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圈说”看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

谭福洁（呼伦贝尔市群众艺术馆呼伦贝尔021000）

从“三圈说”看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

谭福洁
（呼伦贝尔市群众艺术馆呼伦贝尔021000）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直接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宣传、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不但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同时也大大地增强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这种社会的火热发展形式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文化与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合体，以科学发展观来看待“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培育和形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业，紧密拉动内需，进一步推动文化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而对于非遗的保护和继承来讲，政府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但是群众的协助作用也十分关键，实现社会化参与，形成合理的长远规划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条件之一。

《中间圈》一书作者为中国著名学者王铭铭。书取名为中间圈，既与“中外”之间的地带有关，又与费孝通在鸡足山上对于自身的“英美式”社会科学生涯流露出的反思有关。作者借中间圈，将思考社会科学中诸如“社区”“社会”“文化”“民族”“国家”“族群”等诸多“单位”的局限性，对社会科学加以反思。本文通过“三圈说”的理论来浅说它与“非遗”中的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

《中间圈》中有关于“藏彝走廊”的提出，背景如下：1978年，费孝通在全国政协关系民族识别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民族走廊的概念。在给“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研讨会”的信函中费老提出“藏彝走廊”这个学说的最后阐述。他提出，之前对民族的研究只以独立的某个民族为单一的研究对象，而不去研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主张应该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综合研究。在2003年，费老将这一学说最后总结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问题。

费孝通先生提出，根据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可以将中国划分成6个板块，三条走廊。这6个板块分别是：北部草原地区，东北高山森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云贵高原地区，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三条走廊是：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以及西北河西走廊。这样划分，就打破了历史上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的规则。而呼伦贝尔正属于北部草原地区。

借用费孝通先生的一段表述：“这个走廊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藏彝走廊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横断山区、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三江并流处。它是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延伸的这一部分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大，是多元文化区。

这一个区域内，历史上民族迁徙频繁，有很多民族和支系在这里繁衍生息。由于处于山区地带，地理状况的特殊性，很多古老的民俗被保留下来。历史上，有很多民族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例如彝族，纳西族，羌族，这些民族在他们口头的史诗或者传说、习俗中都被记录下来。在彝族语支的传说中就有“送魂”的传说：在送魂的仪式中，送魂的路线会选择沿着河流往北走，回到祖先来之前的地方。

在今天西南各民族的史诗传说中，尤其是一些民族的“送魂”传说，可以认为两大流域间一些古代通道的变化与这种同一古代民族内的不同支系部落间的冲突也有关系。由于强敌挡道，有的部落只得跨流域迁徙，到另外一个地区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而费先生指出的“政治上拉锯的局面”，也就说明是汉、藏、彝族之间长期存在的“礼”与“戎”的关系。这类关系有着自身的内在涵义，而民族间的关系造就了所谓的“局面”，则可能将除却这三个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比如：氐族、羌族）当作各自的“边缘”席卷到“局面”之内。通过礼尚往来及市场交换意义上的物品交换与政治意义上的征战——抵抗来实现。在藏彝走廊上，不同宗教、不同物品、不同势力的分离与交织，为我们研究文化接触、冲突与并存造就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化区”。

从非遗的角度看，核心圈就是我们研究的汉族农村和民间文化。而核心圈之外就是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其中也包括内蒙古自治区。

中间圈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地带中，居住方式错综复杂，不是单一民族的，是因人口流动，自古也有与核心圈的东部汉人的杂居与交融。这个圈子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西部”基本一致，但也可以说是环绕着核心圈呈现出来的格局，在东部，一样有自己的地位。

从历史时间看，中间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至近代国家疆界确定之后，居住在这圈里的主要人群便被称为“少数民族”了。少数民族这个称呼是50年前才有的，是晚近的发明。古代则不一定得到“中间圈”这个称呼，这个圈子与外圈结合着，有时是内外的界限，有时属于外，有时是内外的过渡。至于这个圈子与核心圈的交往，自古也十分频繁。中国有几个重要的朝代，也是所谓中间圈的部落势力创建的。可以认为，核心圈与中间圈之间的差异，恰在于地方行政是否实现了其对地方的直接控制，而这个标准，又与两圈“教化”程度的差异有关系。

通过这本书，对我启发如下：

“藏彝走廊”以及“三圈说”的提出，不仅对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遗产学等学科有指导意义，对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俄罗斯族是俄罗斯移民的后裔，属东斯拉夫人的一个族群。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在中国俄罗斯族的总人口为15609人。总体上看，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族人数较少，多散居于西北和东北的沿内蒙古、新疆、黑龙江的边境地区，只有在内蒙古的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的居住才相对较为集中，设有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在民族乡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居住着人数和比例都很大的俄罗斯族居民，一般都可以形成民族圈或民族社区。由于相对集中居住、交往交流和本民族内方便通婚等原因，使许多俄罗斯族的风俗习惯得以保留下来，在宗教信仰、衣食住行、性情性格等方面，基本上延续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和特点。所以说，额尔古纳市，是我国俄罗斯族居民重要的聚居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俄罗斯居民的代表性居住地区。

生长在边境地区的俄罗斯族，生活在俄罗斯文化与汉文化不同的文化之间，导致今天的俄罗斯族文化中，不但有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也有汉族、甚至是蒙古族、达斡尔族（通婚的结果）等等的文化掺杂其中。

有人说：移民永远是文化上的失落者，而第一代移民尤其如此，第二代略好，直到第三代才真正开始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第一代的移民只好在两种不同文化的边缘游离，文化认同就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今天国际关系的热门话题既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是领土争端，而是民族、宗教等因素所产生的冲突，而在这些因素后面的核心概念就是文化认同。可以预料，文化认同将使得这个世界的秩序发生深刻演变。

通过看这本书，我觉得文化认同，对我们自身也是有分层的。在每一个地方，我们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我们的参照物不同的时候，层次也会随之改变。比如，某人可以说他是汉族，他是浙江人，他是南方人，但是不论最后怎么变化，最后都会归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移民原因造成的民族，对自我的认定就常常会在大环境中有疑问。外界的不认可和自我认可之间的矛盾也常常存在于每一个跨界民族的内心并产生疑虑。

中俄边境处于边缘地带，边缘地缘往往保留和延续的是最古老的原生态文化。同时边缘地缘也往往是文化与历史的沉淀带，边缘也多文化交汇，文化也较宽容与开放，这与“三圈说”理论正好是吻合的。那里有草原，原始森林，河流众多，地形较之平原地带要复杂得多，以农牧业为主。一些原始的民俗犹在，节日仪式、婚丧嫁娶的仪式、宗教信仰等等都没有过多的改变。在这些留存的仪式中，蕴含着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如何让这些民族的文化保存下去，如何为俄罗斯族的定位做出一点贡献，我认为中间圈的理论框架是最好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