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京·和年轻艺术家聊天 向京×王子：我只能装成一个孩子

这世上没有什么“异类”，有的只是愿意用自己的身体感受、自己的眼睛去观看、自己的大脑去思考的人。也许叛逆者终归会驯服，化身主流；也许用一种玉石俱焚的方式做结局，这世上总还是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价值观甚至是不同的真理。比之于人的大脑作为思考媒介而带来的理性，我们还找到了一个叫“心灵”的说法，来形容一种思考之外的认知方式，如布罗斯基说的，“心灵有能力产生对未来的消极看法，远胜于有能力处理这样的前景”，心灵像镜子，有的人澄净，有的人污浊，能照见的未见得就是利于提供思考的营养和行动的动力。用“心灵”这种媒介认知的危险，就是我们时常陷入的感性泥沼。对于这样的状态，艺术家属于高危人群。

这是和王子做的第二次谈话了，他是我欣赏的那种心灵澄净的人，同时有着城市平民的狡黠，因为如此，他的艺术和主流的艺术方法不同，追从心灵似乎是他的特质，这种易碎的特质也包括面对现实所选择的挣扎和妥协。

向：你现在怎么看你当初花了三年拍的前门已经被拆了的胡同的那些作品？

王：是前门地区的照片，那是我做的第一个作品。现在看它时更多的想到了那时的自己——还上大学，对当代艺术一无所知。就是抓拍，没有任何手段，只因为现实给了我感动，我就义无反顾不计后果地做了。当时没有电脑和网络，学校老师都是设计奥运会标志的那些“御用”艺术家，我不知道安迪 ● 沃霍和杜尚，连方力钧、岳敏君都不知道，只是那时我买了很多盗版VCD，侯孝贤、杨德昌的每一部电影我都看过很多遍，我对长镜头和平静的气氛非常着迷，甚至我的很多画面都无意地模仿了侯孝贤。

向：你喜欢城市吗？你怎么看待城市的概念和城市的生活？作为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你怎么看待北京的变化？

王：我理解城市就是人很集中、精神文化生活比较丰富的地方。乡村的生活是自然恬淡的，城市的生活应该是更容易接近文化的生活。我喜欢欧洲日本还有台湾的很多城市，它们的历史保存的很完整，时间几乎都是凝固的，新旧建筑和谐共生，人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大家知道我们是从哪来的、要到哪去。我不喜欢北京，并不是因为雾霾，而是因为它已经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宽阔的马路把记忆阉割掉了，商铺林立的摩天大厦里是清清楚楚的丛林社会，人的面目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欧洲日本台湾到处是书店，进去就是看不完的艺术和文学。北京的书店呢，都相继倒闭了，只剩下政府搞的几个奢华的图书馆，里面每一本书都是“教人学好”的，都是经过“政审”出来的，满世界的“成功学”、“职场升职术”、“投资理财经”。北京已经成为了一个让人异化，把人变成不是人的地方。

向：我第一次见到你的作品，就觉得里面有特别浓的乡愁，而在后面的作品里，有一个线索一直触及的是记忆和失去的，这个东西真是说不清，乡愁也从没在当代艺术的范畴里被真正讨论过，也许我们从来就是没有故乡的人，也就不用讨论。

王：在异地有乡愁不可怕，因为故乡还在。可怕的是人在家中坐，屋子被强拆了。很多画画的朋友，只能住在北京的郊区了，房子大，能为所欲为，但是出门什么也没有，我不喜欢那样。我做梦都想搬到二环以内的旧城去住，几十平米就够了，公共厕所方便，去澡堂子。我臆想里的旧城区，钟表走的时间是慢的，社会都是凝固的，可以长时间的观察那里的人和事物，可以完整的了解人性。但是这些只是想象，我曾经到处去找寻，都是失望而归。北京的旧城区都在腾退中，到处都是租住的外地人，还剩下几块程式化的旅游地，原有的人和生活方式全没了。高中之前我都是在北京前门附近胡同里面长大，生活范围很小，再远的地方骑自行车五分钟就到了。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在几条小小的胡同里，心里没有太多的事情，也盛不住太复杂的纠葛，每天穿梭其中的人，局促又平静。

向：你评价一个东西，特别爱说“太高端了”，这里面暗藏着一种立场，应该是你的平民意识？现在时髦的词叫“高大上”“高富帅”“白富美”，你和这种价值观有冲突吗？我觉得甚至你的艺术观里也包含着对这种价值的不屑。

王：一个新闻说美国有些百万富翁开很随便的平民车，用旧家具，甚至选的电话公司也常换，为的是找个便宜的服务。人们谈一个体面的富人，很少谈他住什么房子、怎么大手大脚花钱。人们谈论的，是这些人都捐了什么。国外有很多博物馆都是私人的，比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盖提艺术中心、费城艺术馆，都是基金会在运作着，富人推动着文化发展。中国的许多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一没审美、二没道德，以官为贵、敛财斗富，没有任何精神文化，只剩下穷奢极欲的生活。更可怕的事情是，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文化生活严重缺失，农民都进城打工了，每个小小的临时工，都一张阿谀奉承的嘴脸，通过各种下流手段，梦想变着现代土豪劣绅。很多小说里，都描写中国古代的农村，士大夫和乡绅共治天下的现象一直到民国还是存在的，每个农村里都有举人、秀才，德高望重，安于贫穷，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乐，现在的中国农村还有吗？礼崩乐坏确实是发生在本朝。

向：《勿忘我》和《原来你也在这里》里的一些作品是非常感性的，动人极了，你对老物件的感情，和把它们肢解组装成好像带有灵魂的存在（物体），都透出一种很浓的感情诉求，一种私人性，和你另外一些调侃意味的作品气质上挺不一样，私人的总有种隐秘性，你在这个部分想要结构什么呢？

王：五道营胡同有个特小的“交换商店”，里面都是别人不要的七八十年代的旧东西，以物换物或者花钱买都可以，我每次路过“交换商店”都钻进去，没完没了地看，可惜最近一次去，“交换商店”没了，变成卖藏饰的店了。也许是有点太敏感了，很多破烂儿都打动了我，被遗弃的东西本身就有一种悲情，各自有各自的不幸。我陆续收集了很多旧东西，完全无意识的，很多东西本身就是残品，我只能用另外的东西修补拼接一下，因循现有，死马当活马医，把A的脑袋接在B的屁股上，不知不觉的就陆续做了《勿忘我》和《原来你也在这里》。私人的总有种隐秘性，如果我不考虑挣钱，我想做个拾荒者，漫无目的天马行空，跑调地唱几句似曾相识的歌词，或者用破毛笔的皴随便涂几笔。至于我另外那些“调侃意味的作品”都多少是功利的，比如《思想品德》系列。它们都是“漫画”，当我第一次有了一个类似的主意，只想简单地调侃一下生活，只做一两张就收手。但是当这样的作品出来，可以卖一些钱时，我就身不由己重复做了下去。能挣到钱是对作品的肯定，钱也改变着我的作品。隐秘性这个问题我很想回答，但是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说。单单从艺术的角度讲，我想用艺术的形式展现所有的我自己，我日常的所作所为都是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我理解的艺术本质就是有趣。endprint

向：你能举个例子说明你做的“有趣”的事？还有“有趣”的作品？

王：晒晒大太阳，什么也不做，偷东西、欺负弱者、招猫逗狗、得理不让人的打架，都很有趣。我天生的善恶取向，常和一切仁义道德是对立的，破坏一件东西让我觉得有趣而且刺激，包括破坏自己。我非常想做一个关于艾滋病的作品，我觉得以后我一定会做，那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只是细节到现在还没有想好。

向：你有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就是图片，你做了很多不同主题、类型的图片作品，那些飘荡在大会堂外面的被单（《好日子》）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艺术需要敌人，你的敌人是什么？

王：任何媒介的作品我都感兴趣，媒介只是一个手段，雕塑绘画装置和行为，甚至电影戏剧音乐和舞蹈都是相通的，我都想去做，但是我没才能。图片是最适合我的，我没有空间和钱去做更多的事情，图片是最不占地方的媒介，卷起来就是一个纸筒，也是最便宜的作品，用一个小相机就可以完成，我有很多照片最终只是存在U盘里面，根本没有冲印。我的那个飘荡在大会堂外面的被单的作品叫《好日子》，是想说自由的，我认为所有禁锢都将是艺术的敌人。

向：你拍的那些图片也是为了卖吗？它们卖得好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卖作品？你怎么看现在的艺术市场？

王：我的照片卖得不好，甚至有几年没有卖东西。什么东西能卖好卖，有时候我想的非常明白，比如杨泳梁的照片，外国人眼里中国的popular art就是水墨，最表层的contemporary disease又是最有目共睹的，这种非常符合“艺术公式”的作品就会很有市场。我在做作品的时候太感性了，有意无意是为了让出于自己的感动，沉迷于热烈而不着边际的想法和冲动，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心，又没有坚持和重复的耐性，所以我从2004年开始卖作品，到现在一直都非常边缘。艺术市场和股市一样病态而疯狂，艺术家成长和艺术趣味又太被市场左右，为市场马首是瞻、摇尾乞怜，比如现在水墨市场火了，之前画油画很多人都改画国画了。

向：如果你对现实有那么多不满，你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呢？

王：我在欧洲街头看见过一个流浪者，天黑了还下着雪，他裹着毯子，手里拿着一本《尤利西斯》，坐在路灯底下看，我心说他们的福利应该很好吧？不干活拿救济也不至于要饭吧？这个人放着好日子不过，是要革自己的命吧？革命真是需要天大的智慧加勇气的，这两个我都不具备，只有默默崇拜的份儿。我这个人太生物性了，任何反应都是趋利避害的条件反射，一顿饭不吃、一晚上不睡觉，什么全是扯蛋了。每当皮肉之苦将要降临时，我立刻机灵、主动、执拗地提醒自己：没有比这更不值的了。每当身在一些两难关头，准备豁出去时，身体都会不顾面子，当即制止我、喀哒掉了链子。在网上看到哈维尔的葬礼，我都蒙了，捷克鼻屎大的一个国家，葬礼来了31架专机、各国政要云集，李光耀死了谁会去呢？哈维尔首先是一个大智慧的作家，后又从事戏剧创作，先后干了舞台美术、编剧、导演。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苏联镇压，捷克又陷入独裁的魔爪中，哈维尔的作品被禁，家中被安了窃听器，他先后三次入狱，被关了近5年。直到1992年，刚出狱42天的哈维尔领导捷克发动“天鹅绒革命”，在捷克建立民主与多元化的社会制度。哈维尔的每一本书甚至每一句话都太有智慧与哲思了，我做任何的引用都会断章取义、任何复述都是暴殄天物，一个文学家推动了一场革命、解救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智慧与勇气以至接近神和上帝。当然同时期还有一批人，比如昆德拉的书也为捷克革命煽风点火、火上浇油。东欧的这些革命者特纯粹，他们绝不是要像李光耀一样做皇帝，而是彻底地解放人性和灵魂。

向：你会设想你的观众吗？在展览的时候你介意别人怎么看你的作品吗？你会设法在沟通中做点什么吗？艺术需要分享吗？

王：如果我有观众，就是一件好事。误解比无知无觉要好，每个观众能有不同的理解，是最好的事情。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方向走来的，我会陈述我的观点，只说一遍。也许误解再加误解，颠倒之后再颠倒，就是最好的分享。

向：你说你喜欢破坏，可我觉得你的作品里除了对秩序的颠覆心理，也有一种建构性的美学，比如无限地重复对象，比如由于拼图的缘故造成的一种平面扁平效果，比如宁静，这些是你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王：破坏与重建是我不自觉的，是现实与幻想的重叠，我会在残酷的悲剧里面找寻一种温暖的喜剧，强迫症一样地将纷繁芜在的现实秩序化。在三岛由纪夫的很多小说里面，主人公经常是一个年轻男孩，小时候身体非常孱弱，对自己的生理条件非常不满意，因此自卑的要命，甚至影响到整个人的性格，沉浸在洁癖孤独冷漠中，我经常在那里能看懂自己。《金阁寺》里面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他因为口疾，沟通时常被误解，习惯不太说话，习惯掩埋自己，慢慢构筑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内心世界。他想玷污一个女子，却被金阁寺的幻影所阻挠，他向金阁寺呼喊“你为什么要隔绝我的人生？”有一天，他目睹金阁寺住持嫖宿，彷徨置身于对立现实中的他一把火将金阁寺化为灰烬……

向：应该说，你有很强的体验性，你觉得你的身体靠谱吗？你是个依赖身体体验的创作者吗？你相信你身体的判断吗？你能总结你的抒情性是从哪里来的吗？

王：我相信身体的判断。来自身体的艺术创作，是一个市场不好的艺术家继续创作的冲动。我希望自己能够全情投入，能专注痴迷于一件事情，也许是艺术音乐或者宗教，就像是漂浮在汪洋里的溺水者，需要一个救生圈，使得我不至于沉下去。我不知道我的抒情性是从何而来，只能说是遗传的吧，天生泪点多，侬今葬花人笑痴，他日葬侬知是谁？对周遭世界的无力感，和自己自怜自伤的自命不凡，更强化了我像林黛玉一样的高度的情绪易感性。这样的身份也是可遇而不可求，不是想有就能有，哈哈，突然有了阿Q的想法，又会令我处之泰然了。

向：你的作品里涉及了不少关于同性恋的题材，哪件作品你相对比较满意？你觉得在我们的文化里，对于同性恋的话题是个可以公开讨论的吗？endprint

王：《牡丹花园》和《团结湖》是我比较满意的同性恋作品。牡丹园是个又大又荒的树林子，曾经是北京最大的同性恋据地，很多同性恋者在那里聚会打球唱露天KTV，2008年最为兴盛，下午到晚上都有几百人。2010年9月26日，20多辆警车包围牡丹园，堵住所有出口，上百人被押走带到派出所，一出示身份证，抽血验血型，被寻问是1还是0，照大头像、留指纹，大家整晚都蹲在派出所里，像早市上被贩卖的一盒子小鸡，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无能为力。大部分查无罪状的人在次日中午前被释放，被警告日后不要逗留和集会。牡丹园从此安装了大量摄像头和高倍照明灯，曾经自由生存的树木都被修剪成了迎客松，土路也被砌成平整的石头路，一辆警车开进来，每天都停在树林中央，牡丹园焕然一新，干净整洁空旷无人。2010年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又来到牡丹园，最后一点阳光也消失了，一切变成了灰色。我回忆起夏天我来这里，荒草树木茂盛，碗大的芍药花，很多鸟叫，很多虫子，同行很多朋友……在那以后我就做了《牡丹花园》，我并没有刻意凸显其中的人物因素，没有故意要与现实对抗的努力痕迹，只是单纯的风景照片，我更多地注意到“九二六”事件后的一种沉闷气氛，这里肯定发生过什么，一夜之间又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北京这样的同志据点很多，团结湖也是其中之一，初具规模后就突然被扼杀了，变化是潜移默化的，被某种莫测的力量牵引着，大家都浑浑噩噩，我感到发生了变化。同性恋的话题是个不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因其内在与主旋律中弥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相对立的，现今绝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了一个强势政府来干预经济和保卫社会稳定的同时，兼顾扫除异己，以代表多数人利益为借口扼杀少数人思想的方式已经使得一个民族俯首屈膝于暴君理论。

向：讨论同性恋问题是你自觉的选择吗？艺术是一个适合的方式吗？在艺术里面讨论这类问题比在现实生活里面讨论或者面对容易一点吗？你因为做这样的事情受到过伤害吗？还是这么做给了你更好的理由去关心这些边缘话题和边缘人群？

王：讨论这类问题就是讲我自己，完全不自觉的，现实中最难解开的结，只有艺术才是可行的讨论方式，好比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有一个画面，当男主角偷偷在广播室打开音乐后，整个监狱响起了莫扎特，高亢优美的声音在监狱上空回荡起来，所有囚犯和狱警，在那一刻都朝向音乐传来的方向，安静的聆听，忘掉了高墙的束缚……边缘话题没有舞台，边缘人群没有生存空间，板结的世界里的人是都行尸走肉，silent=death（沉默是死）—这是涂鸦艺术家Keith Haring（哈林）的一个作品。

向：我们都会面对成长，我理解你内在还是个男孩，也许永远是。你愿意永远是男孩吗？还是说你有自己的一种对成人世界的理解？

王：一方面是害怕负责任，反复逃避现实，使得自己长不大。还有就是，当我发现我距离自己越来越远、越来越接近成人世界制定的规则、和很多充满欲望的人交朋友时，就会觉得很慌张。我不想变成一个和周围趋同的人，我不想成为自己不喜欢的人，我又不是革命者、不可能反抗规则，所以我只能装成一个孩子。

向：现在在哪里会让你感到舒服呢？你悲观吗？还是茫然？

王：旅游度假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喝醉的时候也觉得舒服。旅游其实和喝醉一个样，都像踩在棉花上，身轻如燕飘飘然的，都是逃避现实，不真实的，会误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和勇气去选择另一种生活。清醒时我经常感到绝望和茫然，对明天不敢想啊，觉得没有希望。是程式化的当下，挟持着我继续，庸常的现实，带着我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