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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歧为贵,不取苟同——有关当下书法创作个性与共性的反思

时间:2024-05-20

薛元明

君子和而不同。

讨论当代书法创作的个性,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说烂了却不见效。追求个性而失去个性,成为一种必然结果。原因在于,书家普遍对于真正和真实的个性并不了解,或者即便是有所了解也不愿付诸行动,空谈而已。这也是当下书坛乃至整个文化圈存在的一个通病。专尚争论,不思进取,只能裹足不前,以吃老本为生。首先要说明,个性并不是本土语汇,这是理解上出现歧义和误读的原因之一。古人只说“我”,吴昌硕就有“古人为宾我为主”的诗句,将“我”凸现出来,就会与众不同。今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常常忘了自己,所以有必要时常扪心自问“我是谁?”作为一个善意的提醒。对照《散氏盘》铭文,几千年前的先民,就在其中大量运用和强调“我”。书家只有时时观照“我”、反思“我”,我之为我,彼此不同,才可能有真正的个性。虽然这个话题说烂了,但只要问题还存在,没有解决,仍有讨论的必要。

目前书法创作所存在的最严重问题就是盲目跟风。这是追求个性的死敌。跟风有时在所难免,师徒之间乃是自然之事,历代都有,以后还是一样。有风可跟,有时也说明某个时代或某个时期存在有一定水平的大家。但要注意,这里强调的是“盲目”二字,不问青红皂白,好坏不分,最终结果就是面目雷同,一娘所生,一个师父下山。不过,这对于书法史来说,并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书法史的淘汰规律始终非常残酷,首先就会“合并同类项”,相似或者相近的书风会自动从中选出最好的,最具代表性的,其他书家就变成了过往烟云。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必担心现状如何混乱,历史总是会在最合适的时候成为澄清池。

书风面目雷同是现实存在,原因却很复杂,不可一概而论。首先是培训班的“功劳”。铺天盖地的各色培训班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既迷人又杀人,实际上已成为很多书家的一条谋生之路。书画市场被砸了之后,怎么办?为了养家糊口也得拼。各个层次的培训班皆有,从高研班到普及班,从精英班到突击班,自幼儿至老年,几乎一网打尽,谁都想来分一杯羹。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书法普及做工作,是为了继承“书法大业”,细思量会发现毫无关系,获取个人眼前现实利益才是根本。没有人保证这些学员出来之后一定成才,事实上也不用承担责任,因为本身主导培训的这些人,本身也不一定就能成才。这才是培训泛滥的主要原因。有时我常想,重视书法如果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也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物极必反、过犹不及。树欲静而风不止,因为利字当头,绝难放下。培训不是培养,与书法教育貌似相关,实质上恰恰是背道而驰,因为重视的不是濡养,而是急功近利。刚开始了解书法,就染上了功利色彩。其次是为了适应“展览”的标准。展览因为频度太高,周期太短,评委相对固定甚至固化,所以书家面目雷同,几乎难以避免,有时甚至需要雷同,以适应评委口味。培训班本身就是和展览对接的,尤其是一些目的非常明确的展前强化班,就是要按照某种标准量身打造。入会成为目标,实质上并不是书法本身。

不过,就目前现状而言,还未到让人绝望的程度,百密一疏,仍有“漏网之鱼”,存在一些游离于体制之外而坚守的“民间高手”。民间传承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书法这种特殊的文化形式,更需要依赖民间传承。虽然各种展览看起来高大上,时至今日也不免“假大空”。从一个很小的角度就能说明问题,展览开幕就是闭幕,基本上就是自个儿找乐子,很少得到圈外人的关注,开幕式一结束就作鸟兽散。来不来、看不看,基本上取决于各种利益关系。民间传承凭借的是兴趣,发自内心的兴趣,虽然只有少数个体坚持,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随着各类协会权威性的弱化甚至消解,这种态势更加明显。在很多参加展览的人群中,有诸多盲目者,但也有少数人,因为社会需要某种通行证,不得不去办会员证之类的证书,要有一个会员头衔,一旦目的达到了,就会专注自己的事,迅速从展览的“模式化”中逃离出来,致力于自身个性的建立。这部分有头脑、有思想的人越来越多。先收敛再张扬,有时为了吃饭,为了谋生,是可以理解的。

如今技术发达,信息流通迅疾,传播广泛,扩散迅速,存在着一种“信息接受”的无形压力。这种“信息认同”使得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比如某个书家尝试了某种新样式,在微信甫一发布,很多人就因为极度喜爱而加以模仿,这就出现了跟风。这种跟风也许没有功利性质,只是出于崇拜和喜好,不能过度苛责。协会权威在消解,另一方面,各种协会迅速出现,“占山为王”的人越来越多,那些成名既久又有真正实力的书法名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利用新媒体来传播个人理念,让更多的人接受,进而从中获益,这样可以进一步摆脱官方协会的限制,实现张扬个性的使命,但又不免形成新的“雷同”,最终再经过新的一轮甚至多轮的“合并同类项”,留下真正具有含金量的作品。书法展赛本身就是多元甚至混乱的,但无序也是一种状态,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各有各的活法,各显神通。这其中,有思想、有恒心,有韧性,不甘居人后的人,一定会成为个性鲜明的成功者。

不能不说,当下书坛存在很多二律背反的现象,一方面是书风雷同,缺乏个性,另一方面,对于个性过度强调而忽视了共性。共性和个性不能分开。共性不是雷同,是和而不同。不妨先观察历史中一些朝夕相对或声息相通的书家,相互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影响,最能说明问题。清代赵之谦和莫友芝的篆隶书皆取法邓石如,都喜好魏碑,口味相近,风格也有近似之处,将二人书作放在一起对比,个性差异明显。这才是真正的个性。再比如李瑞清和曾熙,关系就更近了,耳濡目染,甚至取法的碑帖都是一致的,重点是《郑文公碑》《张黑女》《瘗鹤铭》等,最终是李主方、曾主圆,总有那么一点不同,真正做到“君子和而不同”。书风个性就是要“保持有效的距离”。像这样的典范还能举出一些。从这些先贤身上,可以找出很多值得反思的闪光点,有一定的启示。

综合来看,个性一定要以共性为前提,一定是人性基础上的个性,一定是个体差异性基础上的个性。只有存在这三个前提,才能谈塑造个性。

强调共性,先要了解一点,面目雷同非共性。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共性是个性的基础?因为当下书家所面临的时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原来单纯的纵向演进转变为纵横交错,也就是所谓的“东西方碰撞”的问题。现在出现了大量的“非书法”“反书法”“类书法”,无疑丧失了共性这一前提。“现代书法”本质上不过是韩日书法尤其是日本书法的“反哺”,一些日本书法家被奉若神明,中国的历代经典反受冷落。猎奇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没有能力也是无奈的举措。这个问题此处不展开讨论,不管怎么说,“现代书法”始终不能摆脱这个引号已经说明一切。书法就是书法,加上前缀,刻意强调,说明不是一个类别,尚且有待确认。“江湖书法”导致“反书法”和“类书法”的出现,不过是借助毛笔和宣纸的混合物,实质上与书法毫无关系。这些盗用书法之名的举措,导致浑水摸鱼、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情况出现,就有了强调“共性”的必要,究其实质,是一个“我是谁”的问题,而要证明书法是书法,无疑是个难题,需要寻找一个“参照系”。所以,整个状况就变得复杂而又无聊起来。说复杂,是因为与中国文化的观念和特点有关。最早的“中国”二字出现在青铜器《何尊》之上,但长期以来却一直没有“中国”这个概念。作为真正国家意义方面的名称,直至近代才由梁启超首度提出来,才有了正式的国家概念,过去不说中国,只说大唐或大宋,只说海内或天下。这是中国所独有的“文化模糊观念”。审美也是如此,没有绝对整齐划一的标准,但存在共同的审美价值观。言及至此,“底线”问题又又要抛出来了。原本很多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这正是无聊的原因所在。这个问题最终又被利用,认为花样就是个性,与众不同就是个性,根本不考虑共同的价值观,也就是共性问题,致使所有的个性都是空谈,甚至还谈不上为了追求个性而失去个性,因为根本不是个性。所以,现在很多看似高大上的问题,没有丝毫的学术性,刚开始就是鸡同鸭讲,交流过程是答非所问,结果是一地鸡毛。共性应该是心照不宣,心知肚明,而又约定俗成,现在却变成了想当然。

张学群作品

为什么又要强调人性?因为个性欣赏存在一个“接受”的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个性风格都要满足大众的胃口,都能被理解和接受。但毫无疑问,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会被无数人接纳,加以取法学习。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也许不知道王羲之是谁,看不懂王羲之书法的具体内涵,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更不用说使用专业语汇,但直觉会告诉他,这其中有一种美的存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不是像当下的一些“创作”,越来越拒人于千里之外。我的意思是,书法不一定要雅俗共赏,但一定要强调“笔墨精神”,强调在人性基础上的个性,即是说“书如其人”仍是有效的标准。用时下的话来说,书法风格就是书家个体精神的外化,王羲之的字只有王羲之才能写出来,颜真卿的字只有颜真卿才能写出来,无论是苏轼还是米芾,书风是唯一的,因为人的个性也是唯一的。但与此同时,又能够形成共鸣,可以欣赏和接受,而不是普遍看不懂。

强调个体差异性,旨在表明书家首先要了解自己,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个性中有些成分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好比人的长相,自己不能决定,就是父母亲也决定不了,这是一种“先天”作用,不可言说的力量。书家喜好是天生的,不管学不学书法,天生就有一种“风格”。早年的取法,尤其是第一本帖,作为“第一口奶”,影响持续终生,在少不更事的情况下,通常由家长代劳。家风成为书家风格的基础。成年之后,自己可以选择,甚至会出现叛逆性结果。由是而言,个性实际上是可选择性和不可选择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必然性,比如身处某个时代风潮,也有偶然性,得见一本特殊碑帖,遇到一位老师。现实情形之下,书法雷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自身原本就有的差异,强迫雷同。个性不是为了个性而个性,只有立足自身差异的基础,所建立个性才有独特的价值。“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自然也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书家,出现大批量的雷同,无疑是个体思想意识缺失与后天环境共同造成的,主要还是个性意识缺乏,人云亦云,不知辨别思考,喜欢随大流,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再加上各种展赛不停地轰炸,以及培训班的推波助澜,最终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的局面。现在书风的雷同,已经不是众人彼此之间的雷同,也有个人自身复制导致的雷同,即使在不同状态下,也看不出差别。

当代书家群体中,越是年轻一辈,书风近似雷同的可能性愈大。眼下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书家,已少之又少,以四十年代书家为主力军,1949年生人已是古稀之年,1940年为杖朝之年,只要身体好,正是人书俱老,出精品之时。五六十年代生人,社会变动情况复杂,很多时候身不由己,人生经历可能跌宕起伏,从事的职业也是千差万别。这种差异,不仅是个人生活的经历和阅历,更主要是学习书法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书风的个性塑造。只要能够一直坚持下去,风格没有固化,皆会以显著的特色为书坛所熟知。反观七十年代的书家,人生经历基本上是趋同化,不外是“读书—上班”这样一个“两点一线”的生存方式,愈是到八零、九零年代书家,不但人生经历近似,就连学习书法的方法也相同,大多数是参加培训班,为了入展而后入会,从一开始学书法就打上雷同的印记。因为整个社会形态相对稳定的多,这种没有波澜而又近乎单调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一致性的功利目标,造成书风的复制,在所难免。但窃以为,很多书家仍然是一种“被动式”雷同,如果真正有意识地去规避,要和别人拉开距离,还是可以做到的。所谓一样的大米饭养不一样的人,最怕的就是任由自己按照惯性来书写,不愿动脑筋思考,一味随大流。

今特别选出曹宝麟(1946-)、胡传海(1956-)、张学群(1957-)、朱培尔(1962-)、马河声(1964-)、王家新(1967-)颜奕端(1968-)等七位书家为例,来说明当今书坛创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以上所列诸家,年龄自四十至六十年代,各自以成熟面目示人,展示出不同的个性特点。

曹宝麟乃当代为数不多的学者型书家,是书法领域内考据的领军人物,有真学问,这些已有公论,不用赘述。我只想举几个很现实的例子。曹老师每天在微信中“讲故事”,冷僻史料亦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把学书法变得很有趣。我若有不解之处,常向他请教,每问必答,观察之细致,论述之深刻,令人受益匪浅。再者,只有单纯的学问,未必就是学者。曹老师嫉恶如仇,敢说敢当,铮铮铁骨,展现了一个学者的良知和勇气。我一直反对提倡书家学者化,这是一种不现实且不负责任的说法,应该从具体的“个案”出发。曹老师的过人之处在于超凡的“定力”,从不为时风潮流所动,一辈子只写老米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严谨的书风和学者身份极其匹配,专注若斯,由此成为研究米芾乃至宋代书法的权威人物。

提倡书家文人化如今说来,算是一个梦。但客观地讲,方向没有错。古代书家都是以文人、学人和诗人为底色,所以文采飞扬,风流倜傥。各种强项,今人自是望尘莫及,毕竟时代大不同了。所以,过去的文人和现今的作家和专家有根本区别,至于职业化写手,更是不能同日而语。书法的技巧和修养缺一不可,作家和专家有修养,但笔墨功夫可能不够,职业写手于技巧是轻车熟路,无奈修养不济,所以皆难达到过去文人的标准。既然没有文人,何来文人书法?综合衡量,也不能说文人已经完全绝迹,目前文人和学者在书法圈内皆颇显珍贵,需要从个案出发,不可能大批量存在。言及至此,不能不提及胡传海老师,算得上文人一枚。他的书法特点有二:一是地处“海派”,时至今日,地域特色依然明显,胡老师能够代表其中一路;二是个人特色,虽说如今文人几乎绝迹,所以不再需要强调外在因素,侧重内在的文心、文气和文胆,能够延续文脉。胡老师嬉笑怒骂皆入文,出手不凡,妙笔生花,妙语连珠,依赖的就是一身文气和一腔文心文胆。有了这样的特点,才算得上文人书家,而不是简单地只会舞文弄墨,没有思想。

朱培尔作品

张学群是一名行政级别很高的在职官员,这是大多数人对他最初的印象。先入为主可能就是一种“病态”,因为书坛普遍对“官员书法”很反感,进而涉及到“官员书家”。毋庸讳言,绝大多数“官员书法”其实就是“江湖书法”的另一种说法。但不能不说,官员应该区别对待,只说两个简单的标准:一是修养够不够,有无真才实学?二是笔墨功夫方面,是“仕而优则书”还是“书而优则仕”,如果有真功夫,属于“书而优则仕”,修养又合格,应该符合一个书家的标准,不能逢官必责。这当中有一部分人称得上是“新型士大夫”,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书法做点事。书家与官员之间是不确定的,不要一说到官员书家就敏感甚至反感,仍然要从个案出发。

关注朱培尔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专业媒体人,而在于他身上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成功的“北漂”,二是书画印贯通的多面手。“北漂”的关键不在“漂”,而在于能够扎根,能够扎根多少年之后,本色不改,更是真英雄。培尔兄是无锡人,他的书画印风格始终有一个共通的特点——“灵秀”,多年来一直坚持个人方向,套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不忘初心”。书画印三项兼能在当下也许人数不少,但很多人的一个主要目的不外两个:一是聊备一格,装点门面,二是多方出手,卖个好价,哪个好卖卖哪个。根本的判定标准在哪?差别又在哪里?关键是书画印是否贯通,打通要害关节,证明游心于艺。从这个角度出发,培尔兄的书画印可以相互促进,尤其是他的篆书和篆刻,风格高度统一。如此成就的取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兼顾的双栖型人物。

马河声在所有书家中看起来就是一个“另类”,因为当下是一个拼爹的时代,拼职务、拼头衔、拼位置,为的是卖个好价钱。马河声宣布“不入一会、不加一社、不拜一师、不收一徒”,这“四不”主张,着实令人惊讶和敬佩,惊诧他的“另类思维”。换一个角度,其实就是一种自信。感到奇怪是因为习惯了随大流,他不过是回到了常态,回到了本源,就做一个纯粹的书家,不在乎任何头衔和职务。人一旦习惯了“重口味”,就很难改变。其他书家如果都是这样,最后就是“拼实力”,只关注自身的综合实力,这是好事情。

王家新和我算是“同行”——都是学财经专业出生,因为极其低调,直接从官员角度来看待他的并不多。对他第一印象就是长相温文尔雅。目前书坛很多性宣扬或被宣扬“美女”之绰号,期望加分,男性不拼颜值。提及王家新的长相,并非噱头,而是强调他的书风与个人气质极度契合。这在当下张牙舞爪、搔首弄姿、夸张变形极为盛行的时代,极其难得。我对于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某段时期一家书法网站推出了他的临古专题,由所临帖本来看,书风温和,不激不励。但贬之者可能会认为个性不强烈,甚至可以说没有个性。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没有个性也是一种个性。大多数都在夸张变形,只要坚持自我,个性最终就会出来。这是坚持的价值,值得反思。

颜奕端书法宗法谢无量。当今学谢的人很多,得法者却寥寥,或者只是跟了叫好,根本没有看懂,不跟了叫好就显得落伍。不得法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可能是南辕北辙。要知道,谢无量的字不是单纯地练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奕端兄有这个条件。他有丰富的收藏,注重养眼、养心,提升个人眼界和学养,笔下生姿,这才是正道。当然,奕端书法的地域特色也很明显,身居岭南,与内地差异明显,海洋文化让人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兼容并包。我近距离接触他时,感觉他非常考究,对笔墨宣纸甚至印泥的色调都非常注重。精品实际上是有无数的细节构成的,只有方方面面细节都注意到了,才能意与古会。

所谓窥豹一斑,从以上为数不多的书家身上,稍加梳理,可以看出彼此个性的差异,符合前文所强调的三个前提,以共性为基础,注重人性,以及在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发挥。当然,所谓的个性并不是一个抽象玄虚的名词,而是非常直观的。个性简言之,就是与众不同的风格自然呈现。

今人所面对的一个巨大困境是,各种手段已为前人所踏遍。但并不是说就没有机会,关键在于钻研的深度。不必为了个性而个性,个性是在风格锤炼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这个过程不能缺。其中具体的要求,我以为有三:一是风格辨识度,一眼看去就与众不同,更高明的就是从作品中任意抽出一个字,便能知晓来自哪一件作品。二是风格分期,早年就能看出大家气象,有自己的立身之本,最终走向成熟。一个书家在某段时期内的作品风格接近是允许的,但从长期来看,应该有风格分期,书法史中的大家皆是如此,如颜真卿、米芾等人,早期、中期和晚期差异明显,虽然是不断地完善和调整,但每个不同阶段都有高峰期,都有代表作。三是风格跨度,风格走向成熟之后,所有作品的风格是统一的,但是一件与另一件之间有所不同,存在变化。复制成为当代书家的一个通病,有的是为了市场和应酬而复制,有的是因为固化而复制。这两种情况就是没有风格跨度。准确地说,处于固化的状态下的个性已不是个性,而是习气。个性是鲜活的。杨凝式的风格跨度最大,作品流散很多,今天所能见到的几件作品,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承接性和关联性,极其跳跃。综合衡量,先有风格分期,再有风格跨度。如果没有分期,可能在某个阶段已经“固化”。书家达到一定的水平,要突破自身的“瓶颈”非常难。只有具备了这三个前提的个性,才是真正的个性。很多时候,那些非书法和反书法,最终都是穷途末路,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没有未来。书法不在于爆发力,更在于持久力,如何走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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