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藏印概论（一）

陈 浩

鉴藏印概论（一）

陈 浩

鉴藏印是一种特定功用的印章类型。

引言

在中国数千年的印章发展史上，鉴藏印作为一种有特定功用的印章类型,曾经对篆刻乃至书画艺术等方面的发展都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深刻影响。这种最初发轫于皇帝御府书画赏鉴、收藏活动的印章，后来因民间私家鉴印的广泛流播而真正得到了发展兴盛。它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印章由实用而向艺术性方面的转化，而它的这种功用的特殊性和容纳范围的广泛性是其他任何一种印章类型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鉴藏印是在实用印章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与先前那种印章的原始类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我们在叙述它的时候不能不把目光投注到鉴藏印自身发生发展的这一段历史上来，以便从中获得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

图1 “贞观”联珠印

唐五代鉴藏印

鉴藏印，按其作用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书画赏鉴、审定或收藏的印章，往往刻有“某某书画记”“某某珍藏书画印”“某某平生珍赏”之类的内容。另一类是专用于图书典籍的赏鉴、收藏的印章，其基本格式往往为“某某藏书印”“某某图书之记”“某某图籍印”等。从时间上看，前者的出现和流行早于后者。

据唐代窦臮所撰的《述书赋》记载，东晋仆射周有一枚“古小雌文（即白文）”鉴藏印，这是古文献中最早提到用于鉴藏的印章，可惜实例已无从查考。

图2 “开元”鉴藏印

在古书画的鉴藏上用印且有实例为证的大约起始于唐代。如唐太宗李世民曾自书“贞观”（图1）二字刻成一方联珠印钤在经他鉴赏过的历代书法、绘画作品上。之后唐玄宗也有“开元”（图2）朱文长方印用于书画的鉴藏。这些印例都可以从传世的历代法帖和其他有关文献资料中见到。虽然它们都只是一个年号而没有标明用于鉴藏，但实际上已具备了鉴藏的性质。

图3 “弘文之印”鉴藏印

由于当时高层统治者的这种对书画赏鉴的雅好和推崇，使这种在书画鉴赏时加盖印记的风气渐渐流行起来。除前面提到的两方印外，官方的鉴藏印如“弘文之印”（图3）“翰林之印”“秘阁”“集贤”印等，代表私人收藏赏鉴的如“窦臮”“窦蒙审定”，张怀瓘的“张氏永保”，刘绎的“彭城侯书画印”和王涯的“永存珍秘”等。虽然这些印章绝大部分现在已很难再见到，但完全可推想出当年书画的鉴赏收藏用印已蔚成风气。宋、元、明、清各代承袭了这种风气并且从内容到形式上加以丰富充实，尤以明清两代益见兴盛，一直繁衍发展至今。因此传世的这两方唐时的帝王印记——“贞观”和“开元”二章，可以看作是历代书画鉴赏收藏印的滥觞。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代帝王，既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同时也不乏艺术家的修养，喜好书画并精于鉴赏。在他的《论书》《笔法诀》等几篇有关书法的论述中，对王羲之以及其他一些书家都发表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尤其推崇王羲之书法，视为“尽善尽美”，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王羲之作为一代书圣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他用行书写成的碑文《温泉铭》开了历代行书入碑的先河。这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帝王书法家，本身具有很高的艺术素养。明乎此，他亲自书写“贞观”年号刻印并钤于书画作品上，我们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从印面这二字的艺术处理上，也完全可以看出是文人学士所为。线条工稳精细，分布匀整，既有汉印的风范，更多的是较好地体现了小篆线条的流走自然。以萧疏为体，然而丝毫不见松散，是这方印的可贵之处。

唐玄宗也应该算是一位帝王书家，传世墨迹中以《鹡鸰颂》一篇最为著名。清《吴氏书画记》卷三中说他“书法雄秀，结构丰丽”，足以证明他的书法功底。跟“贞观”印相比，“开元”朱文小印则别是一番景象，不再讲究匀整端庄，却显得十分率意，分布上也是随字赋形，“开”字紧接其下，仅占三分之一。虽然二字大小相差悬殊，整体却是统一的。

如果说“贞观”印的那种端庄雅丽的风格象征着盛唐气象的有次序和礼仪之感的话，“开元”印则似乎可以代表了一种文人游戏般的漫不尽心，追求的是一种野逸之趣。

这一时期的官印正朝着“大”“宽”“满”方面发展，印文大多折叠盘绕，但私印方面似还没有受这方面太大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期由宰相李泌首创以书斋名“端居室”（图4）三字入印，从而成为历代文人书室斋馆印的鼻祖。加之书画鉴藏印的风行，无疑对以后图书鉴藏印的产生和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

印章由原先的持以为信的作用发展到书画鉴藏之用，是印章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它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开始自觉地把印章与书画艺术相联系，也使这类印章在历代官、私印以外自成体系，在中国印学发展史上分化出一条支脉，别开生面。尽管当时并没有像后来明清时期的篆刻家们那样有开宗立派的建树，但客观上对后世文人书画印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图4 “端居室”书斋印

图5 建业文房之印

图6 眉阳苏轼

图7 东坡居士

图8 赵郡苏氏

图9 东蜀文氏

图10 米黻之印

图11 米芾之印

图12 楚国米芾

五代时期，南唐国主李昪（888—943）是一位精于赏鉴同时对字画图书富有收藏的人。他收藏的书画充满了御府。据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钤在李氏收藏品中的印鉴有“内殿图书”“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印”“集贤殿书院印”和“集贤院御书印”等。其中尤以“建业文房之印”（图5）为最著名。但据徐邦达考证此印并非南唐印之真迹（见徐邦达《略论唐宋书画赏所钤的公私印记》）。罗福颐《古玺印概论》也将此印列为“摹本”，看来原物无从查考。尽管如此，我们从现存摹印来观察，仍可以得出这样两点启示。一、随着封泥印制的逐渐废除和绢纸的通行，印章一般钤盖于纸上，因此改白文为朱文，而且形式规格增大，这与唐五代的官印制度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二、在文字的使用上，以小篆为基础，增加笔画的屈曲盘绕意味，成为一种新的印章范式，也为以后宋元时期九叠文的盛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又据宋代米芾《书史》列举的五代赏鉴官私印例，除以上几方印之外，还有李后主“清辉”小印和“钱氏忠孝之家”“钱氏书堂”等印。这些见之于古文献的官私印记，为唐宋两代之后即五代鉴藏印史填补了一段空白。

两宋鉴藏印

宋代的鉴藏印，较之唐五代初盛期有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其一，鉴藏印持有者阶层的扩大。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所列唐代鉴藏印的所有者多为皇帝或达官贵人。从唐太宗“贞观”印到相国李泌的“邺侯图书刻章”乃至张氏的祖父相国高平公的“鹊瑞”联珠印，大多属于这一类人物所有。偶尔也有书画家如钟绍京和韩滉、周昉的姓名小印等。至宋代除了皇帝的年号“大观”“宣和”“政和”以外，更多的却是一批文人画士的鉴藏印，如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六一居士”印，苏轼的“眉阳苏轼”（图6）、“东坡居士”（图7）、“赵郡苏氏”（图8），画家文同的“东蜀文氏”（图9）等。书画家兼鉴赏家的米芾更是置备了一整套的鉴藏印记，如“米黻之印”（图10）、“米芾之印”（图11）、“楚国米芾”（图12）、“米姓之印”（图13）、“祝融之后”（图14）等五枚印，专门用于书画鉴赏收藏之用。这种现象在米氏之前是绝无仅有的，宋代鉴藏印风行于文人画士中由此可见一斑。

图13 米姓之印

图14 祝融之后

图15 四代相印

图16 云壑主人

图17 秋壑图书

图18 “御书”葫芦印

图19 下双龙圆印

图20 “宣和”联珠印

图22 大观

图23 “宣和”长方印

图24 “政和”联珠印

其二，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鉴藏印的发展。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把历史研究的范围，从古典文献扩大到古金石器物，“抉剔幽隐，考核旧闻”。在史学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园地。这种金石考古的风气，对文人书画赏鉴用印不能说是没有影响。

其三，宋人鉴藏印从内容到形式上的丰富多样，也是鉴藏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如鉴藏印在唐代以“贞观”年号开始，以后又出现了以鉴藏者的姓名和官职为题的印章，如“窦蒙审定”“邺侯图书刻章”“彭城侯书画记”等。至宋代，由于宋徽宗、宋高宗等皇帝兼艺术家的提倡，鉴藏印记无论在官私印方面都较前代更为兴盛。官印方面，除“宣和”“政和”等年号印外，还出现了皇帝内府鉴藏用印“内府书印”“绍兴内府”和“宣徽两院使”等印。私印方面更是名目繁多。如以职官入印的李建中“翰林之印”，苏舜钦的“四代相印”（图15）；以姓名入印的“赵明诚印章”；以字号斋室入印的有吴琚的“云壑主人”（图16），贾似道的“秋壑图书”（图17）和米芾的“宝晋书印”等，更值得注意的是鉴藏印中开始出现以文人诗文闲语入印的现象。如米芾《史书》中列举有“笔精墨妙”印，贾似道有一方“贤者而后乐此”的印章。这些印章的出现，都表明鉴藏印内容方面的扩大。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年号姓名之类，而显示出越来越艺术化的倾向。而以诗文闲语入印，尽管在当初或许是文人的“偶一为之”，在鉴藏印中并不普遍，但为后来明清时闲章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唐玄宗李隆基《鹡鸰颂》上有“开元”印

其四，宋代鉴藏印的发展还表现在鉴藏印使用方面的讲究。如作为皇帝内府的鉴藏用印，宋徽宗时就已经有明确固定的格式，其序列为：1．“御书”葫芦印（图18）；2．上双龙方印（用于绘画上）；3．下双龙圆印（图19）（用于书法上）；4．“宣和”联珠印（图20）；5．“政和”（图21）印（有时改用“重和”或“大观”，图22）；6．“宣和”长方印（图23）；7．“政和”联珠印（图24）；8．“内府图书之印”（九叠文大印，图25，见徐邦达《略论唐宋书画赏所钤的公私印记》）。这种明确而固定的用印格式，既体现了皇帝内府在书画鉴藏上的皇家气派，同时也表明了作为官方的鉴藏印正逐步由随意钤盖而走向程式化。这种定式今天看来或许过于繁琐，但对我们研究鉴藏印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依据，同时也给了书画作品考辨真伪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一些喜欢在书画上作伪的好事之徒，若稍不经意便往往会在这方面露出破绽，授人以柄。

图25 内府图书之印

宋代的鉴藏印，无论从内容和形式及艺术风格上，在官私印而言，内容上除有上述的一些特点以外，形式规格上以朱文入印为主，有的甚至直径达数寸见方，如宋徽宗的“内府图书之印”，也夹杂一些小型多样的，如“宣和”联珠印、“宣和”长方印、“大观”葫芦印，此外还有“双龙”圆印等，形式上较前代更为丰富。

大印的形式，在隋唐时开始形成，到宋代则益见普遍。由于形式的增大，印面容易出现虚空有余、充实不足的毛病。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文字处理上通常采用屈曲延伸、折叠盘绕的办法，这在唐代官印及五代李氏的“建业文房之印”中已十分明显。如果说对某些笔画作适当的延伸或盘绕处理，确能起到调节虚实、使印之紧凑茂密来求得全局的统一，可以增加美感的作用，但一味讲求折叠就容易落入形式化的藩篱之中。而宋时的官印有许多是把这种折叠盘回的风气加以强化了的，有的甚至将笔画纯粹以一种简单的折叠方式来处理。大概是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严，只注重于“平满充实”，缺少虚实对比和空灵感，手法上又一再是简单的重复，往往给人一种沉闷、刻板的感觉。

如果我们以宋代的另一枚官方鉴藏印——宋高宗赵构的“内府书印”（图26）与前印相比较，观感就大不一样。同是屈曲盘回的叠文，但此印的笔画凡折处都以圆转带过，线条丰润而流动，匀齐中有虚实，间隔匀称但又各有轻重。布局上虽然“书”字所占位置大而“印”字小，却能做到浑然一体，非常和谐。加之笔画的展舒得体，起落呼应，宛如有“吴带当风”之感。大概是由于此印年代久远的缘故，印的笔画有多处残损，这未必是当时人工所为，但线条的若断若连却平添了几分空灵和朦胧之美。整个印面刚健中含婀娜、工稳中又不见板滞，称得上是宋代官家鉴藏印中一方不可多得的佳构。

图26 内府书印

图27 公谨父

图28 齐周氏

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上有“内府书印”

宋代鉴藏印的另一方面，是文人参与鉴藏的风气相当活跃，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如当时的一些称名于世的大文学家、书画家、金石考据家，如欧阳修、苏轼、文与可、米芾、姜夔、辛弃疾、周密、吴琚等人都有鉴藏印或置备私印之雅好。这些人当中，有些以字号入印，有的以拆字法入印，有的姓名用典，有的用词文入印，不一而足。宋代的鉴藏印在当时这样一批文人画士的参与下，不仅大大地增添了鉴藏印题材内容的丰富性，也使私家鉴藏印比之官鉴印更带有文人气息，从而促使其向艺术化方面发展。

假如我们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就不难发现宋人鉴藏印的另一显著特点——艺术品类的丰富性。尽管这时期的官印由于过分的强调“大”而“满”，加之印文的屈曲盘叠已开始显露出冗繁刻板的倾向，但几方作为皇帝年号的小印还是颇具质朴灵巧特色的。尤其是宋徽宗及宋高宗常常以一“号”多印的形式出现在同一幅书画之中，而且形式风格上也往往互成对比，绝无雷同，比之早先唐代的“贞观”“开元”等印单用的形式来得更丰富多变也更有趣味性了。而私印方面，文人画士们似乎比皇帝来得更轻松活泼些，因此在用印上除了内容的别出心裁以外，形式及手法上也是有意无意地显露出各自的天性诸趣。

图29 似道

图30 秋壑珍玩

著有《云烟过眼录》的周密，是一位于书画颇有鉴赏力的人物。他常用的二印“公谨父”（图27）和“齐周氏”（图28）取法汉凿印风貌，布置上一任大小错落，但正斜欹侧呼应有致，线条在充分体现笔意的基础上似乎还可见刻凿之猛利峻爽。二印以其法度谨严而古厚可爱使人不能不肃然起敬。若以宋代古印制的成功而论，周密的这两方印可视为是代表作。南宋权相贾似道尽管政治上没什么可取之处，但他在书画的收藏方面，倒是颇费过一番苦心的。他的几枚常用的鉴藏印中，既有折叠盘回的“秋壑图书”，也有仿古玺印式的“似道”（图29），据说他的另一枚鉴藏印“贤者而后乐此”从此开创了闲章的风气，为世人所乐道。“秋壑珍玩”（图30）印是贾氏的常用印之一，相对其他几枚印而言，这方印的工稳端庄显得别具一格。四字所占地位相等，空间疏密匀称，笔画的起收处都是圆起圆收，更增添了圆润顺畅的笔意、整个印面于平稳安详之中显示出舒展自如、落落大方的风格。

米芾，是宋代鉴藏印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既是书画家又是收藏家，《宋史》本传称“米芾精于鉴裁”，而米氏平生也以此自负。由于精于赏鉴，自然用印也特别讲究。据说米芾自己拥有一百多方书画用印，有姓名印、审定真迹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赏印、米芾秘箧印、宝晋书印、米姓翰墨印、鉴定法书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印，以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绝品。玉印惟著于书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以鉴藏印来区分书画的等级，明确各种鉴藏印的功用，实在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创举，这一做法无疑大大地强化了鉴藏印在书画赏鉴中所起的作用，为鉴藏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果我们以传世的几枚米芾用印来考察，就不难发现有风格迥异的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唐宋官印为范式，文字多采用屈曲盘绕的九叠文，但不似官印那样刻板沉闷。另一类则以朱文细边为主但文字印面大都粗拙率意，如“米芾”（图31）、“米芾之印”（图32）等印。因为唐宋以来印章所用材料都以铜、金、玉、银和象牙居多，质地坚硬不便雕凿，所以刻印都有专门的工匠，文人只是写印稿而已，这种文人篆印的习气至宋代更盛，米芾自己也常常为人书篆印稿。《史书》中曾提到米芾应请为人书篆印稿的事。由于熟悉印稿写篆，又常常怀疑是米芾自刻印。或许文人自刻印当以此为结？总之，米芾的这几枚鉴藏印也非等闲之物。

从宋徽宗、高宗的一印多种和欧阳修、苏轼等文人私家鉴藏印的丰富多样，到米芾、贾似道的以鉴印区别书画的品第等级，我们看到了宋代一个鉴藏印使用发展的全盛时期。正是由于宋人的这种开拓和创造，实现了印章由原先表征信的实用性而向艺术性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化始于唐代，至宋代则变得更加完善，而这一切都是凭借鉴藏印这一特有的印章形式得以发展演化的。因此鉴藏印在印章由实用性发展为艺术性的转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宋代的鉴藏印从文字内容到艺术表现等方面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图31 米芾

图32 米芾之印