点,水墨在今天我觉得应该把它看得再轻松一下,不要把它看成一种神圣、不得了的东西,我觉得眼光稍微调整一下。就像刚才王南诒所讲她是做综合材料的、做实验的。其实水墨它的特性是什么?它的纸张、颜料是最方便匀和的,这是什么意思?水墨这种东西最容易、最适宜做实验、做尝试。在西方来讲素描是一个油画稿。其实最适合于表达,最方便传递自己的思想和感性的材料就是我们说的水墨,它最具有实验性、探索性。

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水墨艺术家,可以做更多的艺术实践、尝试,然后把水墨作为一个最具有实践性、最具有价值性,甚至先锋性的,最直接的一种方式来表达,把自己的眼光、视野打开一下。其实很多电影导演也画很多的小水墨,画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是有国画的真谛在里面,不要把水墨本身当做一个神圣、不可改变的东西,这样的话反而失去了水墨本身所应该具有的东西。主要是两点意见:第一希望大家发觉自己的窗户;第二个是希望把水墨的本意搞清楚。

王犁:谢谢孔令伟老师!他不仅指出了在进行中的80艺术家的一些问题,而且又鼓励我们继续前行。接着请参展的艺术家陈子丰发言。陈子丰画的是解构一张潘天寿的画,我看了以后很喜欢,我还想问潘公凯先生有没有找他买这画。

陈子丰:很高兴来到杭州,通过这个平台认识这么多新朋友、新老师。我们这个时代是幸福的,因为这么多人关注着,不能够不好好去体会“生活”这两个字,要发觉内在自己的绘画冲动,这才是真实地表达自己,也是我致力于绘画的关键。我就说这么多了,我个人对艺术是很真诚的,没有其他的杂念,并会一直追求下去,按照我的道路前行。谢谢各位!

王犁:谢谢陈子丰,陈子丰的发言又让我想起郑元无的那句话“我浮躁我就表达浮躁,我安静我就表达安静。”我们接着再请高飞发言。

高飞:很少参加这种座谈会,今天我特别感慨的是中国美院的很多老师都说了很多实话,以前别人说的我们都不爱听,都在发呆,今天我从头认真听到尾,特别有感慨。我本身也不是画水墨的,是画工笔的。刚才老师们也说了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放松,像我就不太喜欢跟画工笔的人有太多的接触,也不太喜欢跟画国画的人有太多的接触,我比较喜欢画油画的或者水彩的,跟他们聊天,我觉得挺好的,就可能是一种碰撞,往往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总而言之,今天的收获很多,谢谢大家!谢谢老师们!

王犁:谢谢高飞!我们接着再请李桐老师聊聊。

李桐:跟孔令伟老师一样,跑进来一下子感觉变成老人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第一次跟老杨认识,他到杭州来,带来了新的画展,他一直跟我们关系处得很好,这一路过来这么多年我特别感激,老杨对我们不弃不离,一直特别关照。这些年好像搞我们这代画家的展览少了,以前老杨说“李桐,画拿来”,我就把画拿去,有时候我都不问是什么展览,就很感动,这一路过来,会有这种很良性的圈子。因为我从很早开始就没有参加体制内的展览,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参加过一次“全国美展”,后来就断了根,幸亏有老杨这方面的平台。本科毕业十年,当时完全是漂在那儿的,老杨把我们“捡”回去,我还是画画,有老杨这样的策展人,我们才有地方发展。当我们做老师以后,我觉得这样的氛围特别好,所以也想自己的学生能参加展览,我记得由今日美术馆主办的“第一届当代艺术院校大学生年度提名展”时,老杨到我这儿选作品,然后是林立峰他们一帮人,好像有四五个得奖的,包括一个最高奖也得了,但是很奇怪,事情做过之后,就没有序地接着往下做,第一年做过了,第二届还有几个参加,后面慢慢就没有了。这之后我一直蛮积极地想把学生抱团出去,去外面做展览,空有这个念头好几年,然后帮学生策划展览,拉人也拉过好几回,但一直是没有做。倒是侯昌恒把老杨领到杭州来玩,没想到这次做成了,没想到老杨真的不远千里赶过来。我觉得我们可能真的是老了,用年代来划分画家可能是一个特别害人的事情。其实是没有的,大家想一想,林风眠在讲“为艺术战”的时候也就二十几岁,他二十几岁当了美院的院长,然后谷文达开始折腾的时候比我现在还年轻十多岁,都是这样的。咱们之间如果有区别的话可能就是年龄老了一点、荷尔蒙低一点,其他都差不多,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年轻,然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时间真的会很多,我们会很怠慢,其实我自己一直也对自己这样提醒。

前两天看到吴清源先生过世了,一百年,我想我已经过了一半。其实他一百岁以后就住在敬老院里,也就十个平方的房子。现在看看我们很多画家,卖画可以盖大房子,家里可以过怎么样的生活。其实吴清源先生也就很简单,像他这样子,十几岁去日本,然后打遍日本所有的棋界高手,就讲他是自有围棋二千年以来最狠的一个学者,在他手下全是他的败将,就一个人打遍了日本所有的棋手,他是打输了降一级,不服气再来再降一级,这样子的一个人物。他其实到最后追求的中和,即他所谓的真理。我想我们画画的人也是这样,我们追什么呢?就画好这张画,还真的要有理想的,就像黄宾虹或者是像林风眠他们讲的,有一个你想去战斗的意愿,就是为艺术而战,不要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反而这种东西被削减掉。

现在讲很多元,路子很多,方法很多,面对古代的所有的好画我们都能去看,有时候也问我们自己,到底能怎么样去应对这些东西,都摆在我们面前,好像机会很多。但是地球上开始有生命以后,时间没有增加,一天也就24小时,这个改变是不到零点零几秒,这种变化没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因为有网络时代了,而时间比以前更多,现在应该还想要画好画的,应该要学会去排掉很多东西,把很多东西排到我们的关注之外,为自己节约时间、节约精力,把该干的干好。

画画能干的东西太少了,就是二维的一个平面,然后在上面画东西出来。做得不好的话,我想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种谋生的生营或者是勾当,有很多前面的画家,好像什么都能带来,其实能带来什么呢?最后每个人就一席之地,其他不会有什么东西。我就讲这些。

王犁:李桐老师讲得非常好,李桐提到我们这次展览的学术主持杨建国老师,我也早有耳闻,很早他就跟田黎明老师玩,后来跟刘庆和老师玩,接着又跟李桐玩,从李桐这里知道,现在不带李桐玩了,我还等着他带我玩,原来我根本轮不上,因为他现在带80后玩了。我们接着请万木春老师发言。

万木春:非常少参加类似的研讨会,因为我不是策展圈里的人,我同意李桐老师讲的。我比较崇尚个人主义,我们这个时代缺的是个人。从策略来讲“80后”是可以的,你说他们是一个集体的表达,他们肯定互相都不舒服。你把我归到一个类别,我也不舒服,我想70后和80后有什么区别,有的时候80后跟50后有什么区别,尤其在艺术界,最讲究的是个体,而不是说我们作为一个集体这样来讲,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也不在策展界,我总觉得我过来说话没有权威性或者是裁判性。因为我觉得艺术这个事,不是由活着的这些人或者是年纪大的一些人来做裁判,这个是艺术的事情上,时间自己去说明问题。我倒觉得这个时代是艺术的一个好时代,为什么我觉得是好时代呢?有几个年轻画家讲了,在这个时代一个画画的人可以靠画画过生活,刚才李桐老师也讲,再回顾中西美术史,我觉得能像我们今天赶上这么好的时代是非常少的。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觉,在张浩老师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代我倒觉得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画家要么是文化馆的、要么是画院的、要么是老师,没有一种叫画家的职业,也没有人来买画,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了。说起艺术市场大家都说的是负面的东西,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的,甲方永远在骂乙方,乙方永远在骂甲方,但是他们是互为存在的,你把乙方消灭了你就没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问题我倒不是很担心。

另外一个是关于传统和当下的问题,我觉得传统和当下不是割断的,还不是仅仅说要学习连起来,历史是什么?我觉得历史就是个人的历史,只有当你想了解你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去了解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第一本文字历史的出现,可以说是证据,证明人有了个体意识,因为历史是个人的历史连起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你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不可能把这两件事分开来说,一旦分开来说的时候,其实它是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像我做美术史的也是如此,如果在当代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我无所依凭的时候,很自然地去找我以前的同行。我觉得一个是实践经验,一个是对历史的书本的经验,这些都是实践经验不够造成的,实践经验是一生的、一辈子的,和你认识的这些人的经验。而书本,以前的传统绘画,以前的大师,我觉得那是当你感觉有问题的时候有依凭的东西。至于我们这个时代浮躁等等的问题,以前也都这么说。像司马光也这么说,说这个时代先进得不行了,浮躁得不行了。

王犁:万木春老师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展览的一些现象,实际上作为研讨会的主持人,邀请万木春老师的时候,他一再推辞,他不参加画展的研讨会,但越是推辞我越想把他请来,我知道一个研究历史、研究死人的人,他更知道活人何为,所以我要把这个研究历史的万木春老师请来。

这次展览我们还很有幸,子游老师正好在杭州,他是一直活跃在国内的各种展览、策划以及一些活动现场报道的策展人,也是一个优秀的画家,他编辑的《中国艺术家年鉴》已经做了十年,已经是当代史的一种述说了。

陈子游:做《中国艺术家年鉴》在2005年初,只差几个月就满十年,刚好也是我在做中国画生态学研究十年的课题,到今天也开始收尾,所记录的画家193位,推荐画家113位,其中像谭斐他们的老师刘庆和,还有黄佳茂他们的老师,都在我的跟踪和统计内,包括林海钟老师、李桐老师,大概也就是50、60、70这三个年代出生的画家,我在交往中逐渐认识到画家成长的经历。

十年前是70一代提出一个“水墨新锐”的概念,其中当时第一次画展在炎黄艺术馆,有极其传统的像徐光聚,前卫一些的李戈晔、张见,就是现在活跃在画坛的中坚力量的人,几乎都是因为当初这个展览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启示,包括黄丹,他们当时也是跟你们一样的年龄。今天你们展览开幕,我也有幸到现场,我作为在现场的这么一个记录员来说也是极其欣慰。对于展览,其实也只是一个画家生活中间呈现艺术主张和表达人生理解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此次展览是80后艺术家的一次集体亮相,这个集体亮相不能代表整个80后艺术家的现状,只是在一个时间段里面,跟这些有缘的人,全国各地聚在一块,有这么一个展览,彼此有关联。但其实艺术还是要走自己的路,从十年前展览讲起到今天,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往前走的。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和艺术的道路上,总是要舍取、要精进、要丰富,我刚好在上个月把《中国艺术家年鉴—刘庆和》做完,就能看到他从最早画画到现在,大概三十年时间,甚至更长四十年的时间中的不同状态,一些资料整理过来之后,发现真正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艺术家如何成长,如何去锻造自己,现在我们讲很多概念都是废话,我认为是这样。画家只有好好地画画,才有他的前途。所以说观念,或者说讲那么多不着边际的理论,其实也没有什么出路,更多的还是你对艺术的一种感悟和人生的理解,还有相应的适合自己的方法。比如画家给我们说到什么?艺术家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意义是在于随着你的心去走,我觉得这个话讲得极其真切,而且极其有意义。就是说如果你自己都不敢尝试,你还可能去用作品、用你的简单的操守去感动人?我想这可能是骗人的。首先你要极其投入。

讲到水墨画,使我想起当年有个朋友讲的水墨功底,他不愿意跟工笔画家打交道,但古往今来从概念上讲工笔,其实都是国画,国画概念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被提及的。因为西方的画种传入,才能定位,最早不是用这种词汇的。那么我们总是要讲到传统跟当代,其实他们也没有矛盾,刚才有老师讲过了,有什么矛盾?你活着,你的爷爷、你的奶奶,你的祖先他们把你传承下来的,这个你肯定是要认的,如果你不认就是无知,所以我觉得很多观念不需要去争辩,更多的是用真实、真情去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你所相对的话题。我是因为刚好有这个机缘在国画行业里面,做编辑做了十二年,然后一直在做艺术家的年鉴和文献的收集,我想中国画这十年,在21世纪以来的变化是极其大的,极其被拓展,概念也会替换,所以我觉得今年“80水墨记”学术研讨会,学术是在个人的心里,有没有学术,肯定是自己有一本账。我觉得我首先还是要祝福这个展览的兴起,因为一个新的时期又开始,一个新的门又开始打开。80后已经开始成长起来,要走自己的路,有这样一个启示,首先要表示祝贺。

刚才我也讲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尊重自己,如果不尊重自己,一味迎合他人,或者是迎合所谓的市场,其实没有出路。很多人在我的十年交往中间,很有才气,当初的画极其打动人,到后来像我这样阅画无数,再看那些画就想吐,为什么?确实没有价值,但是它价格越来越高。画画是用自己的生命力去铸造艺术的价值。谢谢!

王犁:谢谢子游老师,借这个机会我也说说我跟子游老师交往的经历,可以供我们“80后水墨记”的参展画家参考。我记得许多年前,子游老师做出版也是这样,他尊重自己、尊重个人,很多年前给他打电话,我们大概还没有见过面,我说你编《中国艺术家年鉴》干嘛关心我们这个年龄?因为他当时编的还是李桐老师他们这一辈,他那时说“你这个不行,你这个还得让我观察几年”,我心想他也不关心我了,就没理他。隔了几年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最近杂志上看你的画,好像比原来成熟了,你寄点资料过来吧。说这个故事很实在,发生在我身上的,说明子游老师作为一个做年鉴的现场观察员,他是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艺术家个体的成长,请我们“80水墨记”的画家也把资料给他,他不可能明年就编辑你们,过几年他就电话过来了,你再多寄一点资料,接着年鉴就有你们了。

陈子游:在这个时间段,我一直在思考,要不要继续做下去,也曾征求过很多人的意见,后来想我回去也会考虑一下可持续性的事。另外一个,我们可将《中国艺术家年鉴》做成电子版,因为今天的出版已经太泛滥,出版成本又高,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这个事还会继续,谢谢大家的支持!

王犁:骑虎难下,历史责任。这个展览也感谢杨建国老师的支持,这么冷的天气,这么远从北京到杭州,基本上这个展览的学术定位和画家的挑选都是杨老师的意见,杨老师是不跟70后玩了,要跟80后、90后玩,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要请杨老师说说。

杨建国:其实水墨领域我一直坚持在场,做了几个展览,关注新锐画家,尤其是70年代,到现在80年代。有些画家因为市场的成功会变得贪婪,他们自己不管有什么改变,但我们作为观者,会心里有数,会选择,我选择了你,就说明你成功。展览本身是创作的一个步骤,也对画家提出一个要求,这时候你要自己努力,确实有些画家没有展览的时候不想画,或者是画得少,但是一有展览的时候,他便说“我知道怎么画了,我应该画什么了”。等到作品画出来了,也许画得很好,也许没有画得太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终究是画出来了。如果没有数量的时候,就更谈不上质量,这是对画家的一些期盼。希望把“80水墨记”继续做下去。

王犁:谢谢杨建国老师。我们研讨会到此为止,在座的老师、嘉宾和艺术家,晚餐继续研讨。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侯昌恒策展!感谢杨建国老师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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