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草原的守护神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审美造型浅析

钱白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呼和浩特010010）

大漠草原的守护神纹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审美造型浅析

钱白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呼和浩特010010）

自商周至西晋，以动物纹为主的青铜艺术品被广泛地铸造和流行于中国长城以北，其中以内蒙古鄂尔多斯为集中，因此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动物纹为主要造型特征。其中最有名的是青铜饰牌，其造型和艺术特征充分显示了北方草原民族卓越的智慧和艺术的创造，再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和风格。

青铜器 纹样 游牧民族 审美

一、圆形动态的艺术特征

北方游牧民族的艺术品和生活用品都以圆雕为主，这是因为游牧生活要经常迁徙所至，为了方便带走，因此使用的生活工具的外形大部分是圆形的。这也这和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信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种地理文化常常又形成与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和谐的群体性文化审美心理，从而在艺术传统中留下自己特有的密码。“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也流露着很强的圆形动态的艺术特征。

匈奴人在远古时期被中国史书称为“荤粥（Xūn yù）”，到了商代又被称为“鬼方”。后来，西周称之为“猃狁”“戎狄”，直到战国时期，才有了匈奴的名称。

匈奴族的青铜文化代表着北方民族青铜文化的又一个成熟时期。青铜器的纹样多以鹿、马为主。匈奴艺术家们有意识地反映了丰富多彩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他们在创作动物纹样的青铜器时，抓住了各种动物不同的表情特征与体态特征。他们善于夸张动物与动物之间，明显存在着的体态差别，做到恰到好处。匈奴青铜器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造型特点上多呈现卧式型动物形象，夸张手法比较突出。第二阶段形式上开始多变，造型上更接近于写实的风格。

目前，我国发现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大多数是匈奴时期的。197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的茫茫沙海深处，发现了由黄金制成的冠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胡冠”。整个胡冠由冠顶和冠带两部分构成。王冠的卷云式纹样，好像是“天”的触手在保护和抚爱着金冠的人；金冠表面刻着狼咬住羊的浮雕图案，不过狼并不是竭尽全力撕咬这只可怜的盘羊，而是沉着地卧在那里咬住羊的后腿，而羊因为被咬住后腿，不得不反转其身，似挣扎，似哀鸣，又似在强大的敌手面前的弱小和毫无反抗余地的状态。这也体现了游牧民族的世界观的文化意义，在两种动物二元对立的主体不含有强与弱、生与死、主动与被动、自然与超自然的对立关系。他们也期望着能够像猛兽一样猎获更多的动物，以优势地位战胜自己的敌人。整个王冠给人最初的印象是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威力无比的力量，也感受到王者的冷酷和贪婪。然而在另一个方面上匈奴人常把自己比喻为有鹰一样的敏锐视野，狼一样的凶猛的性格。大量的动物的搏斗纹样也是竞争生存的真实写照。

二、青铜饰牌的审美趣味

鹿、鸟、马的动物造型，在鄂尔多斯青铜饰牌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鹿轻柔而优美的奔跑，鸟自由而欢快的飞翔，马矫健而有力的身姿，显示了一种不同的审美趣味。

如果说猛虎和苍狼代表了北方草原的男子的力量和阳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想到这些饰牌的出现是否代表草原上的女性精神追求和装饰需要呢。因为，一般鹿纹牌做工精美小巧，鹿纹柔和，体线娇美，整个构图均以对称出现，或双鹿或四鹿，显得平整和一、优美自然。这类饰牌的上述特点同兽性咬斗饰牌风格迥然。

公元前4～5世纪的阿拉木图“金人墓”中对马的处理，为我们了解马在游牧民族中的地位提供了真实的资料。在该墓出土的金冠饰中由带角、带翼的一对相向天空的4支箭头与4支羽毛，显示墓主人欲借神马飞入天界的象征意义。这一点与萨满教讲灵魂所在的上界、下界的宇宙观是一致的。

在著名的斯基泰王墓室中发现的王冠可以看出关于斯基泰青铜器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这两种文化互相消长的关系不是本文关键的论题。然而，这两种时代、两种文化传统接近的艺术遗存对我们会有有益的启示。这两顶王冠一顶为顶部雕有十二只神态各异的雄狮，一顶顶部雕有立体状丛林中奔跑的长角鹿。鹿嘴衔轮，有两只鸟蹲在旁边。据考古学家们从墓葬情况分析断定：凡是出土成对青铜动物纹饰牌的，均是有较高身份的贵族墓，凡是出土成对金饰牌的，身份更高，可能是部落酋长或王的墓。可见兽纹牌的形状和构图并不是随意的，装饰式样和规格也是有要求和实际差距的。因此，鹿纹和鸟纹与动物咬斗纹的不同内容显然是满足两类不同的人的装饰目的、风格和追求。鸟形铸件较集中地表现在带钩中。根据目前发现，至少在春秋早期就出现了带钩，最早的带钩可能是某种动物形或鸟形，逐渐发展成鸟头状、琵琶状以及棒状。这种鸟状带钩造型优美奇特，但其实用目的太强而无法与饰牌相比。而鸟纹作为纯粹装饰刻在刀柄和饰牌上却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意味。

三、兽形纹在兵器上的运用

先秦时代，人类开始大量地使用了青铜器和铁器，人类之间的战争越来越残酷。在漫长的冷兵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使用利刃的兵器来征服世界。因此，人们希望在战争中出现凶残的恶狼和凶猛的猛虎那样的英雄，甚至把这些动物的形象刻在刀剑上来激起勇气。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这种兽性美学占有一定的位置。游牧民族把自己崇拜的勇士以各种凶猛的猛兽来比喻，并逐步发展到把兽形纹刻在刀剑上，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审美品格。

鄂尔多斯式青铜剑最具有特色的是兽首曲柄短剑。其中兽首曲柄短剑可以肯定是早期始方少数民族较早制造和使用的成熟的器具之一，特别为犬戎、突厥人使用。青铜刀一般刀背微凹，而刀刃略呈外弯状，使人产生一种向内用力的感觉。刀柄首部多有环状扣，首身刻有兽纹、鱼纹、鸟纹、云卷纹等，而又以兽纹和鸟纹具有代表性。这种普通的兽鸟装饰的刀剑成为早期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典型的青铜艺术品，这一以兽形类比发展演变而来的审美意识在文学艺术中也有着鲜明生动的表现。

战国初期，动物纹基本保持了春秋晚期的特点，兽头纹很少。战国晚期是中国北方民族青铜器动物纹造型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动物纹题材和造型手法都有很大的变化，大型动物纹饰牌和以圆雕法塑造的动物造型，则居于主尊地位。图案化的鸟纹造型风格被形象逼真的写实性鸟纹所取代。虎纹和鹿纹有两个变化:一是虎鼻上翘有钩；另一是鹿角向写实过渡，并一直拖长至尾部，这个变化代表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纹造型的晚期特征。此时，动物咬斗纹造型日臻成熟，并达到极精致的程度，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金属制作工艺上，手法开始多样化，如银嵌、金银错等，显示了工艺水平的重大进步，并对中原的艺术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伫立形和蹲踞形动物造型，此时多为圆雕，造型生动传神，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草食动物四肢屈曲内伸，前后足重叠，前足在上，后足在下；肉食动物，四肢屈曲前伸，前足压于颔下。这个时期出现的后肢反转动物纹、动物搏噬纹和怪兽纹，代表了这个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纹造型艺术的精华。所谓后肢反转动物纹，其实是动物在地上滚动时瞬间的形象，这一形象与静态的描绘相比，更表现出动态韵律的美。如身体呈S形的滚马纹青铜饰牌是这种形象的代表作品。

四、结语

综观鄂尔多斯青铜器，使人明显感到，一方面那些各不相同的，或凶猛或温顺的动物纹器物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在装饰风格上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北方民族独具的造型艺术特征。鄂尔多斯式青铜制品，穿越时空，昭示着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对物质审美的追求和对艺术工艺的拓新。

［1］阿木尔巴图，《蒙古族美术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

［2］吴楚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风格美学》，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

［3］杨泽蒙，《远祖的倾诉—鄂尔多斯青铜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

［4］高洪雷，《另一半中国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5］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