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颜色的研究

于非闇

据目前可以看到的文物，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画颜色的发展情况，开始只是使用单色的矿物质和植物质颜色，经过不断的创造、改进，逐渐发展，进而使用矿物质的间色（如白垩合朱成为肉色，石青合白垩成为天青色）和矿植合用的间色（如蓝淀合朱成为紫色，槐花合石绿成为嫩绿色等）。这样的矿植合用，加上古代化学制的铅粉黄丹，外域输入的藤黄、紫铆等，在5 世纪南齐的时候颜色已经非常丰富并且要求“随类敷彩”了。经过隋到唐的发展，在10 世纪后，又创造出用水墨代替颜色的画法。由12 世纪后，水墨画与彩色画并驾齐驱。到了14 世纪初期，使用矿物质颜色如石青石绿朱砂一类的画，竟被士大夫们称作“院体”，说不够文雅。这时的重着色画已不能和水墨画分庭抗礼。这样发展下去，到了19 世纪，重色的彩画，只有统治阶级的供奉们用它来聊备一格。可是民间的画家们，还在大量使用着。此时，已经有了专门制售中国画颜色的“姜思序堂”颜色商铺。一般的画家也就不必自制颜色了。

一 、中国画颜色发展的过程

请先看一下流传下来和被发见的古代工艺品上面所涂画着的颜色。我们觉得它们与绘画颜色，在源流上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我们的祖先，在猿人时代即已发现了颜色，例如：周口店山顶洞人染饰品使用了红色；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绘制花纹使用的有白垩、红矾土、炭（黑色）、土黄诸色。又如：殷墟甲骨上有朱和黑色写过的笔迹，并有涂朱的明器。我们从这些例证里可以看出颜色在古代被使用的概况。

周秦（前1046—前206）的陶器等物，就我们现在看得见的，如洛阳出土的战国彩陶壶上面，使用着朱、黄、青、白、黑的颜色，画着精美的花纹。郑州二里岗出土的战国时代的陶鸭上．有红黄白黑鲜明的色彩，还在鸭的嘴和足上，使用了黄色。再就文献上看一下，《周礼·冬官考工记》上说，掌管设色的官员有五种。又说，绘画的事，是会合五色的（五色是赤黄青白黑）。在《诗经·王风》章《大车》的注疏里，说明了设色的官员，用五种颜色绘画周代统治阶级的旌旗、上衣、下裳（下裳是先画后绣）等等，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周代以前使用颜色主要的仍在工艺品上。

汉晋（前206—420）时期，文学艺术更加发达，在绘画颜色的使用上，也有显著的发畏。如在河南洛阳最近出土的汉代彩绘陶壶，画着精美的花纹，使用着红、黄、石青、石绿、白、黑各种颜色；又如在河北望都县发见的汉墓壁画上有红、黄、蓝、绿、黑、白诸色。并且在“主簿”“主记史”两个人物下，还各画着类似砚台和墨的用具。用它与辽阳的汉墓壁画，山东梁山县最近出土的汉壁画来比较，在颜色上，它的变化更多一些。随着基本建设工作的日益开展，古代的文物，将会有更多发现，用来作为颜色发展的说明，是最有力的材料了。

西晋流传下来的绘画，尚有待于发现。东晋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一卷（公元405 年前后）最古的摹本已流入英国，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着，有原色版影印的）。它是以朱、赭、黄、白、黑为主体色彩，用胭脂、蓝淀、草绿、檀木为辅助色彩。晋代陶器使用朱砂、红土、石黄、白垩、黑炭完全与它相合。这一卷姑不论它是否唐以前摹本。它使用的颜色有主有从，鲜艳明快，活泼而有力。

南北朝与隋（420—618）时期，六法在这时由谢赫给传述出来。在颜色上提到“随类赋彩”，确定了颜色的作用和效果。但是宋齐梁陈（南朝）四代的绘画，仅见于文献上的著录，新的画迹，还有待于发现。

北朝——北魏、东西魏留存到今天可以见到的画迹绝大部分是在敦煌莫高窟。它的色彩特征，是善于使用青和蓝。在色彩的表现上，喜欢使用强烈的色调，雄健朗爽，有山林的趣味。

主色是矿物质的彩色，辅色是用胭脂、蓝淀、草绿等植物质颜料。配合的间色，有的使用银朱、黄丹合粉。现在我们看魏代的壁画，如伎乐、飞天等，有的变成了黑人，那就是银朱、黄丹合粉，日久变色的缘故。这时部分画家在用色上接受由印度传人的凹凸方法。

隋代的彩色画渐渐趋于繁复，变化也多。敦煌壁画印其例证。故宫博物院的展子虔《游春图》，它的用色，已经开辟着与墨彩结合的道路，即所谓“墨上刷色”的着色法了。

唐代（618—907）绘画，重要的形式有壁画和卷轴画。壁画传到现在已被发现的，绝大部分是在敦煌，其次是麦积山，最近还有陕西咸阳底张湾出土的唐壁画等。画卷传到现在的也还有，今分述如后：

初唐（618—712）的画家们，在卷画方面，单色间色互相为用，经过一千多年直到现在。我们只见到绢已斑剥，颜色并不完全剥落。手卷像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公元643 年前后。有印本），挂轴像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有印本），这就说明我们古代画家们不但是善于运用色彩，而且运用他们的智慧，使颜料抓紧了绢帛，经过多少年的舒卷，不脱、不落、不剥。

盛唐（713—765）时期，由于晋隋以后书法大行，画家们也受了影响。那时的墨，已有龙香剂、贞家墨、杨家墨、武家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王维的《雪溪图》《辋川图》（有印本）就使用了水墨。李思训则以金碧山水传世。那时吴道子号称画圣，他有时也只用淡赭石染人面树身，有时连赭石也不用，“只以墨踪为之”，人称为“吴装”。但是原迹不存，无从臆断。其余传到现在的画迹，有韩干《双马图》、张萱《虢国夫人出行图》（宋人临本），卢椤伽《六尊者像》之二，韩滉《文苑图》，周昉《簪花仕女图》等。中国绘画到了此时，在画法上，在用色的发展上，已经是多种多样、越发丰富了。

中唐（766—820）以至晚唐（82l—907），不单是山水画兴了起来，而且也有了色彩繁复的花鸟画。如：毕宏画松石于左省厅壁（事在公元767年），召边鸾写新罗国献孔雀（事在785—805 年），道士毋丘元志给白居易作《木莲荔枝图》（事在819 年）等。在此时，还有画山水的孙位、王洽、张躁，画花鸟的梁广、刁光胤、周滉等等。绘画由于本身不断的发展，有了分类，如山水、花鸟、走兽，昆虫这些人民所喜爱的东西，都被画家们作了描写的对象。在这一时期里，水墨和淡着色画，还占着相当小的比重。可是植物质的颜料，被大量地使用。一方面是敷染矿物质颜料，使它更鲜明、更深厚的关系；一方面是淡着色逐渐发展的关系。

赵佶 《芙蓉锦鸡图》

五代（梁、唐、晋、汉、周，907—960）两宋（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的统冶阶级，特别重视画院制度，以画取士。在这时期，画家辈出，争强斗胜。此时的中国画，经过精细的分工，分成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十门（见《宣和画谱》）。虽是水墨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五代北宋和南宋初期，就颜色的使用方面来说，继承着晚唐作风，已经是各尽所长、登峰造极了。例如：韩熙载《夜宴图》，北宋赵佶《芙蓉锦鸡图》（浅红色的芙蓉花，衬着五色绚烂的锦鸡），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染天染水，用两面着色法施用大青大绿两面着色）等。在翰林图画院的人们，对于颜料的选择、研漂和使用，真可称赞他们是百花齐放。去年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展出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经过这么多年，它仍那样鲜明朗爽，这正是画院中人使用颜色的佳作。

五代北宋，在彩色画方面是继承着中唐晚唐的作风。道释人物画逐渐衰退，花鸟山水画逐渐发展。同时还注重笔墨，提出画面上的“高韵”和“气骨”（见《宣和画谱》）。五代如赵干的《江行初雪图》，北宋如李公麟的《五马图》，文同的《墨竹图》，赵佶的《写生珍禽图》等（均有印本），不但使用着各种线描，并还用墨彩敷染出经过提炼的具体形象。到了南宋，水墨画更加发展，而用墨线描出物象再加以墨彩渲染的白描画，也更加为人所重视。如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所藏的《百花图卷》与赵子固《水仙卷》（有印本）即是由晚唐粉本（稿本），经过李公麟的白描而发展下来的。

元朝（1206—1368）画风改变，所谓“高人逸士”的水墨画大行，大青绿、重着色的绘画，被那些文人墨客斥作“院体”，不加重视。所以在这九十年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位施用色彩的画家，但其中还有些是淡着色的。这时李珩（1318年前后）在竹谱里说了几段使用颜料的方法，以及元代饶自然在他所作的“绘宗十二忌”里所叙述的，都是主张使用颜料要清淡要淡雅。又汤垕著的《画诀》里说到“世俗论画，必曰画有十三科”。陶宗仪（元末明初人）在他著的《辍耕录》里，记载着绘画十三科，最末一科是“雕青嵌绿”。我们由《隋书·经济志》《唐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几类，到宋代绘画的“十门”，再看到元代的“十三科”，尽管所谓士大夫阶级提倡水墨画，提倡淡雅，但是人民所喜爱的“雕青嵌绿”，反而鲜明地列入了第十三科。这一科并且直到清末依然存在着。由这一点可以知道所谓世俗的，正是我们人民所重视的东西，所发展的东西。此时还有一篇专为“写像”（画人像传真）用的《采绘法》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记述，更可以看出中国画颜色的发展。

我们试看一下敦煌的壁画，那完全是民间画工的手笔。北魏、东西魏这些南北朝时代的北朝壁画，在用色上说，可称是清新雄健，使人见了会觉得山野之气胜。隋唐时代的壁画，色彩趋于繁华富丽，浓艳俊逸，使人感觉活力充沛。五代两宋，学步晚唐，偏重青绿，色调感觉呆滞。以后则是陈陈相因，在色彩上很少创作的格调。那时只有安西万佛峡榆林窟西夏的壁画，色彩上还有些朴野的风格。以上仅据莫高窟榆林窟说明各代民间画工色调的特征。

敦煌莫高窟所使用的颜色，根据夏鼐先生引所搜集到的研究材料中说：“共有下列十一种原料：烟炱、高岭土、赭石、石青、石绿、珠砂、铅粉、铅丹、靛青、栀黄、红花（胭脂）。前六种的制法较简单，只要碾成粉末，便可利用。后五种要经过比较复杂的制造过程。这表示我国当时人民已经利用优良的技术制造颜料。并且这十一种原料，大多不是敦煌的土产。即在今日的敦煌，也不容易全部弄到。”（见《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五期，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出版）作者完全同意夏鼐先生的看法。不过在具体使用时仅仅碾成粉末还是不够的。

兹将这十一种颜料试作进一步的说明：

一、朱砂 内中有朱标和古代化学制成的银朱。

二、赭石 分棕、赭、铁三色。另外还有“红土”，魏代的壁画上大量使用。

文同 《墨竹图》

三、红花（胭脂） 胭脂的成分，有红花、茜草根，还有紫铆，不都是红花。

四、铅丹 即黄丹，又叫漳丹，壁画上有深浅二色。

五、栀黄 敦煌壁画凡是单独使用黄色的，不一定都是栀黄，也有石黄。栀黄大都是合靛青、合石绿同时使用的。如：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107 窟（伯希和编号050）晚唐母女供养像的衣裳，即是用石黄所画，石黄忌与铅粉合用。她们衣裳的“白地子”，更不是铅粉，而是高岭土。

六、石青 敦煌壁画的青色，有七样深淡明暗不同的颜色。北魏有一种深蓝，更不知是叫什么石青。

七、靛青 即蓝淀。取其精华叫花青。

八、石绿 敦煌壁画的绿色，有深浅不同的五种。内中铜绿一种，是古代用化学方法制成的。

九、铅粉 内中大部分是“高岭土”和白垩。合银朱铅丹变成黑色的是铜粉，也有白垩。

十、高岭土 又叫瓷土，产安徽祁门的最好。

十一、烟炱 有松烟、灯烟、灶烟原质上的不同。

以上列举的十一种原料，对全部敦煌壁画施用颜色的研究来说，是很不够全面的。尤其遗漏了最重要的一种，自古以来被大量使用的红土——红矾土。

明代（1368—1644）建国，就按照宋代的制度，没立了翰林图画院。目前承蒙着文人画的发畏，我们只看明初的边文进戴进，明中叶的吕纪、仇英等，他们都是善于运用颜色的能手，但都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万历十八年（1590）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述说了几种颜料，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里，也叙述了几种颜料，但都不是记载中国画颜色的专书，至于明代套版印刷所使用的颜色，却都是画中国画所使用的颜色。

由明到清代（1616—1911），绘画颜色有了发展，无论是丝（缂丝）绣，是漆器瓷器、是衣袖、是鞋面、是年画、灯画、彩画、版画等，都创造出这一时代的色彩风格。同时还刊行了几部记载有关颜色的书，如1756 年邹一桂的《小山画谱》刊行，1797 年迮朗的《绘事琐言》的刊行，都有篇幅详细地叙述了中国画颜色的选择、研漂、处理、施用等等的方法。尽管当时的士大夫阶级提倡水墨淡着色，但是中国画中重视颜色的传统，在鸦片战争以前，仍然是蓬勃地发展着。

基于上述的情况，中国画颜色的选择研漂使用，一直掌握在各个画家手里（包括民间画工在内），并不公开，尤其是画院的画家们。直到清初，随着让会的发展，才或多或少地把它公开刊行起来。这时外来的颜色，也开始被吸收使用起来。对于中国绘画颜色传统来说，这当然又是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更加丰富与发展的时期。

二、吸取外来的颜色加工精制

西域和其他国外的颜料。如马来半岛的藤黄，中亚细亚的回青（回纥）沙绿，西藏印度的大青等等。在早原由西北输入中国，后来也从海上大量入口。还有许多来到中国的画家也使用了外国颜料，这些外国画家像唐朝的尉迟乙僧、宋朝的利帝利、明朝的利玛窦等，对中国绘画都有所贡献。1707 年以后，意大利画家郎世宁来中国，他使用着中国颜料，学习中国画的方法。“西洋红”是在1582 年以后被使用的（曾鲸画像用西洋红）。西洋红对于画花卉方面，由于加工精制，一直到现在，起了很大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化学颜料渐渐大量地入口，到了咸丰初年（1851 以后），洋蓝（德国制）、洋绿（鸡牌商标，德国制）、洋红（这洋红有日本制的，英国德国制的，种类很多）普遍使用在染织、建筑彩画和民间画工的绘画上。原因是价钱低，效果好，使用方便。这样，首先就打垮种蓝业，制淀业，其次是种红花、茜草各业。“洋蓝面”“鸡牌绿”在建筑彩画上，也代替了石青石绿。到了公元1920 年前后，民间绘画如年画之类的，也全部使用洋红洋绿（又叫品红品绿）。中国画家们除了能自制颜料的外，市上所买的花青，也已不是蓝淀而是普蓝制成的了。胭脂饼在这时已很难找到。用为妇女妆饰的化妆品都是外国货。那时只就这方面来说已十足地暴露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现象。

三 、现在制售的中国画颜色

由于明末清初刊行几部述说中国画颜色的画谱画传，在乾隆初年江苏苏州就开设了一家专制中国画颜色的店铺，那就是直到现在还开设着的姜思序堂。它最初设在江苏苏州的吴暑东进士第内。后来推广到苏州阊门内部亭桥，现在是阊门东中市三十二号。它所制售的颜料，在初期，选择很精，研漂很细。

它又把颜料兑入胶水，制成了膏。使用时，只兑些水，使它溶化，就可应用，非常方便。另外，如石青石绿朱砂等，则是漂制成了细粉末，用时只兑些胶水就可以。西洋红还要装入小的玻璃瓶，瓶内装入将及一分重的西洋红。已兑好胶的颜色叫作“膏”，如花青膏、赭石膏、洋红膏、胭脂膏之类。在膏中还分“轻胶”或是“天”字等名目。因制作情细，所以能够销行全国。但近年来的花青膏似已变了质，不好用，且发臭味。在北京自1911 年后，有了能制石青石绿的。石绿在选料方面，比姜思序堂精一些，研漂则是彼此差不多；北京制售的蛤粉，既不变色，又比铅粉锌白更白。这种粉是明代以后很少能制和能用的。

中国画的颜色．对于原料要选择，制起来又非常麻烦，有人制售，对画家来说是一种方便；不过，中国画家们如果不明白中国画颜色的选择、研漂、提炼的方法，仅凭制售的拿来使用，在工细的彩色画来说那就很难做到鲜艳明快、经久不变了。

总之，我们由中国画发展的情况，在晋魏以前，是用单色的矿物质为主单色的植物质为辅。经过不断的创造和改进，在隋唐以来，用植物质、化学制和矿物质掺和着使用。如胭脂染在朱砂上，更红一些，蓝淀上敷染朱砂，更紫一些，石绿上罩些藤黄，变作嫩绿，铅粉上用胭脂淡染，便成粉红色……颜色随着所描绘的事物而敷染，这就是矿植互用产生了“间色”“再间色”。由是几经创造，矿与矿合、植与植合，化学的与化学的合（如银朱或漳丹与铅粉合，便成为肉色）。不但是单色间色互用，而且是表里衬托。这样的发展，到了宋代，画一朵牡丹，除了背面衬托，还要经过“三矾八染”（见唐《六如画谱》所引）。就是说：先染一次作底子，上一道淡矾水，再染三次，再上淡矾水，最后染到八次，色彩已足，“若闻香气”，再上一次矾水，这样就保持了它永不变色。元代以来，文人水墨画渐兴，画家对于颜色的研究，只有画院中人还掌握着制作施用的方法。清代中叶，有了专门制售中国画颜色的姜思序堂颜料铺，这不能不说是便利了一般的国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