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晚期家族墓群音乐壁画研究

安其乐

（内蒙古自治区艺术研究院呼和浩特010011）

辽代晚期家族墓群音乐壁画研究

安其乐

（内蒙古自治区艺术研究院呼和浩特010011）

辽代在契丹、汉、渤海等不同民族间推行“分而治之”“因俗而治”的政策。本文将以辽代晚期的不同家族墓群墓葬为例，通过分析不同地域、姓氏、族属墓葬中音乐壁画所传递的信息来进一步了解辽代晚期的音乐活动。

辽代墓室 壁画 散乐 家族

辽代以平衡契丹、汉、渤海等不同民族间生产、生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关系为目的推行“分而治之”“因俗而治”的政策。在此基础上设立“五京”，即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①。此五京又以长城为界，在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形成双线发展的格局。据元代苏天爵《滋溪文稿》中记载：“辽金大族，如刘、韩、马、赵、时、左、张、吕，其坟墓多在京畿。”②辽代大族聚居一地同时亦葬于此地。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有千余座辽墓被发掘面世，其中阜新萧氏墓、库伦旗萧氏墓、大同卧虎湾墓、宣化张氏墓等都证明以上记载。本文将以辽代晚期的氏族墓群墓葬为例，通过分析不同地域、姓氏、族属墓葬中音乐壁画所传递的信息来进一步了解辽代晚期的音乐活动。

据现有发掘报告，本文涉及11座绘有音乐壁画的辽代晚期墓葬。这11座墓葬分布于内蒙古、河北、山西三地，其中以内蒙古和河北居多。这些墓葬遍布于辽代的上京、中京、南京、西京范围，涉及契丹、汉两族聚居地。此11座辽墓中的多座墓葬根据墓志铭、出土文物、墓葬结构等信息可以确定分属于萧氏、张氏、刘氏、韩氏家族墓群。1.库伦旗M6号墓属萧氏家族墓群。2.河北宣化下八里村M1号、M9号、M7号、M10号、M5号墓为张氏家族墓群。3.敖汉旗羊山M2、M3号墓为刘氏家族墓群。4.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属于韩氏家族。5.山西大同卧虎湾1号、2号墓家族姓氏不明但亦属于某家族墓群。这些辽墓所属家族在地域、阶层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以这5个家族墓群中的音乐壁画作为研究重点辅以同时期的其他独立辽墓音乐壁画，进行辽代阶段性音乐活动研究。

一、音乐壁画概述

（一）笔者将以家族为单位，对11座辽墓中音乐壁画的内容进行简要概述。

库伦旗M6号墓为砖石结构的大型多室墓。在天井南壁门洞上方绘有音乐壁画，为5人乐舞表演。整幅壁画以舞者为中心，两侧分立2人奏乐。

河北宣化下八里村M9、M7、M10、M1、M5号墓，均为仿木结构砖筑双室墓。5座墓葬中的音乐壁画均为多人乐舞表演场景，M9、M7、M10号墓位于前室西壁，M1、M5号墓位于前室东壁。乐队人数为5至12人不等皆面向后室③。五座墓葬在墓室结构、壁画布局、绘画技法等方面均十分相似，音乐壁画所表现的内容类型相似只在规模上有所增减。河北宣化张氏家族墓群音乐壁画从布局看均是以舞者为中心构成，其中M9、M1、M5号墓的舞者为成年男性，M7、M10号墓中出现了儿童舞者。

赤峰敖汉旗羊山M2号墓修筑于1099年，M3号墓年代晚于寿昌五年，均为单室砖墓。M2号墓天井南壁东侧绘有乐舞图，乐队人数为6人。南壁东西两侧各绘有3人。其他各人上半身散漫不清唯右侧第一人可辨，乐工双手持箫。与东壁连接处有深红色大鼓。M3号墓天井南壁东西两侧各绘2名乐工。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建于1111年，为仿木结构砖筑双室墓。前室东壁绘9人乐舞图，有1名成人舞者。后室西南壁绘饮酒听曲图，1人手持三弦，1人双手抚掌作歌唱状。

山西大同卧虎湾1号墓，辽末期（早于天庆九年），为圆形砖砌单室墓。墓室西壁绘一幅车马图，桌旁立1人，手执琵琶正在弹奏。山西大同卧虎湾2号墓，辽末期（早于天庆九年），为圆形砖砌单室墓。墓室东壁绘乐舞图，乐官12人。卧虎湾1号墓东壁壁画已毁，鉴于1、2号墓年代、地点相近、墓室结构相同，且残存壁画布局相似，故笔者推测1号墓东壁壁画内容应与2号墓东壁相同为乐舞图。

现将以上11座墓音乐壁画中所使用的乐器介绍如下，其中用于独奏乐器会单独备注：

库伦旗M6号墓：筚篥、横笛、腰鼓、琵琶、舞者。

河北宣化下八里村M9号墓：筚篥、横笛、腰鼓、大鼓、笙、拍板、舞者（女童）。

河北宣化下八里村M7号墓：筚篥、横笛、腰鼓、大鼓、笙、拍板、舞者（女童）。

河北宣化下八里村M10号墓：筚篥、横笛、腰鼓、大鼓、笙、拍板、琵琶、舞者（女童）。

河北宣化下八里村M1号墓：筚篥、横笛、腰鼓、大鼓、笙、拍板、琵琶、排箫、舞者。

河北宣化下八里村M5号墓：筚篥、横笛、腰鼓、大鼓、拍板、舞者。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横笛、腰鼓、大鼓、笙、箫、舞者。三弦（曲艺弹唱独奏）。

赤峰敖汉旗羊山M2号墓：大鼓、箫。

赤峰敖汉旗羊山M3号墓：横笛、腰鼓、大鼓、箫。

山西大同卧虎湾1号墓：琵琶（散乐独奏）。

山西大同卧虎湾2号墓：筚篥、横笛、腰鼓、大鼓、笙、拍板、琵琶、排箫、方响、舞者。

（二）辽代音乐种类繁多，有诗乐、国乐（契丹乐）、雅乐、大乐、散乐、鼓吹乐、横吹乐等。根据上文对音乐壁画中乐器的梳理，可以大致看出所涉及的音乐活动类型就在散乐、鼓吹乐、横吹乐中。《辽史》中对散乐、鼓吹乐、横吹乐器有明确记载。散乐器有:觱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鞚、拍板等。鼓吹乐分前后部，前部有掆鼓、金钲、大鼓、长鸣、铙、鼓、管、箫、笳；后部有大角、羽葆、鼓、管、箫、铙、笳。横吹乐也分前后部，前部有大横吹、节鼓、笛、觱篥、笳、桃皮觱篥、掆鼓、金钲、小鼓、中鸣、管、箫。后部有小横吹、笛、箫、觱篥、桃皮觱篥。在充分了解音乐壁画内容的基础上，接下来笔者将对其中所涉及的音乐活动类型做初步辨析。

库伦旗M6号墓的发掘报告中将其定义为5人散乐表演。但有学者通过其服饰特点对比研究认为这幅壁画中表现的不是世俗场景中的散乐表演，而是仙人乐舞图④。这是晚期唯一一幅仙人乐舞图。从所使用乐器对比此幅壁画虽为仙人乐舞但所描绘的应为散乐表演。

赤峰敖汉旗羊山M2号墓的乐器应该为散乐表演。鉴于羊山M2、M3号墓出土地、年代相近，且墓室结构、存留壁画布局相似，所以笔者推测羊山M2号墓天井南壁两侧所绘应与羊山M3号墓相同为散乐表演，只是人数上增加为6名。

河北宣化下八里村M9、M7、M10、M1、M5号墓中的音乐壁画中的音乐活动均为散乐表演，只是在规模上有所增减。从乐器使用方面我们可以看出，5幅乐舞壁画中笛、笙、筚篥、腰鼓、拍板、大鼓已形成固定乐器组合模式。M10、M1号墓壁画中乐队在固定模式上增加了琵琶、排箫。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前室东壁绘的是散乐，后室西南壁绘饮酒听曲图中出现了三弦。三弦在宋元之前与戏曲伴生而出，主要用于说唱、戏曲、歌舞伴奏。三弦不在辽代大乐、散乐、横鼓吹乐等乐器之列，未在《辽史》等记述材料中出现，或许三弦在辽代的民间音乐娱乐活动中较常使用。除了韩师训墓其他辽墓壁画中的确也曾出现过，如宣化下八里村4号墓中一老者手持三弦边弹边唱。从这些墓室壁画看，三弦常在展现墓主人私人性极强的小型宴会中出现，如韩师训墓中应该是为墓主夫人单独表演。所以，这种三弦自弹自唱或是一弹一唱的表演形式应为某种适用于小型宴会的曲艺弹唱形式，并且表演者多为男性⑤。三弦在辽代应伴随着杂剧、曲艺等表演形式流传使用。

山西大同卧虎湾1号墓出现了琵琶独奏。辽代散乐形式多样，包括百戏、角觝、戏马，以及觱篥、琵琶、笙、筝独奏，歌曲、曲破表演等。山西大同卧虎湾1号墓室西壁车马图中的琵琶独奏，应该就是出行宴饮中酒几行后的散乐表演。山西大同卧虎湾2号墓的12人乐舞中的乐器虽有大乐中的排箫，但是还有大鼓且都是站立演奏，所以应该是散乐表演。

二、壁画中的家族音乐活动

据《辽史·百官志》称：五京之中，上京是皇都，为朝廷官员和京官所居。而边防官员则大抵住在西京。可见，在辽代不同地域具有明显的阶级、族群属性。本文既然期望了解辽代不同家族的音乐活动，必然需要对于音乐壁画所属墓葬的族群进行必要的了解。

库伦旗M6号墓属于辽圣宗之女越国公主丈夫萧孝忠的家族墓。萧孝忠家族随越国公主居住于懿州，属上京道，辖四千户，在头下州中是比较大的。M6号墓建造时期，虽然懿州收归国有萧氏失势，但是未被驱逐仍以贵族居于此地。所以墓主人应为没有入仕的萧氏贵族。敖汉旗羊山M2、M3号墓属刘氏家族墓群。M2号墓主人刘祜曾任奉陵军节度使。刘氏族降辽立有军功后在辽代世代为官，为少数聚居于辽核心区域的汉族家族，属于辽代汉官的第二集团⑥。河北宣化下八里村M1号、M9号、M7号、M10号、M5号墓属于张氏家族墓地，张氏家族早期是当地一个富有的乡绅地主。后因M1号墓主张世卿在大安年间借赈灾之机向朝廷进粟而得封右班殿直，后至银青崇禄大夫、兼监察御史、云骑尉等职。其子张恭谦任辽国枢密院留承，并与耶律氏通婚，家族成员多与韩氏、耿氏联姻。张氏家族正是辽代庶族地主阶层通过经济手段进而追求政治话语权的典型代表。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墓主人是典型的“富民”阶层并非著名的玉田韩氏，他希望通过其子韩文询“备进士举业”⑦使家族进入汉族官吏阶层。山西大同卧虎湾1号、2号墓所属家族姓氏虽不明，但可以确定属于一个信奉佛教的汉族富民家族墓群。

基于上文对于音乐壁画的分析同时结合不同家族的阶级、族属和地域信息，笔者对于辽代晚期不同家族的音乐生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首先，从辽代晚期墓葬音乐壁画中看，似乎辽代晚期上京、中京、西京等地散乐表演十分盛行，与之相比鼓吹乐、横吹乐在晚期的使用频率明显有所下降。但是笔者认为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具有如此明显的差距。辽代晚期墓室壁画意在较为全面地表现墓主人生前的阶层、生活、信仰、思想等方面的状况。墓主人在有限的空间中由乐舞、酒宴、备茶、狩猎、盥洗等画面反映生活，依仗、出行、车队传递阶层，星图、瑞兽、花卉、经文承载宗教思想。墓主人显然将散乐作为表现音乐娱乐生活场景的主要刻画对象，鼓吹、横吹乐却鲜少反映。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辽代晚期人们对散乐与鼓吹乐、横吹乐功能的区分，即散乐具有明显的娱乐功能，鼓吹乐、横吹乐仪式及仪仗功能较重。于是就出现了在墓葬壁画中散乐作为娱乐活动的代表，而与依仗、出行、车马内容功能重叠的鼓吹乐、横吹乐则被更为直观的出行礼仪队伍所取代。正是散乐、鼓吹乐、横吹乐的功能、适用场合等属性促使它们在辽墓壁画中出现比重的不均衡。

其次，从张氏、韩氏、无名氏墓室壁画中可以看到，辽代晚期西京地区的散乐表演中乐器的组合是在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就乐器使用频率来看筚篥、横笛、腰鼓、大鼓、笙、拍板是较为普遍的组合模式，随着乐队规模的扩大，之后逐步加入琵琶、箫、排箫、方响等。虽然，在辽代晚期墓葬壁画中可以看出在散乐表演方面存在越制问题，但从张氏家族墓室壁画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等级关系。张氏家族由M1号墓的墓主人张世卿此辈开始介入辽代政治阶层，并通过其子张恭谦完成了与耶律氏的联姻。所以M1号墓中乐器的使用不管是否有违制，应该是张氏家族中官职最高者的使用规格，其他人根据身份、辈分依次增减。M10号墓张匡正是张世卿的祖父因此减少了排箫。M9号、M7号墓、M5号墓为张世卿的父辈和同辈之人且都没有官职故少了排箫和琵琶。与张氏同处一地的韩氏韩师训是一个希望通过子辈进入汉族官吏阶层的“富民”，与张氏这种已跻身政治阶层的望族又有不同，所以在乐器使用中除了排箫、琵琶还少了筚篥，但是出现了箫。我们通过官职、阶层等方面与乐器使用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辽代晚期汉族聚居的西京地区，虽然在用乐方面存在僭越情况，但仍通过乐器种类的控制来维持等级关系。

位于上京、中京的库伦旗M6号墓，赤峰敖汉旗羊山M2、M3号墓所反映的辽代音乐活动与西京又稍显不同。库伦旗M6号墓主人为没有官职的契丹萧氏贵族。上文提到墓门上方的是仙人乐舞图，由于受到绘制空间和仙人乐舞主题的限制，人数控制在5人且选用了易于持奏的乐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墓主人还是在有限的乐器选择中凸显了阶层等级，将基本配置中的大鼓、笙、拍板去掉，保留了琵琶和筚篥。这副仙人乐舞图在乐器使用方面十分像河北宣化张世卿墓散乐队的简化版。墓主人身为契丹萧氏贵族在用乐规格方面与张世卿这类仅拥有七品左右文散职的汉官相比或许应该更高才对。由此看来，西京汉族官吏在散乐使用方面确实是多有僭越。赤峰敖汉旗羊山M2、M3号墓中是散乐表演场景无疑。鉴于家族墓群在相近时期画风、结构会有相似性，所以笔者根据M3号墓乐器推测，M2号墓壁画中的乐器应在横笛、箫、腰鼓、大鼓基础上再添加两件。基于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应该添加有觱篥和琵琶两件乐器。羊山墓群所属刘氏家族，是少数居于辽代核心区域上京的汉族官吏。其中M2号墓墓主人刘祜曾任怀州奉陵军节度使，是具有实职的二至五品官员。如若上文所推合理的话，那么这个葬于政治要地上京且身居要职的刘氏家族在用乐等级方面显然要比西京的那些虚职汉臣谨慎得多。

至此，笔者通过辽代晚期上京、中京、西京不同家族墓葬音乐壁画的分析，对于辽代晚期的用乐制度、乐器使用等方面均有所得。首先，即便是在辽代晚期居住于辽政治腹地汉族官吏家族比西京的汉族官吏或是地主富民的用乐等级观念更为牢固，这必然是与家族契丹化的程度及所处的政治阶层是分不开的。其次，通过对乐器使用的研究看出辽代不同的乐器亦是具有明确的等级含义。虽然现在还无法明确是如何规范的，显然排箫、琵琶、筚篥、方响这些乐器都具有这种等级意义。第三，辽代音乐史料遗存不多制约了辽代音乐活动研究。近年来借助墓室壁画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是对于墓室壁画的运用还是应该更为慎重严谨，对于图像可能具有的局限性需多做考量。笔者将辽代晚期家族墓室音乐壁画作为着眼点对辽代晚期音乐活动进行研究，得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结论，期望对于之后辽代音乐史研究有所裨益。

注释：

①此五京分别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辽宁省辽阳市、北京市、山西大同市。

②［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M9号墓9人，M7号墓7人，M10号墓8人，M1号墓12人，M5号墓5人。冯恩学:《内蒙库伦六、七号辽墓壁画的人物身份》，《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第43至45页。此段关于“曲艺弹唱形式”名称的使用参考梅鹏云《辽墓乐舞图像考古学观察》第八章乐舞的性质。张文静：《赤峰市敖汉旗羊山辽墓壁画研究》第1页。［辽］《韩师训墓志》，载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至281页。

［1］梅鹏云：《宣化辽墓乐舞图像表演内容之探讨》《文物世界》2013年第6期.

［2］张文静：邓佑玲指导《赤峰市敖汉旗羊山辽墓壁画研究》2011年.

［3］杨星宇：塔拉指导《辽墓壁画的分期研究》2009年.

［4］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5］陈秉义杨娜妮：《契丹（辽）音乐文化考查研究报告》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